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 1978年第11期 评“四人帮”的一个反动讲座《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txt

    评“四人帮”的一个反动讲座
    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们国家正处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临近决战的时刻，“四人帮”倾巢出动，掀起一股又一股反革命恶浪。就在这个时筷，他们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电台举办了一个所谓广播讲座，题目叫做《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个讲座摆出讲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的架势，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疯狂地攻击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肆无忌惮地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又一罪证。
    这个广播讲座是“四人帮”塞党夺权的急先锋一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炮制的。它是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党史讲义》之后的又一株大毒草。广播稿共分八讲，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开讲，陆续播送了五讲，一直讲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十月十
    六日为止。末三讲也已定稿，只是由于粉碎“四人帮”伟大斗争的迅猛开展，才被迫停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这么一个时候，在广播电台上办起这么一个讲座，这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一九七六年春天，“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打击和陷害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一大批领孛同志，开动起一切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唱起同一个调子，就是所谓“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同年二月底，“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在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开了一个有
    一百二十多人参加的所谓宣传工作座谈会。他们在会上兜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出要议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杜会主义革命阶段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理论和文艺界应该怎样把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反映得深刻一些”等问题，公然宣扬“走资派是一个阶级”、“拿
    三、四百元工资就是剥削”、“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等谬论。在这期间，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目就策划编写一本论述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小册子，规定编写这个本子要吸收上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的所谓“精华”，并且要参考全国各地理论讨论会的材料。三、四月，辽宁、北京等地的所谓“理论讨论会”都先后开过了。“北京市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材料散发出来了。他们如获至宝，一一搜罗了起来。经过半年的紧张炮制，搞出了一本名为《谈谈党内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完稿时，写作组一个头目看了之后，颇为得意地说：“这虽然是本小册子，但已经包括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到了八月，“四人帮”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本小册子又改头换面以197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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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为题，以理论讲座的名义，急急忙忙通过电台抛了出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蓄意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妄图搞垮我们的党。《杜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株毒草的出笼，正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到处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张春桥先是叫嚷“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以后他又直接向写作组的大头且发手令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事情很多，抓阶级斗争，事情也很多，但是，对每个时期的阶级关系，不作系统研究，还是提不起纲来，或者在政策上措置不当，犯大错误”。写作组的头目对此心领神会，一方面策动一些人搞所谓阶级关系调查，妄图搜罗一些鸡毛蒜皮的材料，为颠倒敌我，编造党内已经出现资产阶级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就是篡改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内已经出现资产阶级编造理论依据。《杜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一书，拼拼凑凑六万余字，大讲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大讲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可以说是这股黑风的代表作。对此书作一点分析、解剖，可以看出“四人帮”在这一方面散布的谬论究竞是些什么货色。
    一、胡说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关系新变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四人帮”正是在这个首要问题上，竭力制造混乱。《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一书，开宗明义第一讲就装腔作势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问题，接着便以所谓的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动为理由，一口咬定革命对象是什么“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资产阶级队伍重新组合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据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主力部队”统统由党外跑到党内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就是“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不然的话“革命就革不到点子上，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很危险”等等。谁要是不同意这些胡言乱语，谁也就成了什么“修正主义者”了。可是，谎言毕竞是谎言，永远代替不了真理。杜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的基本状祝如何，怎样在发生着变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设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杜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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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和阶级斗争，在发展的长过程中，各个阶级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有变化的。但是，对这个社会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时期中，发生变化的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广播稿宣扬反动的阶级关系变动论，蓄意歪曲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基本状况，篡改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会“重新组合”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出于反革命需要的捏造。
