一日重生_米奇·阿尔博姆_TXT小说天堂.txt

 一日重生序
    小说笔调流畅且深刻，那些记忆的画面既喜悦又悲伤。倘若你失去了双亲，那些字词将加倍地令人悲伤。但鸡仔被赋予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懂得，当某些人住进了你的心里，他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地离开，即使在不可能的时间里，他们也能够回到你身边。鸡仔拥有闻所未闻的难得机会，可以与他过世的母亲再共度一天，有机会问一下一直以来困扰他的事情，至少弄清楚父亲离开的原因以及其它诸多问题。这是如何发生的？或许只是又一个鬼故事，或是一段讲给无信仰者的宗教经历？小说的结尾处，当我意识到是谁在说这个故事时，不禁泪如泉涌。 
    按照陈规来理解：儿子容易把母亲视作当然而漠然对待，当意识到她为他所作的牺牲时，早就为时已晚。这种情况多么常见，实际上，我打算把这本书给我成年的儿子。说真的，除了用听起来像小学读书报告的口吻，我不知道该如何恰当地评价米奇?阿尔博姆的书——“我喜欢它，它很好。”对我来说，阿尔博姆的故事照例激起我的感情，就让我们正视它吧。 
    如果你有机会，仅仅只有一次机会，回到过去，改正生活中的错误，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你有能力去承受它吗？米奇?阿尔博姆的《一日重生》是一本有关机遇的书，它使你坚信母爱的恒久力量。这本书会使你在说什么或做什么之前先想一想，它会让你思考人生及生命中的一切。 
    导读
    晚上，偏卧着开始读这本书，泪水渐渐注满了一侧的耳涡。 
    这本书适合什么人读？ 
    作者曾说，他确信：几乎每一个人，不管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快乐，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小小的地方，那块地方装着自己深爱的已经故去的亲人，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逢。 
    第二是适合有过种种不幸遭遇的人阅读。本书中的主人公实在是够黯淡倒霉的：单亲家庭，几乎一事无成，酗酒，离婚，母亲临去世前他还在撒谎，唯一的女儿连结婚都不愿告诉他，他最后决定自杀……也许我们无法把悲惨量化，评出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但他不是个成功人士这一点似无疑义。然而主人公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幡然改变。他和妈妈的灵魂重逢之后的岁月里，重打鼓另开张创出新高。他和女儿修补了关系，和前妻变成了朋友，经常组织棒球比赛，坚持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心满意足地对别人说：“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满意的，那个点石成金的转折点就是本书中描绘的重逢之日。 
    重逢之日就是这样有魅力。作者说：“用一天的时候，和你所爱的人共同度过，一天就能改变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第三类适合读此书的人，可能就是希翼改变并力图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更美好的人。 
    当我们越来越富裕之后，快乐和美好并没有像买一赠一的面包圈那样同步进入我们的篮子。甚至更糟糕的是，食可果腹衣可蔽体的物质进步，反倒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再无法用简单的增加物质保障的方法让自己快乐，只有尝试挖掘更深的源泉和更广阔的水域，才有可能拥抱幸福。这本书为有志于此道的人刈出一条清风徐徐的小径——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兴趣，爱你的工作，爱你的生命。 
    走下去，通往天堂。 
    毕淑敏 
    2007-3-17
 让心开出花朵
    我们无法证明神的存在，神始终存在。 
    查尔斯，一个退役棒球运动员，一个落魄潦倒的中年男人。在他脸上，被生活弄得鼻青眼肿已经彻底绝望的人可以看到自己。他在寒夜里跌跌撞撞地举起酒杯，朝着没有人的大街致敬。酒在他体内发出孤独的声响。容颜污秽的他是人们眼里的累赘与瘟神，包括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她举办婚礼时故意遗忘了作为父亲的查尔斯，事后只寄来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 
    生活抛弃了我们，我们是否要去抛弃生活？没有了眼泪的查尔斯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渴望能回到上帝的怀抱。车子冲向一辆大卡车，“眼前飘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青草以及雷鸣般的巨响”，肉身在此境与彼岸之间徘徊。然后，他突然看见了多年前死去的母亲。这是一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神出现了，说：让辞世已久的母亲，陪你再过一天。但只有一天。你是否愿意？ 
    查尔斯点下头。母亲，或者说是母亲的幽灵，引领着他重新回到过去。 
    “妈妈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是你的儿子。这是一句废话，可我愿意把这句废话重复一千次，一万次。”时间之河漫漫而下，记忆之礁自河深处凸现，像一块块午后被阳光晒得松软的小甜糕。 
    母亲过世后，查尔斯曾列出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母亲为他挺身而出的事情，比如在他五岁那年，因为害怕一条咆哮着的恶狗，母亲赶来学狗叫，吓走恶狗；另一张单子上列着他没有为母亲挺身而出的事情，比如母亲与父亲离婚后，送他上学，在校门口准备与他吻别时，他选择了拒绝。 
    查尔斯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回顾着昔日岁月。那些为他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是一瓣瓣花苞，渐吐出丝丝缕缕的清香。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才最值得我们珍惜？ 
    名利等等，是一只兔子。我们追着兔子跑，兔子追着自己的尾巴跑。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多。记住别人的好，忘掉别人的不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坚强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它与科学无关，与心灵有关。 
    母亲没有这样直接说，但她是这样做的。父亲以一种不可原谅的方式背叛她后，她没有被击倒，带着查尔斯与查尔斯的妹妹勇敢生活在人们异样的视线下——当修女们把食物塞给查尔斯，母亲骄傲地说，“我们不需要施舍”。她幽默，热情，积极。她工作过的地方至今还挂着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带着大耳环……这一日终于过去。母亲消失了。查尔斯在这一天里的感悟，要比他过去的大半生还要多。他不再酗酒，重返生活本身。 
    这是一本让人鼻子发酸的书。它不伟大，不壮观，不波澜起伏。它不是长江黄河戈壁沙漠，更不是那扶摇直上不知几万万里的鲲之翅翼。它所述说的无非是那些我们都拥有过的点点滴滴，以及我们对母亲的思念。 
    每个想念母亲的孩子都应该读这本书。每个试图理解生活本质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打开书页，这些温馨的文字会唱歌，让我们的心在纷芸尘世中开出花朵。 
    黄孝阳
 《一日重生》相关资料
    妈妈的故事，是所有故事的起点
    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母亲都会去世，从这点上说，这本书已然拥有打动每个人的本质。追忆母亲的小说可以有很多种，直接描绘母亲幽灵的，却很少，从这点上说，这本书又非常怪异，仿佛骨子里缺乏确凿度。但我知道，在自己泪湿眼眶的时候，是因为想到了自己那去世的母亲，是因为每个人心中必有的依恋被钩沉了起来。我可以不去管鸡仔的故事，看过就忘（别人的人生，怎么记都是枉然），但我太明白那种人生低谷时的脆弱——成年人历尽沧桑，仿佛只为了得到失败，退归无助孩童的心底，却已经找不到可供依偎的妈妈。 
    故事的线索非常简单：无论怎么看都只能被称为loser的鸡仔查尔斯?贝纳特，在自杀后的昏迷时刻见到去世已久的母亲，并共度了一天，之后醒来，重返人间，并清晰地记得这份在生死界中重续的母子情。但故事的感人并非仅止于此，还在于自毁的儿子对人生的绝望之外，积压了太多对母亲的愧疚。生死界中稀疏平常的一天，鸡仔并没有意识到是母亲最后一次挺身而出拯救爱子，鸡仔只是心酸地想起，曾有那么多该道歉、该深悔、该讲明的事情没来得及对母亲说。 
    童年时的某天，妈妈在早餐时突然变得憔悴，爸爸一去不归，离异后的单身母亲顶着外界的风言风语努力工作、养活全家。而与此同时，鸡仔却背着母亲，走上父亲一手策划的棒球生涯，不惜放弃母亲含辛茹苦、期待万分的大学学业，可惜球场不仅信仰实力、倒更需要时运，鸡仔的棒球梦很快就破灭了，辉煌转瞬即逝，短促得不比一杯咖啡的时间长，虽然他没有犯错、一直很努力。棒球是维系他和父亲的唯一纽带，自此他的人生堕入低谷，投资失败，从商失败，最终只能去当销售员。人生经不得自暴自弃，但最经不得的，恐怕是泥沼里挣扎，硬要把梦想的影子当救命稻草去抓。就在母亲79岁生日那天，鸡仔接到长久未联系的父亲的电话，让他去参加一场老球星表演赛，也许会因此博得一个教练、或助理、或任何一个和棒球有关的职位。鸡仔对母亲撒了谎，飞奔球场，除了得到酷似羞辱的冷遇，还有母亲猝然去世的噩耗。 
    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天，鸡仔等于失去了一切，父亲彻底放弃了他，母亲彻底消失了，他的梦想、自信和自尊在黯淡冷清的球场上灰飞烟灭，安全感、甚至最基本的安心无愧也都随母亲入了土。之后的人生节节败退，妻子离去，连爱女的结婚仪式都没有邀请他参加——因为他是个不给人面子的酒鬼老子。 
    自毁的方式有慢性的、也有速成的，鸡仔双管齐下，只求个了结。白发苍苍、一脸慈祥的母亲幽灵却对此只字不提，只和他吃早餐、喝茶、再一起去为家乡小镇上的老熟人们做临终美发美容，分明是天使。过往的细节一点点浮现出来：桌上的刻字、爸爸强求的意大利面、曾有的钟点工太太、母亲送他去大学宿舍时的激动、以及他给过母亲的无数次尴尬和拒绝……母子之间会有多少往事？无外乎衣食住行、学业、家事，但这个故事似乎要老土地重申：最普通的小事在回忆里也会最温馨、也会最伤人，可当你学会像成年人、像外人那样审视它们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鸡仔在短促的一天里，终于明白了母亲怎样供自己读的大学、母亲怎样断然而有尊严地拒绝了父亲。鸡仔这才知道，自己要了断的这个生命，其实并不只是自己的。我们所见万事万物都会有起因，只是我们活得太匆忙，没办法搞明白，正如鸡仔小时候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父亲责怪母亲的意大利面不好吃，背后的真相是另一个意大利女人。要想追踪鸡仔自杀的起源，到底是自暴自弃、时运不济？还是那缺席的父亲呢？母亲要鸡仔原谅自己，而此时此刻，鸡仔要原谅的不是要求死的自己，而是多年来愧对母亲的那个自己——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呢。 
    在我看来，这并非母亲跨越生死界来救儿子重生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生命如何存在下来”的问题，从母亲开始，到自己的死亡、乃至自己的后代为止。团裹在这个故事中的家庭实质也是如此逼真，现实得让我们不得不感同身受。站在女人的立场去看，母亲也同样是个女人、一个男人的女人，当她遭遇人生低谷、爱人欺骗、经济危机、舆论无理的攻击和排斥……的时候，她又是怎样活到79岁的呢？她究竟错过了多少幸福、美貌、富足和悠闲，才成为一个担当天使职责的幽灵？又有谁的一生不是在笑着哭？ 
    鸡仔明白，这场如梦的经历，不是光光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是要“讲我妈妈的故事”——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故事之后，都还藏着一个妈妈的故事，因为妈妈的故事，是所有故事的起点”。 
    鸡仔不在乎别人是否相信这段奇遇，后来，在他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很多“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和“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除去姓名、地点等细节，我认为是颇具普遍性的一份“母子情谊书”。即便你不信这个故事、乃至不喜欢这个招牌畅销作者（著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等），这份列表本身就足以让你印象深刻，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在尝试自己列一份的起初就已热泪盈眶。
 一日重生午夜
    鸡仔的故事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醉如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 
    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挥发的过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了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22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一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发生后几个星期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信封上的落款，女儿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鸡仔不想活了(1)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穿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 
    “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 
    “鸡仔？” 
    “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 
    “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 
    “连个邀请都没有？” 
    “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 
    “我不知道……” 
    “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 
    “你在哪里？” 
    “我是瘟神？” 
    “别说了。” 
    “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 
    “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 
    “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 
    “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 
    “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 
    “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 
    “好吧。”我无力的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 
    “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24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 
    “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作为一个老资格酒鬼，我已经练出了一幅在酒醉后的正常嘴脸。我假装想了想。 
    “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另外一个小镇的名字，这才意识到已经错过了出口。我狠很的敲着汽车的仪表板，然后在公路中间就地来了个急转弯，逆向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就算有，我也顾不上了。看到那个出口近了，我猛踩油门。突然，一个坡道就出现了——可居然是一条进入式的，而不是出口坡道——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冲入坡道。那条坡道绕了好几个圈，我打足了方向盘，车子转着圈，急速下行。 
    突然，两股巨大的光束冲我直射过来，像两个大太阳，然后传来了卡车喇叭的轰鸣，接着是猛烈的撞击，我的车飞出护栏，重重落在地上，然后往下冲。到处是碎玻璃，啤酒罐飞来撞去，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车突然向后仰，让我的肚子压住了方向盘。不知怎么我拉开了车门把手。我记得眼前飘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青草，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有样东西从高处结结实实的砸在了地上。
 鸡仔不想活了(2)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辗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的，痛苦的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勇气不是那一刻我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 
    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需考虑了，我坚定的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闪过自责的念头：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曾有过童年。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的看着我 
    —— 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童年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我还看到了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和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死去多年的妈妈。 
    早晨