    广播稿为了鼓吹到共产党内来寻找革命对象，还胡扯什么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党外的，一个是党内的。说什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混入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只是它的附庸”；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内资产阶级就不再作为党外资产阶级的附庸出现了”，而是“充当党外资产阶级的靠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资产阶级，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到共产党内来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内了。”
    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和党内斗争性质的严重歪曲。大家知道，党内斗争从来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量的是正确和错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能够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在激烈的斗争中，除了顽固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少数人外，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都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继续前进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和帮助，目的是使他们改正错误，更好地沿着正确路线继续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动力，怎么能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呢？在犬牙交错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会混进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其他的坏分子，这是不足为奇的。一经发觉，党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敌对分子清除出去。能说因为有那么
    一些人，党内就有一个什么阶级吗？当然不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党内斗争是会出现新的特点的。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杜会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资产阶级愈来愈难以从外部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愈来愈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钻到共产党内的他们代理人的身上。同时，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资产阶级代理人利用窃取的权力，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也就特别大。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作出了关于走资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尽管党内走资派可以起到明火执仗的反革命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只是一小撮。而且在走资派中，只有少数是死不改悔的，属于敌我矛盾；多数是愿意并且可以改正错误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混进党内的一小最走资派终究会不断地被揭露和清除，根本不可能“重新组合”出一个“资产阶级”来。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激化的197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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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确实会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主力部队”、“司令”全都跑进共产党内来了。司令部这个概念，毛主席早在合作化时期就提出过。毛主席在揭露高饶反党集团时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高饶这些阴谋家野心家背着党中央，另立山头，搞阴谋，搞分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发号施令的那种情况，根本不是说整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设到共产党内来了。广播稿胡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了，这纯粹是捏造。
    广播稿宣扬的这一套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谬论包藏着一个险恶用心，就是他们口头上反对走资派，实际上是妄图把我们党的干部，一切不合“四人帮”心意的干部，统统冠以“走资派”，煽动群众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去打倒。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鼓吹“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四人帮”更是明目张胆地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他们把广大干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个巴掌全都打倒在地，以达到摧毁我们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恶目的。这本书正是为着这个目的制造这样一套“理论根据”的。
    二、捏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所谓“二重性”是
    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
    此书的第三讲，题目叫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它一开始就编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的所谓“二重性”，说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兼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所有制关系的特点或特征”。说什么这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们要按照“唯物史观”来阐述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阐述的呢？他们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有“两重性”，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联结着”。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什么呢？广播稿说，是“国家或者芽动群众选派一部分代表来行使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这个职能使“一部分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而另一部分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于是，党内资产阶级就产生出来了。这可真是奇妙的逻辑：社会主义所有制既有共产主义特点，又有资本主义特点；社会主义经济要有人管理，管理人员从事脑力劳动执行管理生产的职能就要变为资产阶级。随我高兴，我说你是共产主义企业也可以，说你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可以宣布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宣布你是资本家。这对于“四人帮”篡党夺权是极方便的，可也未免太笨拙了。
    社会主义经济能因为需要有管理人员，就可以随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吗？社会上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存在就会随时变出资产阶级来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第-一次摆脱了剥削，不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而劳动，而为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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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劳动，这是明白如昼的事实。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是否就能证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会产生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呢？可惜不能。恩格斯确实讲过，“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是他在分析人类社会出现阶级的原因的时候说的。阶级是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发展，引起社会分工，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随之出现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生产劳动而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利用这种占有对他人进行剥削的剥削者。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种情祝也必然随之改变，阶级的存在也成为多余的了。很明显，恩格斯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可以根据分工的不同来区别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能根据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不同，简单地区别谁是属于什么阶级，这本来是常识。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分工，这种分工虽然还有本质差别，但已经不是根本对立的了。如此歪曲恩格斯的原意，制造理论上的混乱，却吹嘘是什么“唯物史观”的论述，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广播稿还宣扬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根据是什么社会主义商品制度。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是价值生产”，仍然带有“拜物教的性质”，“人们在交换价值面前往往要被物所支配，要被价值形式所支配”。从而断言：“党内资产阶级从商品制度中产生出来，又利用商品制度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一整套谬论难道又有丝毫“唯物史观”的影子吗？否。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经济范畴。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它就出现了，以后经历了奴隶杜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今天的杜会主义杜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不同的商品生产。真正坚持唯物史观，那就既要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共同性，更要具体地分析它在不同阶段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是排除了资本家的商品生产，同以往的任何商品生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广播稿却根本抹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成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商品制度怎么会产生出“党内资产阶级”呢？书里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联系着的“产值、成本、利润等等，这一系列广泛存在着的价值关系”有关。因为这些关系据说“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由于这些关系存在，“它就会驱使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和企业的一部分领导人想方设法以较少的个别劳动耗费去获得较高的总产值，这就是产值挂帅、利润挂帅…党内资产阶级就这样产生出来了。”把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联系着的产值、利润、成本这些经济范畴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十分荒谬的。而把“想方设法以较少的个别劳动耗费去获得较高的总产值”说成是产值挂帅、利润挂帅，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据。更是反动的。在杜会主义制度下，产值、利润、成本这些经济范畴，是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计和监督的工具，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所必需的经济手段，是为杜会主义服务的。用“较少的个别劳动耗费去获得较高的总产值”，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以较少的劳动时间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正是社会主义生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试问：如果这也算是产值挂帅、利润挂帅，会产生什么党内资产阶级，那末难道用较多的个别劳动时间去获得较少的总产值才算不是产值挂帅、不是利润挂帅，就不会产生什么党197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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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资产阶级了吗？如果真的那么办，社会根本就不会有剩余劳动，那就只好退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里去，杜会主义事业也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这分明是要搞垮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反革命论调。
    广播稿竭力鼓吹“四人帮”的“分配差别就是阶级差别”的谬论，荒谬地把干部级别高、工资多说成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把我们干部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剥削活动相提并论。他们说我们干部的劳动和资本家剥削活动有“共同之处”，也“不能算是劳动”，“他们的工资收入，只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也“是吸工人农民的血”。
    把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管理企业的干部，同进行剥削为自己发财致富的资本家相提并论，这只有“四人帮”这一类才能说得出口。我们国家行政干部的工资收入，除了企业单位以外，是从社会管理费用中支出，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中的六个扣除之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明确指出，为了管理杜会和生产，必须扣除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虽然不属于直接生产的生产报酬，却是维持杜会再生产绝对必需的。国家根据干部职务高低、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工资收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象苏联那样的国家里，党和国家整个地改变了颜色，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以各种形式和名义包括许多特权占有剩余价值，这才是剥削。广播稿凭空捏造分配差别就是剥削的谬论，其目的不过是随时可以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吓人的大帽子轻而易举地把广大干部打成“资本家”、“党内资产阶级”。
    广播稿鼓吹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所谓“二重性”，说穿了其实只有“一重性”，即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说成与资本主义完全一个样。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说成是什么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把这个制度说得比一切都坏，这是国内外反动派用来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革命滥调。把这种种谬论冠之以“唯物史观”，这真是既可恶又可笑！
    三、捏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所谓“二重性”
    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条件”和“气候”
    为了编造产生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据，广播稿还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恶毒的攻击，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坏的，就是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杜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两重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两重性的集中表现”。据说无产阶级国家保障资产阶级法权的职能是非常之坏的，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条件。接着还连篇累牍地攻击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和恶习”的官僚机关，是“党内资产阶级麋集、活动的场所”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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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谈论国家性质决不能离开这一个根本原则。广播稿引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曾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权利，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来论证他们的反动观点。本来，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是说得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国家保障资产阶级权利和资产阶级国家保障资产阶级权利是有区别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保障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无产阶级国家消灭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杜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三大差别还没有消失，人们在精神道德方面也还没达到共产主义的程度，所以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要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权利，需要有国家这样一个特殊的强力组织来保障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保卫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也就是保障消费者按劳动进行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种职能。