    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同时都是。”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带着我的棒球手套，他仍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玩到吃晚饭的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带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所以，我是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晴空无云、春天的早上。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倒得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侯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妈妈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现脑子里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糊涂的脑子看到的糊涂事情。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的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大。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好像是小小的，旋转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 
    早晨
    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河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1945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 
    —— 
    “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能结婚，上帝肯定没料到，所以产生很多罪恶，给生活添了许多波折。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 
    “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不停折腾。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孩子都以父母给设定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幅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爸爸在一旁看到了，小声而严厉的责备我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生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的脑海里，读书，上大学才是我的正途，只要走上这条路，人生自然会有很多机会。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睛，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 
    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图我们一笑。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 
    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一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她对我的爱，无边无尽。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后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却没有太多的要求呢？ 
    或许，我老爸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两者都是。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可能失去的那个。
 鸡仔回到老宅(1)
    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晨曦斜照过来，像是从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空地掷过来的球。我眯缝起眼睛。那是十月初，马路上街沿两旁已积起厚厚一层落叶——落叶比记忆中的厚——天上的云很密。我想，那些离家多年的人重返故乡，首先会注意到记忆中的那些树，它们看起来好像长得更高大了。 
    我们家离湖 —— 以及那个沙滩 —— 
    很近。妈妈死了以后，我和妹妹没有立即把房子卖掉，可能是希望房子升值吧。但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房子处理掉。 
    现在，我弯着腰，像个逃犯一样朝老家走去。我逃离了事故现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早该发现了我的车，那辆撞上来的大卡车，被撞坏的广告牌和手枪。我的身体又重，又疼，还流着血，人处于半麻木，半惶惑状态。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追捕我 
    —— 这就更坚定了我自杀的决心。 
    我跌跌撞撞，走上台阶，在一个花盆里找到了压在一块假石下的房门钥匙。（那是妹妹的主意。）我回头看看，什么都没有，没有警察，没有路人，也没有一辆来往的汽车。推开房门，我走了进去。 
    屋子里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点甜甜的，地毯清洗剂的味道，好像有人（难道是殡仪馆的殡葬师？）刚刚洗过地毯似的。我从门厅的衣柜和小时候常常被我们当作滑梯用的楼梯间穿过，走进厨房。厨房里的瓷砖地已经上了年头了，墙上挂着樱桃木的橱柜。我心神恍惚的拉开冰箱的门，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定是下意识的想去找酒喝。 
    我后退了一步。 
    冰箱里居然放了不少吃的。 
    有食品盒。有吃剩的意大利面条。脱脂牛奶。苹果汁。浆果酸奶。一刹那，我觉得该不是有人搬进来住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房子弃之不管所付出的代价。 
    我打开一扇橱门，里面有力顿茶，一瓶杉卡牌咖啡速溶粉。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有糖、莫顿盐、胡椒粉和色拉酱。我看到水槽里洗洁精的泡沫中浸着一个盘子。我很慢很慢拿起盘子，又放下，好像努力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 
    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 
    “查理？”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查理？”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我跑出了厨房，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 
    “查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躲在后门廊下，心跳的几乎喘不过气来。几秒钟前，我还缓缓拖着自己的身体，力不从心的站在冰箱前；几秒钟后，我的心却狂跳不已，觉得氧气不够。我的身体在颤抖。厨房的窗就在我背后，我却不敢回头看。我已经看到过了我死去的妈妈，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身体以前也受过伤，但这一次，我想我不仅身体伤了，脑子大概也坏掉了。 
    我呆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眼睛不敢离开眼前的草坪。小时候，我们把那叫做后院，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小片草地罢了。我想过要穿过后院，翻到邻家的院子里去。 
    然后门开了。 
    然后妈妈走了出来。 
    我妈妈。 
    就在那里。就在门廊下。 
    然后她转向我。 
    然后她对我说，“站在那里干吗呀？外面挺冷的。”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我是怎么迈出那一步的。那一步像是让我从地球上跌了出去。如果你看到的事情和理智告诉你的不相符，那么你就得决定相信什么。我看到了我妈妈，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查理？”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 
    是我的幻觉吗？我应该朝着她走过去吗？她会不会像一个肥皂泡那样消失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四肢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好像是别人似的。 
    “查理？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浑身都是伤？” 
    早晨
    鸡仔回到老宅(2)
    她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白色的外套——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算是清晨刚刚起床——她看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模样差不多。那次看她是为了她79岁的生日，她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那是一件生日礼物。她慢慢抬起手，用眼睛示意我走进她。我不知道，她的眼镜，皮肤，头发，开门的动作。那是个熟悉的动作，以前我不小心把网球仍到屋顶上去，她常常这样开门去捡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融化了，好像她的脸庞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到了我的心底。那股热量，顺着我的脊背流下去，一直流到脚底心。那时候，有样东西轰然倒塌了，我几乎能够听到倒塌的声音。倒塌的是那堵竖在相信和不信之间的高墙。 
    我屈服了。 
    飞出地球。 
    “查理？”她又开口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一件你也会做的事情。 
    我抱住妈妈，像永远不会再放开那样抱住了她。 
    她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瓶消毒药水和一块毛巾。我看着她把消毒药水倒在毛巾上，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衬衫袖子撸上去，好像我是一个从秋千上摔下来的小孩。或许你会想：在这样荒谬的情景下，为什么不大声地把疑问说出来呢。这一切，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问的就是：“妈妈，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能说事后想来，这样问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我的震惊程度让我无力去求证其真实性。那像是一个梦，或许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做梦，我不知道。假设你已经失去了妈妈，你能想象看到她又站在了你面前，近到伸手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埋葬了她。我还记得葬礼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象征性的往她的棺木上掀了一锹土。 
    但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用毛巾擦我的脸和手臂，看到那些伤口，她皱起眉，小声嘟囔到：“看看你！”—— 
    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那一刻，温情冲塌了我心里的防线。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我靠得这般近了，愿意这样温柔的帮我卷起衬衫的袖子。她关心我。她为我而紧张。我已经失去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自尊，而她却在这里帮我擦伤口，我又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儿子；我倒在她的怀抱，就像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那样自然。而且，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不希望它结束。 
    “妈妈，”我喊，声音微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字了。死亡夺走了妈妈，好像也永远夺走了我喊妈妈的能力。 
    “妈妈？” 
    那只是一声哼哼，一声因嘴唇的颤动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可是，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言万语，还有哪两个字，能比得上这两个字的份量。 
    “妈妈？” 
    她用毛巾轻轻柔柔擦着我的手臂。 
    “查理，”她叹了口气，“看看你闯的祸。” 
    早晨
    全新的开始
    “那么，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妈说。 
    她站在煤气灶前用塑料勺打蛋。土司已经烤好，白脱油已经放在桌上。边上还有一壶咖啡。我靠在椅子上，神思恍惚，好像连吞咽食物都很困难。我觉得如果我动作太快的话，身体就会爆炸。她腰间系着一条围裙，她的行事举动，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就好像这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就好像是我突然出现来，看望她，而她就像往常那样，为我准备吃的。 
    “查理，可以吗？”她问，“抽空和你妈待上一天？” 
    我听到了锅子里黄油和鸡蛋嗞嗞冒着热气的声音。 
    “呃？”她说。 
    她举着平底锅朝我走来。 
    “为什么不说话？” 
    我花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来，就好像我在努力回忆应该怎样发声一样。怎么和死人说话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一套暗语？ 
    “妈妈，”终于，我说出话来，但声音很轻。“这不可能。” 
    她从锅里舀出鸡蛋来，一勺一勺盛在我的盘子。我看着她满是青筋的手。 
    “吃吧，”她说。 
    早晨
    共进早餐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厨房待了有多久——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的，就好像脑袋撞上了汽车——但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可能是妈妈说“吃吧”以后，我的身体开始适应了在那里的感觉。妈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放了一勺子炒蛋到嘴里。 
    我的舌头几乎立即起了反应。我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像个监狱囚犯那样把食物囫囵吞枣似的往肚子里塞。咀嚼让我暂时忘了所处情境的荒谬。老实讲，与其说那盆炒蛋的味道好，还不如说它带来了我熟悉的滋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做的食物，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家常菜——煎饼，肉饼，吞拿鱼色拉——那些食物里带着记忆的味道。我妈妈喜欢在炒蛋里放一点香葱——我称之为“绿末末”——它们果然又出现了。 
    所以，我吃起一顿过去时的早餐，在一张过去时的餐桌旁，和一个过去时的妈妈。 
    “慢慢来，别噎着了，”她说。 
    这句话，也是过去时的。 
    我吃完后，她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洗碗。 
    “谢谢你，”我小声说。 
    她抬起头。“你刚才说‘谢谢你’吗，查理？” 
    我轻轻点点头，幅度小到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为了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为了早餐吧。” 
    她笑了，继续擦着盘子。我看她站在水槽边，熟悉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坐在餐桌边，她站在水斗旁。就这样，我们聊过多少次天，聊学校，聊朋友，聊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我是不是应该相信，哗哗的流水声总让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 
    “你不可能是真的……”我开口道，但又打住了。我是这么渴望和她说话——然而，在那一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关上水龙头，用毛巾擦了擦手。 
    “噢，看看时间，”她说，“我们该出发了。” 
    她回到餐桌旁，弯下腰，用双手把我的脸拢住。她的手很温暖，还有点湿乎乎的。 
    “不用客气，早饭而已，”她说。 
    她抓起桌子上的手提包。 
    “好了，现在乖乖穿上衣服吧。” 
    早晨
    散步
    妈妈穿上了白色的粗呢外套，然后稍稍晃了晃肩膀，让外套妥妥帖帖落在身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妈妈常去给那些年老得无法出门的老太打理头发。她挨家挨户的去，让这些老太太们能继续享受美发的权力。她说她有三户人家要去。我随她穿过车库，脑子里依旧一片混沌。走到房子外面。 
    “想不想沿着河走过去，查理？”她说，“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非常美好。” 
    我无语，点点头。自从躺在湿草丛里，看着撞成了一团的车皮，我不知道时间过去有多久了？我还尝得出嘴里的血腥味，疼痛像波浪一样，一阵阵向我袭来，这一分钟还没事，下一分钟就浑身疼痛起来。但我不知怎么就在这里了，走在老镇的街道上，穿着尼子外套的妈妈走在我边上，我还替妈妈拿着她装了美发工具的紫色塑料包。 
    “妈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你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样，亲爱的?” 
    我清了清喉咙。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住这里，”她说。 
    我摇了摇头。 
    “不，”我小声说，“你已经不住这里了。” 
    她抬头看了看天。 
    “你知道吗，你出生的那一天，天气跟今天一模一样。有点冷，但很舒服。我是黄昏的时候被推进产旁的，记得吗？（妈妈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应该回答她，“噢，是的，我记得。”）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莱珀索？对，莱珀索医生。他让我一定要在六点以前把孩子生出来，因为那天晚上，他老婆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晚餐，他说他可不想错过。“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 
    “炸鱼条，”我小声附和道。 
    “炸鱼条。想不得吧？这么简单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牛排，才说得过去吧。哎，算了，我才不管呢，反正他吃到了他的炸鱼条。”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些许调皮。 
    “而我呢，得到了你。” 
    我们又走了几步。我头疼欲裂，用拳头敲了敲额头。 
    “怎么了，查理？是不是很痛？”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却无法回答。痛？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撞车？翻车？三天来靠酒精维持的生命？婚礼？我的婚姻？抑郁症？过去的八年？我还有不痛的时候吗？ 
    “我好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妈妈，”我回答。 
    她继续往前走，眼睛注意着路旁的草丛。 
    “你知道吗，我和你爸爸结婚后的三年里，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结婚三年还不生孩子，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人们开始议论，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我不能够想象没有孩子的生活。有一次，我甚至 …… 等等，让我看一看。” 
    她带着我，朝我们院子一角的一棵大树走去。 
    “这是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她拍打着树干，摩挲着树皮说，好像要挖掘出一件宝藏。“哦，还在呢，”她说。 
    我凑过去，看到树干一侧上刻着“please”几个字母。小小的，弯弯扭扭的字母。要仔细看才看得清，但确实是那几个字母。“please”。 
    “不是只有你和吕贝塔才在木头上刻字呢，”妈妈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祈祷。” 
    “祈祷有个孩子？” 
    她点点头。 
    “为了生我？” 
    又是点点头。 
    “在一棵树上？” 
    “树每天都向上看，望着上帝的方向。” 
    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知道，”她举起双手，像是向我投降。“你总是老一套，妈妈，”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 
    她又摸了摸树皮，发出了轻轻的吁声。她似乎在回忆自从我降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她知道了我的状况，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现在，你知道妈妈是多么希望把你生出来了吧，查理，”妈妈的手松开树杆，“做孩子的，常常会忘记这些。他们觉得自己的降生是个负担，而不是父母实现了的心愿。” 
    她拉了拉外套。我想要哭。实现了的心愿？有多久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对此，我应该心存感激，感到羞愧，并对自己的自暴自弃感到后悔，对吧？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酒，我想要喝上一杯，最好是几杯。我渴望陷入酒吧的昏暗之中，在灯泡微弱的光晕下，我渴望尝到让人麻木的酒精的滋味，看着一杯杯的酒变空，知道自己喝的越快，就越快超脱于这个世界。 
    我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期待着我的手会直接穿过她的身体，就像我们在鬼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但是，没有。我的手落在她的肩膀上，我可以隔着衣服感觉到她瘦弱的身躯。 
    “你已经死了呀，”我脱口而出。 
    一阵风突然翻卷起地上的落叶。 
    “你不要想太多了，”她说。 
    早晨
    罗丝
    我们继续在老镇的街道上走。此时，我已经云里雾里、恍恍惚惚的接受了——怎么说呢——暂时的错乱？我决定跟着妈妈，随她走到哪里，直到我能够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说实话，我还真不希望这一切马上结束呢。亡故的亲人重又出现在眼前，跳出来捣蛋的是你的理智，而不是你的心。 
    她要去的第一户人家在雷哈街上，是一幢小小的砖头房子，离开我家只隔了两个街区。房子的门廊上有铁皮的遮棚，门廊前还有铺着鹅卵石的花坛。早晨的空气特别爽洌，此时的晨光有些奇怪，把笼罩在其中的景色的边边角角勾勒的特别清晰，好像是用墨水画出来的一般。一路上，我们什么人都没有遇到，但此时是清晨刚过的时分，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工作。 
    “敲门吧，”妈妈对我说。 
    我敲了敲门。 
    “她耳朵不好，敲重一点。” 
    我又砰砰敲了几下。 
    “再敲。” 
    我几乎是在砸门了。 
    “不要那么用劲，”妈妈说。 
    终于，房门开了。一个穿着罩衫，拄着拐杖的年迈的老妇人出现了，她的嘴撅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笑容。 
    “早上好啊，罗丝，”妈妈的声音悦耳动听。“今天我带了个年轻人来。” 
    “哦……知道了，”罗丝说。她的嗓音非常尖细，几乎像唱歌的小鸟。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当然，当然记得。” 
    她往后退了几步。“进来吧，进来吧。” 
    屋子小小的，但很整洁，里面的摆设像凝固在了七十年代。地毯是深蓝色的。沙发上盖着塑料防尘布。我们跟着她向洗衣间走去。跟在拄着拐杖的罗丝后面，我们的步伐放得又小又慢。 
    “今天过得还好吧，罗丝？”妈妈问。 
    “哦，是的。那都是因为，今天你来看我了。”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是啊。很英俊啊。” 
    她背对着我，看也没看清楚我，就这么说了。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罗丝？”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们？” 
    “噢，”她挥了挥手。“一星期一次，他们来看我。像完成一桩任务。” 
    那一刻，我无法判断，这个罗丝是谁，或者说，这个罗丝是什么？是鬼魂吗？还是活生生的人？她的屋子看起来很真实，屋里的暖气实实在在的，空气中还漂浮着土司的香味。我们走进洗衣间，水槽旁放着一把椅子。屋子里有一个收音机开着，正放着音乐。 
    “能关上吗，年轻人？”罗丝头也不回的说，“那个收音机。有时，我开得太响了。” 
    我找到收音机的开关，摁下按钮。 
    “真糟糕，你听说了吗？”罗丝说。“今天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刚才新闻里说的。” 
    我僵住了。 
    “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撞上了一个大广告牌。活活把牌子撞倒了。很恐怖。” 
    我瞟了妈妈一眼，看她是不是会转向我，要我老实交待。承认你做的一切吧，查理。 
    “罗丝，别想那个了，新闻总是让人沮丧，”妈妈一边从她的工具包里拿东西，一边说。 
    “噢，这倒是的，”罗丝回答，“说的对。” 
    等等。她们已经知道了？她们还不知道。恐惧涌上我的心头，好像马上会有人敲玻璃窗，要我出去。 
    罗丝朝着我的方向，先转过她的拐杖，然后她的膝盖，最后是她弱的肩膀。 
    “你能够抽出时间，和你妈妈待上一天，真是不错，”她说，“做孩子的应该多陪陪父母。” 
    她摇摇晃晃的扶住水槽边的椅子。 
    “好了，宝儿，”她说，“现在，你能够让我变漂亮一点吗？”
 尴尬的孩子(1)
    罗丝低下头，让头发都垂进水池子里，妈妈轻轻用接在水笼头上的花洒，把她的头发弄湿。很显然，她和罗丝之间配合的非常熟练。罗丝的脖子处垫着枕头，围着毛巾，这样她就可以舒服的弯下头，妈妈一手拿着笼头，一手摩挲着罗丝的湿头发。 
    “亲爱的，水温够热吧？”妈妈问。 
    “噢，是的，亲爱的。温度正好，”罗丝闭着眼睛答道。“查理，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你妈妈就开始给我剪头发了。” 
    “你的心仍旧很年轻呢，罗丝，”妈妈说。 
    “那是我唯一还年轻的地方，”她说。 
    她们都笑了。 
    “如果我去美发厅，我只要宝儿给我剪头发。如果宝儿不在，那我就改天再去。他们会说，‘你不要其他人帮你剪吗？’我告诉他们，‘除了宝儿我可不要其他人碰我’。” 
    “你真好，罗丝，”妈妈说，“其他的理发师也不错啊。” 
    “噢，亲爱的，别插嘴。听我说。查理，你的妈妈，总是花时间陪我。后来，我走不动了，去不了美发厅了，她就到我家来，每个星期都来。” 
    她颤巍巍的用手拍了拍妈妈的手臂。 
    “谢谢你，亲爱的。” 
    “那是我应该做的，罗丝。” 
    “那时候你可真漂亮。” 
    我看着妈妈，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她不过是帮人在水池子边上洗头罢了，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得呢？ 
    “那是你没有见过查理的小女儿，罗丝，”妈妈说。“要论漂亮，她才是呢。” 
    “是吗？她叫什么？” 
    “玛利亚。查理，她真是个让人心疼的小心肝，对吧？” 
    我该怎么回答？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八年前，妈妈过世的那一天。玛利亚不过十多岁。我怎么开口说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告诉她女儿的生活里早已没有了我？告诉她玛利亚已经出嫁了？告诉她我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不得参加她的婚礼？她过去是爱我的。她真的爱过我。过去，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她就会张开手臂向我跑来，嚷嚷着：“爸爸，抱我！”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因为我而抬不起头来，”最后，我喃喃说道。 
    “别犯傻了，”妈妈说。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搓着手里的洗发香波。我低下了头。我是如此的渴望给自己灌一杯酒下肚。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可以听到她的手指在罗丝的头发中摩挲的声音。不能做一个好父亲是让我在母亲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你知道吗，罗丝？”妈妈突然开口说。“查理从来没有让我给他剪过头发。你能相信吗？他坚持要去理发店剪。” 
    “为什么，亲爱的？” 
    “噢，你知道，他们长到一定的年纪，突然之间就会摆出：‘走开，妈妈，走开’的架势来。”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她说。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妈妈重复了一遍。 
    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的我，常常拒妈妈于三千里外。我拒绝在看电影的时候坐在她边上。她的吻让我感到浑身难受。妈妈的好身材让我感到不舒服；她是我生活中唯一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为此感到愤怒。我希望她能像别人的妈妈那样，穿着便服，剪剪报纸，烤烤布朗尼蛋糕。 
    “有时候，孩子的话最伤人，是不是，罗丝？你忍不住要问，‘这究竟是谁的孩子？’” 
    罗丝噗嗤笑了。 
    “但通常，他们是因为受了伤才这样做。他们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她朝我看了一眼。“记住，查理。有时候，孩子只是想让父母和他们一样受伤。” 
    和他们一样受伤？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我是不是因为被爸爸抛弃，所以想让妈妈一样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我女儿这样对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妈妈，”我小声道。 
    “做什么？”她问。
 尴尬的孩子(2)
    “感到尴尬。因为你，你的衣服，或者 …… 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她用水把沾着香波的手冲洗干净，然后接着冲洗罗丝的头发。 
    “一个因为母亲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罢了，”她说。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个布谷鸟钟，微弱的钟摆声和齿轮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妈妈开始用梳子和剪刀给罗丝剪头发。 
    电话铃响了。 
    “查理，亲爱的，”罗丝说，“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 
    我走到隔壁房间，顺着铃声，找到了挂在厨房门外墙壁上的电话。 
    “喂，”我拿起话筒。 
    形势突变。 
    “查尔斯-贝奈特？”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 
    “查尔斯-贝奈特！能听到我吗？查尔斯？” 
    我整个人呆住了。 
    “查尔斯？我知道你听着呢！查尔斯！我们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说话啊！” 
    我双手颤抖，把电话挂上。 
    “好了，罗丝，”我回到洗衣房，听到妈妈说，“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变得很漂亮了。” 
    “亲爱的，是谁的电话？”罗丝问我。 
    我几乎无法摇头。我的手指在发抖。 
    “查理？”妈妈问我，“你没事吧？” 
    “没，没……”我艰难的回答道，“电话接起来没有人。” 
    “可能是推销员，”罗丝接口说。“他们常一听到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他们只喜欢和像我这样的老太太说话。” 
    我坐下。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发生了什么？电话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还不来抓我？我越想，越觉得头昏脑胀。 
    “你累了吗，查理？”妈妈问。 
    “让我，让我……静一静。” 
    我闭上眼睛。 
    “睡吧，”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但我分不清是妈妈说的，还是罗丝说的。是的，我已经不清醒到了那种地步。 
    早晨
    罗丝道别
    我和妈妈走出罗丝家的时候，太阳光更强了。罗丝一直送我们到门廊的尽头，她站在那里，拐杖靠在铝制的门框上。 
    “好了，再见了，亲爱的罗丝，”妈妈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当然会。” 
    妈妈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必须承认，妈妈的手艺真是不错。罗丝的头发现在又整齐又有型，她好像比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你看起来真不错，”我告诉她。 
    “谢谢你，查理。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去呢。” 
    她调整了一下扶拐杖的姿势。 
    “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我的丈夫。” 
    我没敢追问她的丈夫在哪里，怕答案是老人院，或者医院这种地方。所以，我敷衍道：“哦，是吗？那可不错。” 
    “是啊，”她轻柔的说。 
    妈妈从自己的衣服上拉下一个散落的线头，然后看看我，笑了。罗丝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她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妈妈扶着我的胳膊，小心走下台阶。我们走到街边，她向左指了指，我们便转弯向左。这时候，太阳已经直直的照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回去吃午饭，怎么样，查理？”她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好呀，吃午饭。”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吧？——刚才你在罗丝家打了一个小盹呢。” 
    我耸耸肩，“可能吧。” 
    她慈爱的拍了拍我的手。 
    “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谁，罗丝？” 
    “嗯。” 
    她对着太阳眯起眼睛。 
    “我不懂，她看着挺好的。” 
    “她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今晚？” 
    “对。” 
    “但她不是说要去见她丈夫吗？” 
    “她是要去的。” 
    我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因为，我已经帮她准备好了。”
 中午-鸡仔上大学