这种保障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是对立的两回事，而恰恰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当人们还没有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劳动的时候，不依靠国家这个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也只有保障这一部分权利，才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日益巩固的物质基础。否则，生产力就要遭到破坏，杜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瓦解，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就会卷土重来，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广播稿把无产阶级专政与保障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东西，说成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条件，这分明是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谬论。
    广播稿还进一步把保障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以此作为划分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标志。广播稿说：“修正主义路线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修正主义路线又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方面，产生很大的危害。”说什么推行这种路线是“党内资产阶级敏本质的政治特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顺藤摸瓜”，识别出“党内资产阶级”来了。
    保障资产阶级权利等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是“四人帮”颜为得意的用来整我们党的干部的一套公式，也是他们的又一大发明。
    路线属于思想范畴。一切正确的路线都是遵照客观规律，按照客观实标办事的。一切错误的路线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同客观实际相背离，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根据臆造和幻想来制定自己的路线。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以需要保障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广播稿一会儿承认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能完全取消，一会儿又说保障资产阶级权利是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那就是连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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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只有实行“四人帮”那样巧取豪夺、“货币对我不起作用”的那一套才算得上是什么正确路线了。以什么保障资产阶级权利为标准区别不同的路线，又以此来区别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广播稿鼓吹这一套谬论的用心十分险恶。它公开谈我们的干部虽然“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直接雇工剥削”，但是，只要沿着他们所说的那一条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就“事实上滚进了资产阶级泥坑”，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所谓革命对象了。不要任何根据，只要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大批干部打成什么“清清白白的走资派”、“温情脉脉的走资派”、“身上留着国民党子弹的走资派”，总之都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正是“四人帮”打倒广大革命干部的一套如意算盘。广播稿连篇累牍地攻击社会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条件”、“气候”，狂叫要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占领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正是暴露了“四人帮”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野心。
    四、杜撰资产阶级发展的“三阶段”论，胡说党内资产阶级
    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后阶段”
    广播稿胡扯了一通所谓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依据”之后，还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大讲所谓“历史规律”，杜撰出一个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论，说什么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发展要经历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三个阶段，党内资产阶级是“最后一种形态”，“有它自己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等等。并且大肆鼓噪，说这种理论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如同其他任何阶级一样，有它自身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早在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阶级的发展规律就作了系统周密的科学分析。而后，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又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就是到了最后的面临灭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出现的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种形态。广播稿别有用心，硬说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党内资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是明目张胆地同列宁主义唱反调。
    “三阶段”论是彻头彻尾的臆造。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历史上出现任何一个阶级，都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离开生产发展的状况，离开生产方式的变化来谈论什么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瞎说。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列宁关于垄断资产阶级的论断，正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由自由竟争发展到垄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取得杜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了一种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这
    一个崭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为彻底消灭阶级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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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处在被消灭的阶段。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丧失了统治地位，经济上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那里还有可能在自己的发展史上再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阶段？为了把谎言说成是真理，广播稿还蛊惑人心地以苏联变修作为资产阶级发展“三阶段”论的所谓新论据。其实，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变成了“口头
    ·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这不过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回光反照，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重新上台，摊道能据此扯出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阶段吗？