    我猜想，妈妈生命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是我去上大学的那天。至少，在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专长，大学给了我一笔棒球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妈妈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只说我拿到了“奖学金”，她喜欢这个词，虽然大学招收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我给校队打棒球，而不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还记得妈妈开车带我去大学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了，等我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有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在等着我了，煎饼，培根，鸡蛋——就算家里有六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吕贝塔想和我们一起去，但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我的意思是，有妈妈陪我去，已经够让人尴尬的了——所以她只好用撒满糖浆的法式土司安慰自己。我们出发前，先把吕贝塔托付给一户邻居照顾，然后，开始了我们四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事，所以她穿得很隆重：紫色的套装，一条围巾，高跟鞋和太阳眼镜。她坚持要我穿衬衫，打领带。“你是去上大学，不是去钓鱼，”她说。我们两个穿成这样，在镇上就很引人注目了，更不要说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那时候，越是嬉皮的打扮越入流。所以，当我们终于开车到了大学校园，走出我们的雪佛兰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女孩都穿着凉鞋和乡村风格的长裙，而男生们都套着汗衫，头发留得长长的，遮住了耳朵。我和妈妈站在那里，领带和紫色套装，我再一次感到，妈妈所招引来的目光，连带落在了我身上，让我感到无比难堪。 
    妈妈问了一个路人，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我们走进图书馆大厅的时候，她激动地对我说：“查理，看看，都是书啊。你就是把大学四年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也看不完一个角落啊。” 
    她不停的指指点点 ——“看，那是书桌，你可以在这里看书”，“看，那是餐厅的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饭”—— 
    我忍受着，盼着她快快离开。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涂着白色唇膏，嚼着口香糖，留着前刘海的漂亮女孩。我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说不准她会成为我大学里的第一个女朋友，谁知道呢？但就在那一刻，妈妈在边上问：“你没有忘记带上盥洗用品吧？” 
    这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或者“上帝啊，妈妈！”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好像听到了妈妈的问题，忍不住要掩口而笑；或许，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和她的世界还完全不搭界。我看着她袅娜地走近横躺在一棵大树下的两个男子。她嘴对嘴吻了其中一个，然后在他们旁边躺了下来，而我还在妈妈边上，接受她关于盥洗用品的询问。 
    一个小时后，我把行李箱提到了宿舍的楼梯口。妈妈替我拿着两个棒球棍，它们是我的幸运棍，我靠着这两根球棒打出了不少本垒打，赢得了椒谷县的比赛。 
    “给我吧，”我伸出手说，“我来拿吧。” 
    “我和你一起上去。” 
    “算了，不用了吧。” 
    “但我想看看你的宿舍。” 
    “妈妈。”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你明白的，算了吧。” 
    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她的感情，所以我只是把手伸得更长一些。妈妈的脸沉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比妈妈足足高了六英寸。她把球棍递给我。我把棍子放在箱子上面。 
    “查理，那给妈妈一个吻吧，”妈妈说。她的声音一下子温和了许多，听起来和往常不同。 
    我把箱子放下，箱子着地时发出轻轻的“咚”一声。我朝她靠了过去。就在这时，两个年长的学生正好从楼梯上下来，他们边走边大声说笑着。我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去，和妈妈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过，”两个学生中的一个说，从我们身旁绕了出去。 
    等他们走开后，我再次向妈妈靠去，我想在妈妈的脸颊上轻轻啄一口，但她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搂得很近很近。我可以闻到她的香水、发蜡、润肤露、以及其他各种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使用的化妆品的味道。 
    我从她的怀里挣扎出来，提起箱子，转过身，走上楼去，留下妈妈独自一人站在楼梯口。就在那个楼梯口，妈妈站在了这辈子离大学殿堂最近的地方。
 中午-那天中午
    “凯瑟琳怎么样？” 
    我们又会回到妈妈的厨房，按她的建议，一起吃午饭。自从我一个人过日子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在酒吧，或者快餐店解决就餐问题的。但妈妈一直不喜欢到外面去吃饭。“我们干嘛要付钱去吃那些难吃的东西呢？”她总这么说。我知道，自打爸爸离开我们以后，是否外出吃饭成了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家吃饭的原因是我们负担不起。 
    “亲爱的，查理？”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凯瑟琳怎么样了？” 
    “她还不错，”我在说谎。我根本不知道凯瑟琳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玛丽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羞愧，是怎么回事？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她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烤牛肉，番茄和芥末酱。她用刀把三明治对角切开。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对角切开的三明治是什么时候了。 
    “妈妈，”我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和凯瑟琳已经分开了。” 
    她停下了切三明治的刀，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嗯，”她回答，轻轻的，没有抬头看我。“是的，查理。我听到了。” 
    “不是她的原因。是我不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过日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自杀的原因？她把盘子推到我面前。 
    “妈妈……”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又放下三明治。“我们已经埋葬了你。你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的眼睛盯着那块对角切开的三明治，嘴里小声说：“现在情况都变了。” 
    她伸过手，摸摸我的脸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她看起来好像很痛。 
    “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她说。
 泰尔玛小姐(1)
    妈妈说她接下来要去的人家在镇上的平房区。那里住的大多是穷人，房子一家连着一家。我很肯定我们一定得开车才能到得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门铃就响了。 
    “去看看是谁，查理，好吗？”妈妈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水槽。 
    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去开门，也不想接电话。但妈妈又催促起来：“查理？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我只得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去开门吧。但就在手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一个瞬间的爆炸，一道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我在罗丝家的电话上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喊叫。 
    “查尔斯-贝奈特！我是警察！” 
    那声音感觉像暴风，离我那么近，好像几乎可以碰到。 
    “能听见我吗，查尔斯？我是警察！” 
    我踉跄退后几步，用手捂住脸。那道光不见了。风停了。我只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气声。我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她还在水槽边上站着；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我头脑里的幻想。 
    我愣了几秒，长长吸了三口气，然后小心翼翼的转动了门把手。我低下头，以为站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朝我喊叫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来抓我的会是个年轻的警察。 
    但当我抬眼看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戴眼镜的黑人老太太。她的眼镜上拴着链子，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 
    “是你吗？鸡仔仔，”她说。“哇，看看你，长得有多大了。” 
    那时候，我们都叫她泰尔玛小姐。她是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她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性格直爽。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她总是在吸烟。她把“幸运”牌香烟放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像男人一样。虽然在阿尔巴马出生长大，她不知怎么就到了椒谷镇。那是五十年代末期，住的镇上这一边的人家都雇佣像她这样的人。人们或是叫她们“做家政”的，或是更直接一点，称呼她们为“女佣”。我爸爸总是在星期六早上，到哈德特咖啡馆边上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她。送她到家后，他会先把工钱给她。钱总是被折起来，垂着手从屁股的部位悄悄塞给她，好像两个人都不应该提及钞票这回事情。然后，爸爸就领着我们去打棒球，而她就在家里干上一整天家务活。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房间总是已经一尘不染，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 
    我妈妈坚持要求我们叫她“泰尔玛小姐。”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她刚刚吸完尘的房间的。我还记得，她曾经陪我在后院玩过掷球的游戏，她的掷球和我一样有力。 
    她还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我的绰号。爸爸曾经试图叫我查可（但妈妈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女性化）。因为我从后院奔回屋子的时候，嘴里总是叫喊着：“妈妈，妈妈”，或者“吕贝……贝塔”。有一天，泰尔玛小姐颇为恼怒的看着我说，“小家伙，看你嚷嚷的样子，真像个小公鸡，咯咯达，咯咯达，没个停。”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她学着泰尔玛小姐的样子，朝我喊起了“咯咯达，咯咯达”。就这样，大家开始叫我“鸡仔”。我想，爸爸因为这个缘故，还有点迁怒于泰尔玛小姐呢。 
    “宝儿，”这会儿她对妈妈说，“我一直想着你呢。”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是吗，谢谢你啊，”妈妈说。 
    “真的，我一直在想你呢。” 
    她转向我。 
    “鸡仔，现在我再也不能陪你玩扔球啦，”她笑着说，“我太老咯。”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我想她会载我们到她家。我觉得妈妈去为泰尔玛小姐做头发和美容有些奇怪。但是，我又想到我对妈妈最后十年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那十年里，我完全被自己生活的起起落落给吞没了。 
    我们开着车，这是我那天里第一次看到车窗外有人。我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留着灰白胡子的老头，拖着一个搂耙往车库里走。妈妈朝着他招招手，他也招手向我们示意。我还看到一个老妇人，头发的颜色像是法式香草冰激凌。她穿着日常的衣服，坐在自家的门廊下。妈妈向她招手。她也向我们招手。 
    开了一会儿，街道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不平。我们转到了一条石子小路上，在一户两家连在一起的平房前停下来，房子有个斜顶的门廊，两边有通往地窖的门，门上的油漆斑驳，急需修补的样子。车道上停着好几辆车。有一辆自行车倒在门前的草坪上。泰尔玛小姐把车停好，转动钥匙熄了火。 
    就这样，我们一下就进到了屋子。卧室四周的墙镶着木板，地上铺着橄榄绿的地毯。床是老式的带着四根柱子的那种。突然间，泰尔玛小姐已经躺坐在床上了，身后垫着两个枕头。 
    “发生了什么？”我问妈妈。 
    她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现在就不要问了。”她开始把化妆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我听到隔壁屋子有小孩子的叫喊声，还有电视机里发出的沉闷的声音和盘子在餐桌上移来移去的声音。 
    “他们都以为我在睡觉呢，”泰尔玛小姐轻声说。 
    她看着妈妈的眼睛。 
    “宝儿，非常感谢你能为我这样做。” 
    “那当然，”妈妈回答。 
    “我不知道，宝儿，”泰尔玛小姐说，“除非有奇迹发生”。 
    她看着手中的镜子。妈妈从包里拿出了几个小盒子和小罐子。 
    “会有的，这是我的奇迹包，”妈妈说。 
    “噢？你包里有治疗癌症的仙丹吗？” 
    妈妈举起了一个瓶子。“我有润肤霜。” 
    泰尔玛小姐笑了。 
    “你不觉得，这有些傻吗，宝儿？” 
    “你说什么呢，亲爱的？” 
    “想把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我觉得非常正常啊。” 
    “哎，你知道，我的孩子们都在外面。还有他们的小孩子。我希望我能看起来健康一些，你懂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的模样，而感到不安，看到我像一块破抹布一样。”
 泰尔玛小姐(2)
    妈妈擦了一点润肤霜在泰尔玛小姐的脸上，并用手掌划着小圈把润肤霜抹开。 
    “你永远也不会看起来像一块破抹布的，”她说。 
    “噢，宝儿，我爱听你这话。” 
    她们两个又笑了起来。 
    “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些个星期六，”泰尔玛小姐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 
    “我们确实很快乐，”妈妈回答。 
    “我们确实很快乐，”泰尔玛重复道。 
    她闭上眼睛，任妈妈在她的脸上摩挲。 
    “鸡仔啊，你妈妈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有点不太确定她指的是什么。 
    “你也在美发厅工作过吗？”我问。 
    妈妈微微一笑。 
    “没有啊，”泰尔玛回答。“我根本就没有帮别人打扮的本事。” 
    妈妈盖上了润肤霜的瓶子，拿起另一个罐罐。她拧开罐子，用一块海绵从里面沾了一点粉底膏出来。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说。 
    妈妈举起那块海绵，像艺术家对着画布举起了画笔。 
    “我们一起帮人打扫屋子，查理，”妈妈插嘴说。 
    看到我脸上惊讶的表情，她挥了挥手，好像这件事情不值一提。 
    “否则，我怎么能够负担得起你们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呢？” 
    现在，我看着她们两个在卧室里，泰尔玛小姐靠着枕头在床上坐着，妈妈用海绵刷子给她打粉底，用眼线笔给她画眼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 
    “告诉你什么？”妈妈反问我。 
    “就是，你知道，为了钱……” 
    “拖地板？洗衣服？”妈妈笑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看着我的那种眼神吧，让我无法开口。” 
    她叹了口气。“你总是很骄傲的，查理。” 
    “我没有，”我反驳。 
    她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转头继续给泰尔玛小姐化妆。她小声嘟囔了一句：“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请你不要那样，”我有些恼怒了。 
    “怎么样？”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要那样。”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查理。” 
    “不，你说了！” 
    “不要大喊大叫。” 
    “我一点也不骄傲！只是我……” 
    我哽咽住了。我在干吗呢？我低下头。难道就那么一点时间，和我死去的母亲只相处了半天，我们就又开始吵架了？ 
    “为了生存而工作没有什么好害羞的，鸡仔仔，”泰尔玛小姐插嘴道。“但是，我这辈子会做的工作就是给人打扫卫生。所以你妈妈问我，‘那么，我也来做怎么样？’我反问她，‘宝儿，你真的肯给别人打扫卫生吗？’她回答：‘泰尔玛，如果你可以帮别人打扫屋子，为啥子我就不成呢？’还记得吗，宝儿？” 
    妈妈吸了口气。 
    “我可没有说‘为啥子’” 
    泰尔玛笑成了一团。“是的，是的，你是对的，你没有那样说。我很肯定。你没有说……” 
    她们一起笑了起来。妈妈还在帮泰尔玛小姐擦眼影到眼睛下。 
    “不要动啦，”妈妈说，但她们依旧笑个不停。 
    “我觉得妈妈应该再嫁个人，”吕贝塔说。 
    有一次，我从大学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这么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还很漂亮。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漂亮。她也没有以前那样瘦了。” 
    “她不想嫁人。” 
    “你怎么知道？” 
    “她不需要再嫁人，吕贝塔，知道吗？” 
    “如果她现在不嫁人的话，她就永远也嫁不出去了。” 
    “别说了。” 
    “她现在都穿上束腹裤了，查理，我看到的。” 
    “我不管，吕贝塔！上帝啊！” 
    “你以为你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吗？” 
    “胡扯。”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吗，‘好吃，好吃，真好吃？’真是傻极了。你们大学里怎么还会不停的放呢？” 
    “结婚的事情是妈妈和你提的吗？” 
    “可能是。” 
    “吕贝塔，不要开玩笑。她到底说了什么？” 
    “没有，好了吧？但鬼知道，爸爸死到在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妈妈不应该总是一个人。” 
    “不要说脏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查理。你管不着我。” 
    那一年，她十五。我二十。她一点也不知道爸爸的事情。她不知道我看到了爸爸，还在和爸爸交往。她希望妈妈开心。我希望妈妈维持原状。离开妈妈用手掌心碾碎玉米麦片的那个星期六早晨，九年过去了。九年了，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家。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拉丁文，有一天我学到了拉丁文中“离婚”这个字。原来，我一直以为离婚的词根来自于“分割”，其实，这个字的词源是“改道”。 
    我觉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离婚都是“改道”，把你从熟悉的生活道路，改道到另一条陌生的路上，把你从你以为你需要的事情中带走，然后让你的生活陷入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去，比如说，讨论妈妈的束腹裤和她该不该再婚的问题。
 鸡仔的选择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中的两天，因为这两天分别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快乐，和最难过的一天。最快乐的那一天，发生在我大学两年级，秋季开学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校棒球队，所以还有时间结交朋友，玩耍。中考过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学校兄弟会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大派对。派对上，灯光很暗，人很挤，音乐很响。旋转的灯光把人人照得光怪陆离。我们大声笑着，嚷着，举着装满啤酒的塑料杯不停干杯。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唱歌，并模拟出弹奏吉它的样子——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那。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歌词我都能背下来！” 
    “上台去唱啊，”一个朋友说。 
    “放这首，放这首，笨蛋啊，”另一个人说。 
    我和朋友们围住了唱机，把指针放到“有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首歌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傻掉了，因为这显然不是摇滚乐。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两个同伴身上。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很尴尬，然后他们晃动着屁股，手指向我。我倒是感觉很放松。我想，管它呢！所以当鼓声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的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队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演出中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我心里就是那么一颤——我对她一见钟情。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的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如果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的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桶装的大包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 
    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 
    这次的沉默更长了。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 
    “回到过去，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想，无论我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次退学更让妈妈伤心的了。
 必须要做的事
    泰尔玛小姐闭上眼，头靠回到了枕头上。妈妈重新开始给她化妆。她用化妆绵一点一点擦着泰尔玛小姐的脸，看着她们俩，我心情复杂。一直以来，我确实把身份地位看得很重。鸡仔贝纳特，职业棒球运动员。不是鸡仔贝纳特，销售员。现在，我知道了曾经是护士、美发师的宝儿贝纳特成了清洁女佣。她允许自己做这么低等的工作，确实让我感到很生气。 
    “妈……，”我迟疑的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要钱呢？” 
    妈妈板起了脸。 
    “我不需要你爸爸的任何东西。” 
    “嗯，唔，”泰尔玛小姐在边上附和道。 
    “我们不是过得挺好么，查理。” 
    “嗯，唔，确实是。” 
    “你为什么不回医院工作呢？” 
    “他们不要我。”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论理呢？” 
    “如果我那样做，你会开心一点吗？”她叹了口气。“那时候不是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去打官司。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家医院。我们又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你和你妹妹已经承受了太多变化。不能当护士也没有什么，我不也找到工作了么。” 
    “打扫卫生？”我嘟囔道。 
    她停下手里的活。 
    “我并没有像你那样因为这份工作而感到羞耻，”她说。 
    “但是……”我搜寻着字眼。“你不是就不能做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妈妈看着我，眼里有一点点不服气的意思。 
    “我做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说，“我是一个母亲。” 
    之后，我们沉默了许久。最后，泰尔玛小姐睁开眼睛。 
    “说说你现在在干嘛，鸡仔仔？”她问，“你是不是还在那个大体育场里打棒球比赛？” 
    我摇摇头。 
    “噢，那是以前了，”她说，“棒球么，是年轻人的玩意儿。不过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小男孩，总是戴着棒球手套，练起球来顶真的很。” 
    “查理都有自己的家了，”妈妈说。 
    “是吗？” 
    “和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就对了。”泰尔玛的头又往后靠了靠。“你混得还真不赖，鸡仔， 真不赖。” 
    他们都错了。我过得很糟糕。 
    “我恨我的工作，”我说。 
    “噢……，”泰尔玛小姐摇摇头。“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是总比在家擦浴缸好，对不对？”她做了个鬼脸。“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个完整的家。对吧，宝儿？” 
    我听到隔壁房间有孩子玩耍的声音。我暗自想，泰尔玛小姐不知道吸了多少年的灰尘，擦了多少年的浴缸，才把她的孩子给养大。而妈妈呢，她给多少人洗头染发才能养活我和妹妹两个人啊。而我呢？我在棒球上浪费了十年的时间——而我还觉得二十年才够。突然间，我为自己感到非常羞耻。 
    “你的工作到底怎么不好了？”泰尔玛小姐问我。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个销售办公室，一色的铁质办公桌，昏暗的日光灯。 
    “我不想做个普通人，”我喃喃的说。 
    妈妈抬头看着我：“什么叫做普通，查理？” 
    “就是那种很快被人遗忘的人，你知道的。” 
    隔壁房间传来低低的谈话声，间或还穿插着孩子们的尖叫声。泰尔玛小姐侧头听了听，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不被遗忘的原因就在隔壁。” 
    她又闭上眼睛，这样妈妈就可以继续给她化妆。她吸了口气，头陷到枕头里。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脱口而出。 
    妈妈举起一个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说。
 达到顶峰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职业棒球生涯的事，好的，不好的。我曾经到达过职业棒球生涯的巅峰：棒球世界系列赛。那一年，我还只有二十三岁。海盗队的后备接手在和跑垒手冲撞的时候，意外摔断了脚踝骨，球队需要一个可以立即替换的人。我就是这样收到召唤的。我还记得我踏进铺着地毯的更衣室的那一天。我无法相信更衣室可以造得如此之大。我给凯瑟琳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们结婚已有半年——在电话里，我不停的唠叨：“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几星期后，海盗队赢得了当年锦标赛的冠军。如果说获奖和我的加入有关，那纯粹是胡扯。我加入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已经排名第一了。在一场决胜赛的加赛中，我确实打赢了四局， 
    还有在第二次上场击球的时候，把球打到了右外野的深处，球被接住，我出局了，但我记得自己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还只是开始，我能行。” 
    但那不是个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我们确实打进了世界杯，但在接下去的五场球赛中，我们都被巴尔蒂莫奥利奥队给打败了。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五比零。最后一局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巴尔蒂莫队的球员们跑到场地中间，滚在一起，欢呼庆祝。看起来，他们欣喜若狂，但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松了一口气，从巨大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 
    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人们流露出那样的表情，但有时候，我会梦见那样的表情。我在那堆人中，看到了自己。 
    如果海盗队赢了比赛，那么匹兹堡市的市民就会上街欢庆游行。但是，我们输了，所以我们去巴尔蒂莫的一个酒吧为我们的赛季做一个了断。那个时候，比赛输了，自然会大喝一通，在酒精中把失败的耻辱给洗去。我们洗得很彻底。作为队里最新的一个成员，我基本上是坐在那里听其他队员抱怨。我喝了我应该喝的酒。他们诅咒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诅咒。我们摇摇晃晃走出那个地方时，已近黎明。 
    几小时后，我们坐上飞机回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乘坐普通商用飞机——大多数人因为酒精的缘故在飞机上昏睡了一路。队里安排好了出租车在机场外排队等。我们握手道别，说着“明年再见”。一辆接着一辆车的门关上，“啪”，“啪”，“啪”。 
    接下来的三个月，也就是春季集训季，我摔坏了膝盖。在我滑向三垒的时候，我的双脚撞上了外场手，他的整个身体倒在了我身上，我听到自己的身体发出前所未有的“噼啪”一声；医生说我拉伤了前韧带，后韧带和内侧韧带，三度膝盖伤。 
    伤愈合还算及时，然后我又开始打球。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我再也没有能够打进甲级联赛。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觉得自己如何出色，笼罩在我身上奇迹般的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能够证明我曾经打入过甲级联赛的证明，就是1973年报纸体育版上的赛事成绩表和我的球员卡，上面贴着我举着棒球杆的照片。我看上去很严肃，我的名字用粗体的大字印着，卡片上还散发着口香糖的味道。球队给了我两盒这样的卡片。我把其中一盒给了爸爸。另一盒自己藏着。 
    在棒球里，他们把昙花一现般的出场称之为“喝杯咖啡的时间。”那正是我的经历，只不过“这杯咖啡”是在城里最好的咖啡馆，最好的座位上喝的。 
    这样的经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你明白吗，在加入海盗队的那六个星期里，我感觉自己没有白活。聚光灯下，我觉得自己将是不朽的。我怀念那个巨大的，铺着厚厚地毯的更衣室。我怀念和我的队友走出机场时，被球迷的目光所追随的感觉。我怀念那些巨大的体育场和里面的观众，聚光灯和喧闹的欢呼声——那种让人感到伟大的感觉。我痛苦的想要找回那种感觉。爸爸也是如此。我们两个都渴望我能重回那个舞台，虽然我们没有这么说出来，但这是无法否认的。 
    就这样，在我该退役的时候，我还坚持着，寄希望于每一个球约，转战于二线城市的乙级队。像很多体育运动员一样，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年龄的挑战。我拖着凯瑟琳全国各地跑。我们在波特兰，捷克森威尔，阿尔巴奎其，菲亚特威尔和奥马赫都租过房子。在她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就换了三个。 
    最后，玛丽亚是在罗德岛的帕特维克出生的。当时，我在打一场比赛，观众也就八十来个人。她出生前两小时，大雨倾盆而下，观众们都散了。我等了许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和刚刚降临到人世的女儿一样，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 
    之后不久，我退役了。 
    接着，我尝试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成功。我试图自己做老板，结果只是亏钱。我到处寻找棒球教练的位置，但什么结果都没有。最后，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推销装食品和药品的塑料瓶子。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工作枯燥，又费时。更糟糕的是，我得到这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和客户聊棒球的事情，在男人和男人唾沫横飞谈体育的时候，拿到几份订单。 
    这很滑稽。有次我碰到一个喜欢爬山的客户。我问他哪样更难，上山还是下山？下山，毫无疑问，他这么回答。因为上山的时候，人的思想会很集中，一心想着要到达山顶，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而到达了顶峰之后，下山的路，是挑战人性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必须像上山那样小心翼翼。” 
    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来讲退役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但这句话基本上为我的退役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毫不奇怪，随着我运动员生涯的结束，爸爸也逐渐从我的生活中隐退。哦，当然，他还是来看过几次他的小孙女。但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因为当上了祖父而欣喜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可以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时，他已经把他的烟酒店给卖了，然后买了一家批发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他基本上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而且生意也不需要他怎么操心。滑稽的是，我需要一份工作，他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想要加入他的公司。我猜，那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想让我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他无法容忍我回到了平凡人的行列之中。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棒球是我们共同的国度，没有了它，我们就像两条驶向不同方向的小船。他在匹兹堡郊外买了一套公寓。他加入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他患上了轻度糖尿病，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按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就像他突然从灰色天空下的大学棒球场冒出来一样，我的老头子，就这样又消失了，消失在我生活之外的迷雾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偶尔通个电话，还有就是每年的圣诞卡。 