    广播稿信口雕黄编出什么资产阶级发展的“三阶段”论，其目的是为了把大批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起骨干作用的我们党的干部统统污蔑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那个所谓“二重性”模式，广播稿一再宜扬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会不断“再生产”出党内资产阶级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竞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愈向前发展，资产阶级也跟着向前发展，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徒劳的了。把这种荒谬绝伦的论调，厚颜无耻地吹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污辱！
    广播稿拼凑和大肆宣扬“三阶段”论，包藏着一个极其狂妄的野心，其目的是为“四人帮”自己树立理论上的“绝对权威”。“四人帮”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余党曾说过：“理论上的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这也就是编造“三阶段”论的要害所在。
    广播稿为了编造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还有其他一些论点，以上几点是主要的。仅仅以上几点也就可以看出这本黑书的反动面目了。为了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的思想体系，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目曾经不遗余力地为之效劳。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炮制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和《党史讲义》这儿株大毒草，妄图在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党的历史这几个领域里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理论，达到纂党夺权的目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株大毒草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可以说是“四人帮”疯狂地反对科学杜会主义的一个黑标本。
    纵观此书，全面攻击和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语言之刻毒，用心之卑劣，令人发指。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抛出一个黑论点，叫做“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意思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坏东西都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自己造成的。过了二十年，“四人帮”又宣扬什么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四人帮”经常引用的这句话，用在这里却是颇为合适的。不过，也有不同。当年右派攻击杜会主义制度是赤裸裸的，很少有什么遮遮掩掩。“四人帮”则没有这种勇气了。他们转弯抹角，用一些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反革命的意图，用极“左”的调门掩盖极右的实质，肆无忌惮地败坏杜会主义的名声，却妄图逃脱自已的罪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反动派的处境已经不那么美妙，只得走自欺欺人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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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四人帮”关于教育的几个谬论
    苏
    央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炮制污蔑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时，把“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天才教学”、“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说成是“黑线专政”的“八个精神支柱”，用来摧残教育事业，完全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主导地位，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反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整顿教育。其实，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十七年尽管存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环，使教育革命的进程有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等等，正是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下就批判了的。至于把“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天才教学”栽到十七年整个教育战线头上，完全是歪曲事实，存心制造理论上的混乱。而“读书无用”论则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倒行逆施的产物。真正鼓吹读书无用的也是他们自己。人们记忆犹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破门而出，狂叫“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学校学到的知识都忘了更好”之类的胡言乱语吗？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四人帮”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借助于搞阴谋，耍诡计，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八个精神支柱”云云，便是此类鬼蜮伎俩的标本。然而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多年来大肆鼓噪，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其流毒决不可低估。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人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在教育战线上迈步踟蹰，动不动就害怕“回到十七年”吗？招生恢复考试，择优录取。他心里就嘀咕：这不是搞“全民教育”，不讲阶级路线么？学生以学文为主，学习科学文化为主。他就怀疑：这不还是“智育第一”？开办重点学校、重点班，培养尖子。他就觉得，这跟“天才教学”有什么区别呢？提倡学习要刻苦用功，顽强努力。他就想：这岂非鼓励“个人奋斗”？可见，“四人帮”在上述四个问题上的许多谬论，确实把有些人缠住了。这就提醒我们，教育战线跟其他战线一样，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砸烂枷锁，肃清流毒，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一一端正过来，使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步役，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胜利完成新时期所赋予的光荣任务。
    一、关于“全民教育”
    “全民教育”，这本来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虚伪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其。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不使教育服从于本阶级的需要，服从于巩固它的统治的需要，并且根据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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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来确定教育内容和对象。统治阶级思想在学校里同样是统治的思想。广大受剥削者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也由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具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劳动力，劳动人民的子女才得以进入某些学校。但即使如此，也正如列宁所说：“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69页)可见，教育的性质，主要取决于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超阶级的“全民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实是不存在的。苏修竭力掩盖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而鼓吹的“全民教育”，也只不过为了欺骗劳动人民罢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这个时期，教育不能不仍然是有阶级性的。
    肩负解放全人类伟大使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着教有和改造整个社会的严重任务。几千年来的教育，都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从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这在人类教育史上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教导，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受党的领导，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