    你可能会问，他有没有解释他和妈妈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如果我问起，他只是简单的说：“我们感情破裂了”。如果我进一步追问，他就回答：“你不会懂的”。对于妈妈，他的不满之辞最多就是：“她是个倔女人”。 
    这就好像他们两个达成了某种协议：绝不提分手的原因。我分别向他们两个问起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说，不过，爸爸在推搪的时候，垂下了眼睛。
 一日重生中午
    第二次访问结束
    “宝儿，”泰尔玛小姐轻声说，“现在我该和我的孙子孙女们待一会儿了。” 
    她看起来比在妈妈屋前敲门的时候好看多了。她脸上的皮肤光滑了许多，眼睛和嘴唇画上了简单而漂亮的妆。妈妈把她染成橘红色的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泰尔玛挺吸引人的，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妈妈在泰尔玛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合上包，招呼我跟着她一起走。我们到了走廊上，一个梳着辫子的小女孩“啪塔啪塔”朝着我们走来。 
    “奶奶？”她说，“你醒了吗？” 
    我往边上让了让，但女孩从我们身旁走过，压根没有看我们一眼。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吧——他站在房门口，一个手指含在嘴里。我向他挥挥手。没有反应。很显然，他根本看不到我们的存在。 
    “妈妈，”我有些结巴起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那一刻，妈妈回头看着泰尔玛。她的孙女已经爬上了床，两个人玩着拍手的游戏。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 
    “泰尔玛也快死了吗？” 
    “很快，”妈妈回答。 
    我站到她面前。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召唤了我，查理。” 
    “泰尔玛小姐？她召唤了你？” 
    “不，亲爱的。我只是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此而已。我只是她的一个想法。她希望我还在她身边，能让她看起来精神一些，不是那么病怏怏的，所以我就出现了。” 
    “一个想法？”我看着地上说。“我不懂。” 
    妈妈靠近我，声音柔和下来。“你有没有梦到过一些死去的人，查理，但那并不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新的交流？这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世界。”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手上。“如果你的心里有某个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的离开你。他们可以再回来，甚至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小女孩爬上了床，玩弄着泰尔玛的头发。泰尔玛看着我们，朝我们微笑。 
    “你还记得高林斯基老太太吗？”妈妈说。 
    我记得。她是妈妈在医院工作时的一个病人。她得了绝症，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她常常告诉妈妈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她。她过去认识的人来看她，他们在一起说笑聊天。妈妈在餐桌边上讲起过这些事情，讲她如何从门缝里张望，看到老太太的眼睛闭着，面带微笑，嘴里念念有词。爸爸说她“脑子不正常”。一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 
    “她没有疯，”妈妈说。 
    “那泰尔玛小姐她……” 
    “快了，”妈妈眯起眼睛。“离死亡越接近的人，就越容易对话。” 
    我感觉到一股凉意，穿透整个身子。 
    “那你的意思是我快要……” 
    我想要说的是：“死了”，或者，“走了”。 
    “你是我的儿子，”她轻声说。“我的儿子”。 
    我咽了下口水。“我还剩多少时间？” 
    “一些，”她说。 
    “不多了吗？”我问。 
    “多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妈妈。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吗？还是，一分钟内你会突然消失？” 
    “就算一分钟，也能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她回答。 
    突然间，泰尔玛小姐家所有的玻璃，从窗户到镜子到电视机屏幕，都炸了开来。玻璃的碎片绕着我们急速打转，就好像我们站在了暴风中心。有一个声音，像雷鸣般在外面响了起来。 
    “查尔斯-贝纳特！我知道你能听见我！回答我！” 
    “我该怎么办？”我朝着妈妈喊。 
    她平静的眨眨眼，玻璃在她四周旋转。 
    “那要看你自己了，查理，”她说。
 阳光落下(1)
    “如果奶奶在天堂待够了，我们希望她能够回来，谢谢。”这是我女儿在妈妈的葬礼留言簿上写下的话，话里多少带着少年人的倨傲和调侃。但现在，又看到了妈妈，听她解释“死”是怎么一回事，听她解释她是如何被那些回忆她的人召唤回来的——说真的，玛丽亚写下的那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泰尔玛小姐家的玻璃风暴已经过去；我不得不紧闭起眼睛让风暴过去。玻璃的碎片落在我皮肤上，我想要把它们掸去，但这么个简单的动作也费了我很大的劲。我越来越虚弱，憔悴。和妈妈在一起这重生一日的阳光，正渐渐落下。 
    “我快要死了吗？”我问。 
    “我不知道，查理。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 
    “这里是天堂吗？” 
    “这里是椒谷海滩镇。你不记得了吗？” 
    “如果我死了……死了……我能和你在一起吗？” 
    她微微一笑。“噢，原来现在，你倒是想和我在一起了。” 
    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点风趣，喜欢和人开玩笑，如果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她肯定就是这么说的。 
    她也完全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拖着不去看她，陪她。太忙了。太累了。不想面对妈妈。一起去教堂？算了吧。一起吃晚饭？对不起。回家看看？不行，或许下个星期吧。 
    如果把应该和妈妈在一起而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累加起来，恐怕也有一辈子那么长了。 
    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在看望过泰尔玛小姐后，我们步行前进，周围的景色不断变化，我们短暂的闯入了一系列人的生活。有些是我认得出的妈妈的老朋友。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头，那些都是她的爱慕者：一个叫阿曼多的屠夫，一个叫赫华德的税务律师，还有一个长着扁平鼻子的修理匠，杰哈德。妈妈微笑着，坐在他们面前，各待了一小会儿。 
    “那么，他们是在想你咯？”我说。 
    “嗯，”她点点头，说。 
    “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不，”她回答，“不是随便哪里。” 
    我们出现在一个向窗外凝视的老头面前。然后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 
    “那么多，”我说。 
    “他们都是男人，查理，不错的男人。有些是寡居的。” 
    “你和他们一起出去过吗？” 
    “没有。” 
    “他们邀请过你吗？” 
    “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现在去看望他们？” 
    “噢，女人的特权吧，我想，”她双手合十，摸了摸鼻子，隐藏起一个小小的笑容。“被人想着的感觉总还是好的，你说是吧？” 
    我看着妈妈的脸。毫无疑问，妈妈还很美，虽然她已经七十出头，快八十了。她满是皱纹的脸显得很高贵，老花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她的头发曾经像午夜那般黑，现在则如同午后多云的天空那样白。我们见到的这些男人都把妈妈当作一个女人去思念。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从没把妈妈看作宝琳，也就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也没有把她看成是宝儿，那是朋友们叫她的名字；对我来说，她就是妈妈，我给她的称呼。我只看见她戴着厨房用的手套，把热气腾腾的晚餐端上桌，或者是开着车接我和朋友们去保龄球馆。对儿子来讲，母亲就是母亲，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再婚呢？”我问。 
    “查理，”她眯起了眼睛，“算了，别问了。” 
    “不，我很认真。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离开家以后——难道你不感到孤独吗？” 
    她眼睛看着其他地方，回答道：“有时候。但很快，你和吕贝塔就有了孩子，我就变成了祖母。我在这里还有其他女伴——哦，你知道，查理。时间过得很快。”
 阳光落下(2)
    我看她摊开双手，朝我微笑。我已经忘记了听妈妈讲她自己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妈妈不谈我，而是谈她自己，是一种多么好的解脱。 
    “人的一生过得很快，对不对，查理？” 
    “是啊，”我喃喃道。 
    “浪费时间是多么可耻啊。而我们呢，还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 
    我想起了我把自己交给酒瓶子的那些日子，那些我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的夜晚。那些我在昏睡中度过的早晨。那些致力把自己灌醉的日子啊！ 
    “你该吃晚饭了，”她说。 
    她就这么一说，我们又回到了厨房里，坐在了圆餐桌旁，最后一次。桌子上有炸鸡，黄米饭和烤茄子，热腾腾的，散发着熟悉的味道，这样的晚餐，妈妈为我和妹妹煮过有上百次了。但不像我最初回到房子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快感，现在，我觉得有些焦躁，不安，好像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看了看我，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分散她的注意力，所以我说： 
    “讲讲过去的事情吧。” 
    “查理，那些往事我都告诉过你啦，”她说。 
    我的脑袋痛的要炸开了。 
    “再讲一次。” 
    她叙述了起来。她提起了她的父母，他们都是移民，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叔叔和一个疯狂的姑姑。姑姑拒绝学英语，而且很迷信。她还说起了她的表哥，乔伊和埃迪，他们都住在西海岸。每一个人都有个小故事（“那个非常害怕狗的她”，“那个15岁就想要参加海军的他”），现在我把这些小细节和一个个名字对应了起来。过去，妈妈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吕贝塔和我都翻着眼睛，没有耐心听她讲下去。但很多年后，在葬礼以后，玛丽亚问起我家族里的许多事情——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等等——我常常答不上来。我记不得了。我们的很多历史已经随着妈妈一起被埋葬了。你，可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的历史就这样消失。 
    所以这一次，我仔细听妈妈把家族里每一个分支的故事都讲述了一遍。妈妈扳着指头把想得起来的家里人的故事都说了。全部说完以后，她合拢双手，交叉起手指——就好像每个手指所代表的亲人的故事也都交织在了一起。 
    “反正，”她愉快地说，“那是……” 
    “我想你，妈妈。” 
    这话脱口而出。她露出了微笑，但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是在想句子，揣摩我的意图，好像捕鱼的人慢慢拉网。 
    太阳落下了，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太阳落在了那个地平线下，她小声而快速的说：“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查理。”
 夜晚-他希望能够重新来过的一天(1)
    现在我该聊聊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了。我还要告诉你，那次我们见面，我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们去看她，参加她的七十九岁生日派队。她要大家都去，并开玩笑说过完了这个生日，明年她就“再也不告诉人家自己几岁了。”当然，她在六十九岁，五十九岁，说不定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 
    生日派对放在星期六中午，是在家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我，我老婆和女儿，我妹妹吕贝塔和她老公艾略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五岁的洛桑娜。和当年她妈妈一样，她到哪里都穿着芭蕾舞鞋式样的小皮鞋）。除此以外，还有二十多个老街坊邻居，其中包括妈妈在美发厅常年服务过的老客人。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坐着轮椅，被人推了来的。但是，她们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定型水喷得足足的。我都怀疑妈妈办这样一个生日派队，是不是为了让这些老太们有机会好好打扮一下。 
    “我想让奶奶给我化妆，好不好？”玛丽亚一蹦一跳走过来问我。她十五岁了，一举一动里带着少女的活泼与笨拙。 
    “为什么？”我问。 
    “就是因为我想要奶奶帮我化妆啊。她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她就帮我弄。” 
    我看了看凯瑟琳。她耸耸肩表示无所谓。玛丽亚像个小兔子一样捶着我的胳膊。 
    “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 
    我已经讲过，自从棒球生涯中退役以后，我的生活有多么阴暗。但我必须要说的是，玛里亚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在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努力做个好父亲。我努力关注她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吃薯条残留在嘴角边的番茄酱，我帮她擦去。她坐在小桌旁，握着铅笔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会陪在她身旁。还记得她十一岁的时候，我让她上楼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结果她穿了件吊带背心下楼来。为了不让她太早熟，我赶紧逗她和我玩球，或者是送她去青年会上游泳课，我最好她慢慢长大，一直像个假小子那样。 
    后来我才知道，我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她上了大学，为大学的校报报道体育新闻。我终于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管喜欢与否，女儿所从事的，正是把我和她妈妈分别喜欢的体育和写作给结合了起来。 
    派对在继续，觥筹交错，乐声飞扬。屋子里还充满了人们的交谈声。妈妈大声朗读着她收到的生日贺卡上所写的祝福语，好像每一张卡片都是外国元首寄来的贺电一样。就算是那种廉价的，用水粉颜料在封面上画着小兔子的那种贺卡（贺卡上一律写着“希望我能够蹦蹦跳跳的来告诉你……祝福你的生日像我的胡萝卜一样棒！）每读完一张卡片，她都会把卡片反转过来，给大家看里面写的字，然后向送卡的人送上一个飞吻。 
    在读完贺卡，蛋糕还没有切，礼物还没有拆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妈妈家里，电话铃可以响很久，因为妈妈不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去接电话，她常常会给最后一个角落吸完尘，或者擦完最后一块玻璃窗，才拿起电话，好像在拿起话筒之前，电话这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因为没有人去接电话，所以我去了。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的话，我会让那个电话一直响下去的。 
    “喂？”因为屋子里很吵闹，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妈妈用的还是很老式的皇后牌电话机。电话线足有20米长，因为她喜欢边听电话，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喂？”我又说了一遍，把话筒紧紧贴住耳朵。 
    “喂，喂？” 
    我正准备把这个没人回答的电话挂上，但听到话筒那端有个男人清了清嗓子。 
    然后，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鸡仔？是你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愣住了。尽管妈妈的电话号码从没变过，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爸爸会拨这个号码。他离家的时候是那么突然，那么带有毁灭性，在这个屋子里重新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看着他走进被他亲手焚毁的屋子。 
    “是，是我，”我小声回答。 
    “我到处找你。我给你家和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我想试试看……” 
    “今天是妈妈生日。” 
    “噢，对，”他说。 
    “你要和她说话吗？” 