    建国后的十七年，我国教育事业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众所周知，解成后，我们党一面改造旧的学校，一面发展新的学校，在劳动人民中进行扫言运动，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并采用国家供给助学金的办法，保证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进入各种学校包括高等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劳动人民成份在大中小学学生中的比例逐年上升。毛主席制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逐步得到普遍的贯彻，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壮大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样做，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也是为了不断提高杜会的物质文化水平，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在将来使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需要。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全民教育”的帽子怎么能够扣到十七年的头上呢？
    “四人帮”妄图抓住十七年高校招生工作大做文章，污蔑进行文化考试是“排斥工农”，以此作为理由，攻击十七年教育是“全民教育”，是所谓“不讲阶级路线”。这也完全是徒劳的。把社会主义教育的阶级性仅仅归结为招收学生的成份，也足见“四人帮”一伙在理论上是何等可悲！在他们看来，教育的性质居然不是主要取决于它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只取决于学生的成份。按照这种逻辑，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招收劳动人民的子女进入学校，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还不撕对工人进行技术上的再教育，那也是“不讲阶级路线”，以至可以否定他们的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了。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为了保证学生质量，在招生中进行政审、体检和文化考试，过去，基本上坚持了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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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解放初期，由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旧杜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时有较多剥削阶级子女考入高等学校，这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国家为了迅速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下的旧中国，广大青年学生也是受压迫的。毛主席多次指出，他们有要求革命的一面，因而能够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使自己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他们本身并非剩削者。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事实证明，这些人进入我们的学校学习后，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至今还在社会主义岗位上作出贡献，这正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而为了改变高等学校入学学生的成份，党和国家在解放初期就采取了各项有力措施，这包括开办大批工农速成中学，从革命军人和革命职工中抽调大批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之后，随着中小学教育的日益普及，大学招生的工农成份的比例更不断上升。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已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加上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九点四。“四人帮”攻击十七年高考招生“不讲阶级路线”，非但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而且暴露出他们对党的传统政策是多么敌视。今天，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为了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实现华主席的号召，教育战线担负着加速培养人才的任务。我们要在城市普及十年制教育，在农村普及八年制教育，把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程度，逐步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我国大专院校更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以期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择优录取的对象，首先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是入学青年的绝大多数。至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只要本人政治表现良好，学业成绩也不错，当然也在择优录取之列。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根本说不上什么“全民教育”。我们这样做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当前，有的人还把招生制度挥优录取的原则，视为不合“阶级路线”，与“全民教育”混为一谈，岂不说明他的头脑中，“四人帮”的流毒实在中得太深了吗？
    二、关于“智育第一”
    “四人帮”攻击十七年教育是什么“智育第一”，同样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我们知道，教育应该包括德、智、体诸方面，这是人类长期的教育经验所提供的。尽管随着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对德、智、体诸方面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但教育至少应该包括这儿方面，却是历代有见识的思想家、教育家所普遍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进步的教育学说，总结了人类长期的教育经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教育方针，更明确规定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青少年儿童处于发育身体的时期，这种发育应该是健全的。他们还应该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接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我们认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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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体三者不可分割，也不可或缺。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受教育者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相关，而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智力一一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又离不开体魄的健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正是要求在这种结合中更好地提高德、智、体的水平，而快不可以降低这种水平。解放后，党和国家为了保证学生全面得到发展，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还设置了政治课，教授马列主义课程，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教育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增强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个别教师中出现的只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引导下，不断得到纠正。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四人帮”多年来在教育战线的倒行逆施表明，他们把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大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攻击为“智育第一”，其险恶用心就是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一贯打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旗号，标榜“政治第一”，招摇撞骗，用以吓人。直到弄得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的
    地步。