    我说得极快。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在电话的那一头翻了翻白眼。 
    “鸡仔，我和皮特-贾那通过话了。” 
    “皮特-贾那？” 
    “海盗队的。” 
    “啊？” 
    我抱着电话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离我不远有两个老妇人坐在沙发上，端着纸盘子，吃着吞拿鱼色拉。 
    “他们一直举办‘昔日球星赛’的，知道吧？”爸爸说，“皮特告诉我佛莱蒂-冈塞雷斯不能参加了。因为他的签证没有搞定。” 
    “我不懂，这和我有什么……” 
    “他们要找一个能够替补他的人，但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对皮特说，‘嗨，鸡仔就在城里啊。’” 
    “爸爸，我不在。” 
    “你可以啊。他又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昔日球星赛？” 
    “所以他问：‘哦，是吗？鸡仔的状况如何？’我回答他说，‘很不错啊……” 
    “爸爸……” 
    “然后皮特说……” 
    “爸爸……” 
    我知道这样的对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比我更难放弃我的棒球生涯的人，就是爸爸。 
    “皮特说他会把你放在队员名单上的。你要做的就是……” 
    “爸爸，我只参加了……” 
    “……快点过来吧……”
 他希望能够重新来过的一天(2)
    “……六周的甲级赛而已……” 
    “……明天早上10点左右……” 
    “我只打过……” 
    “然后你……” 
    “我怎么有资格参加昔日球星赛？” 
    “你有什么问题，鸡仔？” 
    我痛恨这个问题。它终止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性。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回答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叹了口气。“他们说把我放在队员名单上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他们要我参加比赛？……” 
    “……你聋了吗？我刚刚不是说了么。” 
    “什么时候？” 
    “明天。俱乐部的人会过去……” 
    “明天，爸爸？” 
    “明天，怎么了？” 
    “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你要是去比赛，坐着候场的时候，肯定会撞见那些人。你和他们攀谈攀谈。” 
    “撞见什么人？” 
    “随便谁。安德森。莫利尼。我觉得麦克-屈内兹，那个光头，好像还是教练。你应该有意识和他们接触接触。你要和他们谈谈，说不定就能有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机会就会来了么。教练的职位。击球训练员。乙级队里的一个空缺。那么你就踏进了一只脚……” 
    “他们干吗要我这样的……” 
    “事情都是这样一步步……” 
    “我都有多少年没有摸棒球杆了……” 
    “……发生的。就是这样来的，鸡仔。你踏进一只脚……” 
    “但是我……” 
    “你的人际圈子。还有时间机遇……” 
    “爸爸，我已经有工作了。” 
    沉默。任何人对我的伤害，都比不上爸爸的沉默。 
    “听着，”他吸了口气说，“我不择手段才给你弄到一个机会，你想不想要？” 
    他的语气变了，好像准备好了要打架，拳头举了起来，怒火在胸中涌动。我知道自己活的很糟糕，而他也如此明显的表达了他的这种想法。这让我感到羞愧。在打架的时候，内心感到羞愧的一方肯定会先败下阵来。 
    “你快点滚出来，听到了吗？”他说。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明天就不是了。” 
    现在，回想起那段对话，我真希望当时的我，能够多问老爸几个问题。难道他对前妻正在举办的生日派对，完全没有一点好奇心吗？难道他不想知道她的心情吗？他不想知道有谁参加了派对吗？他不想知道我们的老房子看起来怎么样了吗？她是否还念着他？好的，坏的，还是根本不想？ 
    我真希望当时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说我会再和他联系的，就把电话挂了。我脑子里满是对爸爸“不择手段”给我谋来的那个机会的幻想。 
    我盘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已经切开了香草奶油蛋糕，把一片片蛋糕放到纸盘子上。她打开礼物的时候，我想的还是爸爸提的那事。凯瑟琳，玛丽亚——她的眼睛上已经画上了紫色的眼影—— 
    我和妈妈一起拍照片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拍照的是妈妈的朋友伊迪，她举着相机说：“笑一笑啊……呃，等等，这个机器我怎么就是用不来呢？” 
    我们站在那里，露出牙齿微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是我挥动球棒的样子。 
    我努力集中思想，让自己融入到妈妈的生日派对中去。但我的父亲，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非常像一个小偷，把我的注意力给偷走了。在大家吃蛋糕的时候，我悄悄溜到地下室，打了个电话预订好第二天的飞机票。 
    妈妈说话的时候，常常以“做个好孩子……”的句式开头，比如说“做个好孩子，帮妈妈把垃圾倒掉……”或者是“做个好孩子，帮妈妈去店里买……”我到妈妈家的那一天，还是妈妈的好孩子，但爸爸的一个电话，让那个好孩子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不得不和每一个人都说谎。这并不太难。我带着公司的寻呼机，跑到楼下没有人的角落自己呼叫了自己。然后跑上楼。寻呼机响的时候，凯瑟琳就在我身旁。我装作很恼怒的样子，骂骂咧咧的去看我的寻呼机，一边还嘟囔着“星期六也不让人安宁。” 
    我假装回了一个电话。假装很生气。我编了一个谎，说一个客户坚持要在星期天开会。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不能等等吗？”妈妈问。 
    “我知道，这太不象话了，”我回答。 
    “我们明天还计划好了一起吃早午餐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能再和他们通个电话吗？” 
    “不行，妈妈，”我回嘴道，“我打回去不好。” 
    她低下头。我吐了口气。越为自己的谎言辩护，越让人生气。 
    一个小时候后，出租车来了。我抓起包。我抱了抱凯瑟琳和玛丽亚，她们两个从皱着的眉头间勉强挤出半个笑容。我对大家嚷嚷着“再见”。众人都对着我说：“再见啦，再见啦，一路顺风……” 
    最后，在众人的喧嚣声中，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爱你，查……” 
    车门关上，把妈妈说出来的最后那个字也关在了车门外面。
 夜晚-比赛
    在昔日球星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赛场边的宾馆住下，这让我想起我的职业生涯和到处旅行的生活。我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球场里会有多少观众，我会不会连一个球的边都擦不着。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我起床，试着做了一些伸展运动。我发现房间电话的红灯在闪，说明有人给我留言。我给前台挂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起码有二十来次，才有人接。 
    “我的留言信号灯在闪，”我说。 
    “唔……”接电话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个留给你的包裹。” 
    我到楼下的大堂。服务生拿出一个旧的鞋盒子，上面贴着我的名字。他打着哈欠。我打开鞋盒。 
    我的钉鞋。 
    显然，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双鞋。他肯定是半夜到宾馆来过，但没有打电话到我房间，只是把盒子留下。我翻了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他的留言。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双鞋，那双满是褶皱沧桑的鞋。 
    昔日球星赛安排在正式比赛开赛前一个小时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赛的时候，大多数座位都还是空的。风琴响过。扩音器里传来了欢迎的话语，观众席上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我们被一一介绍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活跃在球场上的外场手鲁斯特-阿伦贝克，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明星，内场手威利“波波”巴博沙。他的笑容非常具有感染力。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跑出场向观众挥手致意。等轮到我出场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为他而鼓掌。只听到播音员说，“来自于1973年锦标赛冠军得主队的……”可以听出播音员故意顿了一下，好像要吊起人们的兴趣一般，“接球手查尔斯“鸡仔”贝纳特”。鼓掌声一下子变得稀稀拉拉的，热情的掌声变成了应付的掌声。 
    我从球员候场区的座椅上站起来往外跑，差点撞上了往回跑的巴博沙。我努力想在掌声彻底熄灭前完成我的亮相，以避免面临那让人尴尬的来自观众席的寂静，以及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某个角落里，必定坐着我的老爸。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抱着双臂坐在那里的情形。他是不会为我鼓掌的。 
    轮到我上垒位的时候，场里还有一半多的位子空着。我先试着挥了几下球棒，热热身，然后踏上击球位。一片乌云飘过，挡住了太阳。我听到场外小贩的吆喝，感到脖子处汗水吱吱往外冒。我移动了一下下蹲的重心，抓紧球棒，耸起肩膀，崩紧了下巴，眯起眼睛 
    ——尽管这个位置，这个动作，我一定已经做过有不下一百万次——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因紧张而狂跳不已。这样的状态，我估计我支撑不了几秒钟。一个投球来了。我没有去接。裁判喊道“一投失误。”我几乎想要跑过去谢谢他。 
    你有没有想过，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事情在同时发生。离婚后，妈妈常常站在后院的阳台上，抽着烟，看着夕阳西下，感慨道：“查利啊，你知道吗，这里的太阳落下了，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太阳就升起来了。澳大利亚，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查一查百科全书。 
    她吐了一口烟，怔怔地看着和我们家连成一排的邻居家们正方形的后院，他们院子里的晾衣服杆和秋千架子。 
    “世界那么大，”她若有所思地说。“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 
    她说的很对。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那一刻，我站在昔日球星赛的垒位上。那个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的投手，用曾经仍出过无数个强有力的快球的手臂投出一个速度一般，飘飘忽忽，冲着我的胸膛而来的球。我挥起球棒，听到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砰”的一声，我扔下球棒，冲向垒位。我相信我击出了一个好球，但其实我已经丧失了我过去的判断力，忘记了我的胳膊和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忘记了随着你一点点变老，球场变得越来越大。我抬起头，才发现我以为的好球，甚至可能是本垒打的球，原来不过飞到了二垒位球手的手套前，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威胁性的上飞球，是个浸过水的炮仗，一个哑炮， 
    有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了起来：“扔掉它，扔掉它！”，二垒手的手套牢牢的抓住了我对于这场愚蠢的比赛的最后的贡献——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椒谷镇的家里出事了，就像妈妈曾经感慨过的那样，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她的收音机还在播放爵士乐。她的枕头还是松松蓬蓬的。但她的身体倒在了卧室地板上。她回卧室去找那副新的红边框眼镜的时候，跌倒了。 
    心脏病突发。 
    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更衣室里，我很快就整理好了我的东西。有人开始洗澡。我觉得实在毫无必要。我们又没有出多少汗。我把球衣叠好，收了起来，好歹是个纪念。我拉上包的拉链，穿好衣服，又呆坐了几分钟。参加这场比赛似乎毫无意义。 
    我沿着进来的路线，经过员工通道走出球场。外面站着爸爸。他正吸着烟，抬头看着天空。看到我出来他显然很吃惊。 
    “谢谢，钉鞋，”我举起鞋子说。 
    “你在这里干嘛？”他恼怒的说，“你就不能在里面多待会，找人聊聊吗？” 
    我刻薄而嘲讽的一笑。“我不知道，爸爸。我想出来和你打招呼。我们有两年没有见了吧。” 
    “上帝啊，”他带着痛恨的表情，摇着头：“见我有什么用，见我又不能让你回到球队里去。” 
    《一日重生》夜晚
    鸡仔发现家没了
    “喂？” 
    我老婆的声音有些颤抖，害怕。 
    “嗨，是我，”我说，“对不起， 我……” 
    “哦，鸡仔，哦，上帝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上哪里去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谎话——客户啊，会议啊，—— 但这些谎言，像堵墙一样倒塌了。 
    “怎么了？”我问。 
    “你妈妈。哦，上帝啊，鸡仔。你在哪里？我们……” 
    “什么？什么？” 
    她哭了，泣不成声。 
    “快告诉我，”我说，“怎么了？” 
    “心脏病。玛丽亚发现的。” 
    “什……么？” 
    “你妈妈……她死了。” 
    我希望你永远没机会听别人这样对你说。你妈妈，她死了。这些话和其他的言语不同。这些话太过沉重，让人的耳朵无法承受。这些话是奇怪的，像个大铅球，不停锤打你的脑袋，直到在你的脑壳上砸出一个大洞来。这时候，人就感觉被割裂了开来。 
    “在哪里？” 
    “在家。” 
    “哪里，我是说，什么时候？” 
    突然间，细节变得无比重要。好像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抓住些什么东西，通过细节让自己进入这桩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中去。“她是怎么……” 
    “鸡仔，”凯瑟琳轻轻说，“你先回家，好不好？” 
    我租了一辆车，连夜往家赶。我带着震惊和恐惧，带着罪恶感，一路回家。我在太阳快要升起前赶到了椒谷镇。我把车子停在院子前。熄灭引擎的时候，天空一片灰紫色。我的汽车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我坐在那里，看着太阳从我面前升起。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通知爸爸，告诉他妈妈的死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 
    我确实没有再见他。 
    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双亲。一个的离去，让我蒙羞；另一个的离去，让我茫茫不知其所终。
 夜晚-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
    妈妈和我走在一个我从没有到过的小镇上。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拐角处照例有个加油站，对面是家小小的便利店。街道两旁的电线杆和树杆有着差不多的纸板箱的颜色，树上的叶子差不多已经落尽了。 
    我们在一幢两层楼的公寓楼门口停下。那是一栋浅黄色的砖房。 
    “我们这是在哪里？”我问。 
    妈妈看看远处的天空。太阳已经落山了。 
    “你应该多吃点晚饭的，”她说。 
    我转了转眼睛。“怎么了吗，妈妈？” 
    “没什么啦。知道你已经吃饱了会让我比较安心。就这个意思。你得学会照顾自己，查理。” 
    在她脸上，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表情，那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关切。在那一刻，我意识到，看妈妈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爱。 
    “我真希望我们以前也能这样。妈妈，你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在我死以前？” 
    我的声音变得有些怯懦：“是啊。” 
    “我一直在啊。” 
    “我知道。” 
    “你很忙。” 
    听到“忙”这个字，我打了个寒颤。现在听起来，一切借口都是那么空洞。我看到她的脸上现出了无奈的表情。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两个都在想：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的话，事情将有多么大的不同。 
    “查理，”她问，“我是个好母亲吗？” 
    我张开嘴要回答，但一道刺眼的闪光让她突然消失在我面前。我感到脸上呼呼发烫，好像太阳直射在上面。然后，我又听到了那个洪亮的声音： 
    “查尔斯-贝奈特。张开眼睛！” 
    我使劲眨了眨眼。突然间，我落在了妈妈后面，我们俩中间隔着好几条街，好像她一直往前走，而我停了下来。我又眨了下眼，她离得更远了。我几乎要看不见她了。我想要往前跑，我的手指拼命指向前方，我的肩膀好像要从胳膊肘里掉出来了。每一样东西都在旋转。我感觉自己要叫她的名字，但发出的只是气声，在喉咙口打转。这让我精疲力竭。 
    但突然，她又和我在一起了，抓着我的手，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又滑到了原来的状态。 
    “还有一个地方要去，”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她带着我到了那幢浅黄色的砖房前，下一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在房子里了。公寓的天花板矮矮的，里面家具放的满当当的。卧室很小，墙纸是绿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葡萄园的风景画。床头挂着一个十字架。卧室一角有一面大镜子，镜子下是一个香槟木色的梳妆台。镜子前坐着一个留深色长发的妇人。她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袍。 