    学校到底要不要以教学科学文化为主，这样做，到底是不是“智育第一”，这个关系教育事业全局的是非问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历来是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人类要获得不断进步，就必须把长期积累的各种知识传授给后代。什么是知识？毛主席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积累的各种知识必然越来越丰富。知识来源于实践。这是就人类认识世界的整体来说的。但每一代人不可能样样知识都直接通过实践而获得，也不必要都这样去获得。对每个人来说，尤其是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大量的知识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接受。因而，学校在传授间接知识上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学校的教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引导学生适当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通过实践获得更多的直接知识，加深对书本上的间接知识的理解，使不完全的知识变为比较完全的知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学生应当以参加社会实践来代替学习书本知识。相反，学校之所以需要存在，就因为它能够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以人类一定时代所达到的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特定的专门知识。在今天，我们的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科学知识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重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德育和体育的同时，也一向重视智育。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张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传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极为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无产阶级德育和体育、技术教育，同样也十分强调智育。列宁不止一次教导：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主席也历来重视智育，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毛主席指示学生要以学为主，就是要通过课堂教学，以主要的时间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使学生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他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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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大军，造就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做，正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对此，我们还能有什么疑问吗？
    在对待智育问题上，“四人帮”的论调是十足的反革命。他们叫嚷什么“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即使全国都变成文盲，也是一个胜利”。他们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和关于学生以学为主的指示，歪曲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参加社会斗争和单纯劳动代替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甚至要工学院的学生“耳不离机器声，手不离油腻味”。谁要是抓智育，抓科学文化的学习，他们就挥舞“智育第一”的大棒，污蔑为“复辟”、“回潮”。其结果，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德、智、体牧育质量无不严重下降，使各条战线的人才青黄不接，无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拉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沉痛教训，难道还不值得那些至今还把学校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视为“智育第一”的人永远记取吗？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彻底砸烂“四人帮”强加的这个枷锁，理直气壮地把德、智、体的教育全面抓好。
    三、关于“天才教学”
    “四人帮”还污蔑十七年教育中的因材施教、培养尖子和办重点学校为“天才教学”，这也是在理论上蓄意制造混乱。
    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论者，把天才完全看成先天的，把人分成天才、中常和低能等类型，并且污蔑劳动人民的子女天生低能，主张教育必须以“天才教育”为中心环节。这种以“遗传决定”论为根据的先验主义理论，当然是反动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人的聪明才智，而是对才能给予科学的说明。把人的才能全部归之于先天的禀赋，否认才能属于知识的范畴，这当然是唯心主义、先验主义。人类的才能总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的，因此，教育在发展人的才能上不能不起重要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不曾否认人的禀赋。马克思认为：人“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察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在他身上存在的”。（参看《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132页)毛主席也说过，天才无非是聪明些。人的禀赋只为他的才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主要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拉斐尔时，曾说：“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页)很清楚，一个具有绘画天分的人，如果缺乏社会分工的需要，得不到教育的条件，不在艰苦的实践中去发展自己的才能，那就无法成为最普通的画家。承认人的素质、禀赋有差别，而又把天才的成就主要归因于后天社会条件、所受教育和个人实践的结果，这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教育上的因材施教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开辟了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条件。各种不同禀赋的人，都有机会从社会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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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帮助，并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充分发展自已的不同才能。杜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自然也应该在因材施教的原则中得到体现。我们的教育必须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这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需要，也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各种尖端人才的需要。在现有财力、物力和师资的条件下，还不可能普及高等教育，这样，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应该通过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选拔，使之进入高等和专科学校，得到相应的培养。择优并非只看禀赋的差别，而主要看通过后天努力所达到的德、智、体的水平。为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在教育上以提高带动和指导普及，优秀的尖子人才自然越多越好。有利于培养尖子的重点学校，在国家财力、物力和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自然越多越好。我们的方针正应该逐步扩大重点学校，并鼓励非重点学校努力向重点学校看齐。同时，无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都应该贯彻因材施歡的原则，以利于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使之为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四人帮”和林彪本来都是“天才”论者，他们曾起劲鼓吹“天才”论。在毛主席严厉批判“天才”论以后，“四人帮”还以各种形式，比如通过儒法斗争史和所谓“三突出”原则继续宣扬“天才”论。他们唯独对教育战线挥舞“天才教学”大棒，其目的在于摧残教育。他们在反“天才教学”的旗号下，否定因材施教和培养尖子，否定重点学校，甚至取消考试。其结果又如何呢？
    一方面“学不学都上学”，教育质量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培养，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这种情况，广大群众早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了。今天，教育战线的广大同志，包括那些被“四人帮”搞乱了思想，弄得至今还心有余悸的同志，难道还能够容忍“天才教学”的紧箍咒继续为害人民的教育事业么？
    四、关于“个人奋斗”