    她看起来有七十来岁，长而窄的鼻子，颧骨高高的，皮肤是健康的橄榄色，但已经松弛下来了。她心不在焉，慢慢梳着头发，眼睛看着梳妆台的桌面。 
    妈妈走到她身后。两个人没有打招呼说话。妈妈伸出双手，两个人的手交汇在一起，一只手拿着梳子，另一只手顺着梳子的方向抚平头发。 
    那个妇人抬头看了一下，好像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她的眼睛迷茫的望着不知名的远方。我想她看见了妈妈。 
    谁都没有说话。 
    “妈妈，”我忍不住轻声问，“她是谁？” 
    妈妈转过身，她的手还留在那个妇人的头发上。 
    “她是你爸爸的妻子。”
 夜晚-真相大白(1)
    她是你爸爸的老婆。 
    让我怎么解释这句话呢？我做不到。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妈妈的鬼魂告诉我的，当我站在那间奇怪的，墙上挂着葡萄园风景画的公寓里。 
    “她是你爸爸的老婆。他们是打仗的时候认识的。你爸爸被派到了意大利。他告诉过你，对不对？” 
    对，爸爸提起过很多次。意大利，1944年底。亚平宁山脉。坡奥山谷。博洛尼亚省。 
    “她是那边一个村庄里的人。家里很穷。他是个士兵。你知道这种事情的。你爸爸，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很……英勇？” 
    妈妈看着自己的双手。她的双手正在帮那个妇人梳头发。 
    “查理，你觉得她漂亮吗？我一直觉得她很美。现在，她还是很美。你觉得呢？” 
    我有些晕眩。“你是什么意思，他的老婆？你才是他的老婆。” 
    她慢慢点点头。 
    “是，我曾经是。” 
    “他怎么可以有两个老婆呢。” 
    “是啊，你是对的，”她轻声说，“人不可以有两个老婆。” 
    那个妇人吸了吸鼻子。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充满了倦意。她完全没有理会我，但妈妈说话的时候，她好像在倾听。 
    “我想你爸爸在打仗的时候，对将来感到害怕，他吃不准战争会持续多长时间。很多人战死在那里。可能她给了他一个安全的保障。可能他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谁知道呢？他是个很有计划的人，你爸爸，他总是说，‘制订一个计划，制定一个计划’。” 
    “我不明白，”我回答，“爸爸不是写了那封信给你吗？” 
    “是的。” 
    “他求婚了。你答应了。” 
    她叹了口气。“当意识到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猜他需要调整他的计划——也就是回到他的老计划，娶我。危险消失以后，情况也随之改变，查理，所以……”她一边说，一边从那个妇人的肩膀上捋起她的头发，“他就抛弃了她。” 
    她停顿了一下。 
    “你爸爸擅长于此。” 
    我摇着头说：“但是，为什么你……” 
    “他从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查理。他什么人都没有说。但好多年后，他又找到了她。或者是她找到了他。最后，他把她弄到了美国。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他还买了第二栋房子。在克林斯伍德。就是他开了第二家店的地方，还记得吗？” 
    那个妇人把梳子放下。妈妈也松开握着她的手，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放在下巴下。 
    “你爸爸一直要我做的，就是她做的那种意大利通心面，”她吸了口气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至今让我想起来就难过。” 
    接着，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她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她是怎么开始怀疑他的：家里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克林斯伍德的宾馆账单，他撒谎说他每次都付现金，这让她起了疑心。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安排好照顾我们的保姆后，心情紧张的开车前往克林斯伍德。她在街道上来来回回的开，直到看到爸爸的别克车停在一幢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房子的停车道上。顿时，她泪如泉涌。 
    “我浑身发抖，查理。每迈出一步，都需费很大的力气。我悄悄走到一扇窗下，往里张望。他们在吃晚饭。你爸爸的衬衫敞开着，露出里面的背心，就像他和我们在一起那样。他慢慢吃着面前的食物，不紧不慢，很放松，就像他一直住在那里一样，他还把盘子递给那个女人，还有……” 
    她停住了。 
    “你肯定你想知道全部吗？”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点头。 
    “他们的儿子。” 
    “什么……？” 
    “他看起来比你大几岁。” 
    “一个……儿子？” 
    我的声音因震惊而显得格外尖利。 
    “我很抱歉，查利。” 
    我脑袋发晕，人好像在往下掉。就算已经隔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和你讲起这事，我仍旧很难把这些话说出来。我的爸爸，那个要求我站在他一边，要求我完全忠诚于他的爸爸，他有另外一个儿子？ 
    “他打棒球吗？”我的声音很轻。 
    妈妈无助的望着我。 
    “查理，”她几乎要哭了，“我真的不知道。” 
    穿着浴袍的夫人打开一个小抽屉，从中取出一些文件，快速翻阅起来。她真的就是我妈妈说的那个人吗？她看上去确实像意大利人。她的年龄也符合。我试着去想爸爸和她在一起的样子。我试着把他们想成一对夫妻。我对这个女人的存在，对这个家的存在毫不知情，但我还是可以感到老爸在里面的踪迹。 
    “那晚我开车回到家里，查理，”妈妈说，“我坐在上街沿上。我等着。我都不想让他把车再开回到我们的车道上。他是午夜以后回来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的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的车头灯正照在我身上。我想，那一刻，他明白他的事情被戳穿了。 
    “我坐到他的汽车里。我让他把所有的玻璃窗都摇上。我不想任何人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我就发作了。我的发作让他无法再说任何谎话。他最后彻底坦白了她是谁，他们是如何遇见的，他是如何计划的。我的头在打转。我的胃难受的利害。我几乎无法坐直。查理，你知道，对婚姻人们总是寄予很大的希望，谁会想到自己这样被人给取代了呢？” 
    她转过身，目光停留在墙上那幅葡萄园的画。 
    “这个事情对我真正的打击，几个月后才慢慢显现出来。在汽车上，我有的只是愤怒。愤怒，伤心。他赌咒说他对不起我。他发誓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儿子的存在，但他知道以后，他觉得他需要担负起他的责任。我不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算是我冲着他大喊大叫，你爸爸也总是有一套说辞的。
 夜晚-真相大白(2)
    “但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事情结束了。你明白吗？我可以为了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而原谅他。但是，他背叛了你和你的妹妹。” 
    她转过身对着我。 
    “你有一个家，查理。不管是好是坏，你只有一个家。你不能替换你的家。你不能对你的家人说谎。你不可能在两个家之间周旋，更换。” 
    “坚守一个家才让家成为家。” 
    她叹了口气。 
    “所以，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我试图想象那个可怕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在车上，午夜之后，所有的车窗都摇上了——从车窗外看，两个身影在无声的尖叫。我试图想象我们一家在这幢房子里睡着的时候，另一个家在另一幢房子里睡着，两幢房子的衣橱里都挂着爸爸的衣服。 
    我试着去想象，椒谷海滩镇的漂亮女人宝儿，在那个夜晚，发现往日美好的生活一下子在眼前烟消云散。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个“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迹表上，这一个必须要排在最前面。 
    “妈妈，”我鼓足勇气，轻声问，“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不要回来了。永远。” 
    现在，我知道了，在那个妈妈把玉米麦片捏碎的早晨的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希望能够重新来过。很多时刻，最好重新发生。但如果只有一件事情可以选择，那么我会希望替我女儿玛丽亚，而不是我自己选择。我希望改变那个下午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那个周日的午后，她走进房间去找她奶奶，结果发现她倒在了卧室的地板上。她想要把她摇醒。她尖叫起来。她冲出房间，又冲回来，想要找人救奶奶，但又不敢把奶奶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她不过是个孩子。 
    我想，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自己难以面对玛丽亚和凯瑟琳。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开始酗酒。我想那就是我为什么会堕落到另一种生活中去。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不配再和以前一样生活了。所以，我逃跑。就这点而言，我想我和我父亲有着令人悲哀的相似之处。两个星期后，在安静的卧室里，我向凯瑟琳坦白了那个周末我到底在干吗：我没有去出差，我在匹兹堡的球场里打球，而妈妈则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的等死。凯瑟琳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最后，她只是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妈妈走到那间小卧室唯一的窗口处，把窗帘拉开。 
    “天黑了，”她说。 
    在我们后面，在镜子里，那个意大利女人低着头，还在翻看那些文件。 
    “妈妈？”我问，“你恨她吗？” 
    她摇了摇头。“我为什么要恨她？她和我想要的其实一样。她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婚姻后来也破裂了。你爸爸后来也离开了她。我说过，你爸爸擅长于此。” 
    她抱起手臂，好像有点冷的样子。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用手捂住脸，开始小声哭泣。 
    “查理，知道吗，秘密，秘密能把人给撕扯碎了。” 
    我们三个呆呆的在那里静默了一会儿，各自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妈妈转向我。 
    “你现在该走了，”她说。 
    “走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去哪里？为什么？” 
    “但是查理……”她拉起我的手，“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为什么你要寻死？” 
    我的身体在颤抖。有那么一秒钟，我似乎无法呼吸。 
    “你知道……？” 
    她给了我一个悲哀的笑容。 
    “我是你的妈妈。” 
    我的身体几乎要抽搐起来。我喘息起来。“妈……你不知道我的事情……我把事情搞糟了。我酗酒。我一事无成。我家都没有了……” 
    “不，查理……”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我的声音在颤抖。“我支撑不住了……凯瑟琳走了，妈妈。我把她赶走的……玛丽亚，她都不认得我了……她结婚了……我都没有去参加婚礼……我是个局外人了……所有我爱过的，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的胸脯一起一伏。“还有你……那最后一天……我根本不应该离开你的……我不应该对你撒谎的……” 
    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夜晚-真相大白(3)
    “……我很抱歉……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倒在了地上，无法自控的抽泣了起来。在哭泣中，我好像要把自己给掏空了。我们所处的房间，挥发成了一团热量。我不知道我哭了有多久。当我能够重新说出话来的时候，我的声音沙哑到了极点。 
    “我想要丢掉它们重新来过的，妈妈……我的愤怒，我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死……” 
    我抬起眼睛。第一次，我承认了事实。 
    “我放弃了，”我小声说。 
    “不要放弃，”妈妈小声回答我。 
    我埋着头。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再感到羞耻。我的头埋在了妈妈的臂膀里，她的手抱着我的脖子。我们就这样互相依偎着，虽然只是一小会儿。我很难用语言向你描述我从中所得到的安慰。我只能说，现在我说起这事，还是希望能够回到那一刻。 
    “你死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在你身旁，”最后，我轻声说。 
    “你有事情要做。” 
    “我撒谎了。这是我撒过的最糟糕的谎……我不是去工作的。我是去打球的……一场愚蠢的比赛……我是那么想要讨好……” 
    “你爸爸。” 
    她轻轻点点头。 
    我意识到妈妈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房间的另一边，那个意大利女人把浴袍的带子拉拉紧。房间里，我们三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我们都希望得到同一个男人的爱。我似乎还能够听到爸爸问我的声音，他逼我做出一个选择：妈妈的好宝贝，还是爸爸的乖儿子，查理？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轻声道。 
    妈妈摇了摇头。 
    “一个孩子不应该面对那样的选择。” 
    此时，那个意大利女人站了起来。她擦了擦眼睛，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形象。她把手放在桌子边，把两样东西推在了一处。我妈妈示意我向前走几步，好看清她刚才看的是什么。 
    一个是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带着毕业帽的青年男子。我想那应该是她的儿子。 
    另一件东西，是我的棒球队员卡。 
    她抬起头看着镜子，好像透过镜子看到了我们。镜子里是我们三个人，框起来像个奇怪的家庭。就在那个唯一的，也是仅有的一刻，我肯定她看见了我。 
    “perdonare，”那个妇人喃喃的用意大利语说道。 
    周围的一切忽然都消失了。
 故事讲完了
    你有没有试图回想过你人生最初的记忆？我最初的记忆是我三岁的时候。那时是夏天。附近公园有一个嘉年华活动。公园里有气球和棉花糖。有一群刚刚参加完拔河比赛的男人，在饮水机前排起了长队。 
    我肯定是渴了，因为妈妈两个手托在我的胳肢窝下，把我举起来，走到队伍前面。我记得她就这么插进了队伍里，挤进那些流着汗，光着上身的男人堆里。我还记得她用手肘挤开压到我胸前的一个男人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拧开水龙头。她对着我耳朵轻声说：“喝水吧，查理。”我伏身向前，脚晃在半空中，哗啦啦喝下几口水，那些男人就等着我们。现在，我还能记起她把胳膊环绕着我的感觉。我还能看到水汩汩的从笼头里涌出来。这就是我人生最初的记忆，她和我，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此时，和妈妈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同样的事情好像又发生了。我感觉我的身体摔坏了。我几乎不能够动弹。但她的手臂环绕着我，我再一次感觉她抱起了我，空气划过我的脸庞。我看到的只是黑暗，好像我们在一个长长的黑幕布后飞行。突然间，黑幕布拉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星星。成千上百的星星。她放下我，让我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把我受伤的心还给这个世界。 
    “妈妈……”我的喉咙干巴巴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那个女人？……她说了什么？” 
    她轻轻把我的肩膀先放到地上。“原谅。” 
    “原谅她？……还是爸爸？” 
    我的头接触到了泥土。我感觉到血顺着我的太阳穴往下流。 
    “原谅自己，”她说。 
    我的身体像是被锁住了。我动不了我的胳膊和腿。我在滑向另一个世界。还有多少时间剩下给我？ 
    “是的，”我喘着粗气说。 
    她困惑的看着我，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是的，你是个好母亲。” 
    她用手遮住嘴，试图掩饰她的笑容，但她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活着，”她说。 
    “不，等等……” 
    “我爱你，查理。” 
    她挥手向我做别。我哭了。 
    “我要失去你了……” 
    她的脸在我上方漂浮起来。 
    “你是不会失去自己的母亲的，查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然后，一道强光让她踪影皆无。 
    “查尔斯-贝纳特。你能听见我吗？” 
    我的四肢一阵刺痛。 
    “现在，我们要把你搬到车上了。” 
    我想要抓住她，把她拉回来。 
    “你能听到我们吗，查尔斯？” 
    “我和我妈妈，”我含糊不清的说。 
    我感到前额被人轻轻吻了一口。 
    “我妈妈和我，”她纠正我说。 
    就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使劲眨了眨眼。我看到了天空，星星，然后星星开始坠落。它们越掉越近，越来越大，又圆又亮，好像是一个个棒球。我下意识的张开手掌，好像自己戴着棒球手套可以接住它们。 
    “等等， 注意他的手！” 
    声音变得温柔起来。 
    “查尔斯-贝奈特？” 
    更温柔了。 
    “查尔斯？……嗨，这样就对了，伙计。醒醒吧……对了，好样的！” 
    他朝另外两个警察挥了挥手电筒。他和我想的一样，是个年轻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