    追求名利地位的“个人奋斗”，是资本主义杜会的产物，我们自然坚决反对。事实上，这种4个人奋斗”的道路，在我们的杜会主义社会里是走不通的。十七年教育中，学校的全部政治思想工作，包括历次思想政治战线上的运动和经常进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都充满了反对这种“个人奋斗”的精神。某些教师和学生存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作为旧社会留下的痕迹，一直受到批判。绝大多数师生在党的教育下，在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不断成长，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集体，萧然成风。“四人帮”把“个人奋斗”的罪名强加于十七年的整个教育战线，也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污蔑。
    其实，他们的攻击矛头，并非真正指向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而是指向一切专心致志于学业并且刻苦努力的人。谁要是发奋钻研业务，坚持勤学苦练，“个人奋斗”这顶白帽子就会立即被扣到头上。加上“四人帮”到处挥舞的“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之类的黑棍子，多年来极大地摧残了广大师生努力学习的积极性，几乎导致“知识无有”。这个是非如果不辨明，继续让“四人帮”的流毒泛滥，那就还会给社会主义事业、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害。
    我们在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历来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但是197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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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的作用，相反承认，“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话动构成”。(《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要是没有无数个人的综合努力，那么，集体的力量也等于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还承认，个人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尽管与集体的力量相比，个人的作用多么微弱，但是个人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并且自觉地利用这种规律去指导自己的活动，.就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较大的贡献。
    而要掌握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刻苦学习，需要把人类长期实践证明了的有关社会和自然的科学知识接受下来，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它、丰富它。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无不通过伟大的群众斗争和颜强的个人努力而掌握了精深渊博的学识。我们知道，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英国博物馆就攻读过一千五百种有关经济史、文化史、技术史的著作，付出了何等惊人的顽强努力呵！
    可见，在个人奋斗问题上，关键在于向哪个方向发展，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且按照哪个阶级的观点来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反对的是为个人名利、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个人奋斗”，而要鼓励为无产阶级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愤图强，勇攀高峰，进行坚韧不拔的个人努力。明乎此，“四人帮”那种把一切个人奋斗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予以否定，其荒谬绝伦，不是十分请楚吗？
    今天，在党和人民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提倡关心集体，互帮互学，也一定要提得广大师生每个人都作出顽强刻苦的努力。只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那么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废寝忘食地去玫克科学堡垒的一切人，都应当得到支持和鼓励。这正是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表现。决不能把这看作是走“白专道路”的“个人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期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聪明才智，真正争取做到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再也不能含糊了。
    “四人帮”是一伙极其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从上面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教育战线炮制“两个估计”也好，大批特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天才教学”、“个人奋斗”也好，无不“左”得出奇，而在这背后，隐藏的正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教育路线。他们疯狂地扼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就是为了使教育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为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服务。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今天，我们批判“四人帮”，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撕掉“四人帮”的假面具，藏穿“四人帮”的鬼话，使这伙茶毒和为害教育战线多年的“瘟神”现出原形，把他们强加的精神枷锁彻底砸烂！我们深信，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定能够正确总结建国二十九年来教育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肯定一切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纠正一切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加速发展我国的杜会主义教育事业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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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审理案件
    广西横县人民法院
    近几年来，我们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认真履行人民法院的职责，积极开展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所审理的案件基本上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恰当，判决正确。通过审判工作，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行使审判权。把案件的事实查清，证据核实，性质定准，是正确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要做到这样，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疯狂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办案过程中，对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认真调查研究，就主观断定，勉强上报，结果办案质量不高，甚至出现错案。一九七五年，在审理一个刑事案件中，审判人员看到案卷材料基本齐全，口供和证言基本一致，不经庭审和进一步调查核实材料，就提出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报请县委审查。后来，被告人在庭审中全部否认所控罪行。我们通过深入查对，发现该案是一些人犒逼供信和有关人员偏听偏信造成的一个假案。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使我们清醒地看到，犯罪事实摘得不清楚，或者材料失实，在执行法律和政策上就会出偏差，甚至发生错判。我们吸取了这一教训，不断排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要求办案人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查清犯罪事实，把审判工作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引导司法干警重温毛主席关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教导，学习华主席关于“判刑定案的证据必须可靠”的指示，狠批“四人帮”鼓吹的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和“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大家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党性。在审理案件中，我们加强了调查研究，一九七六年以来，携卷下乡查对事实的案件，占所审理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毛主席在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地审理案件，就是要从每一个案件的实际情祝出发，找出各种证据和花罪事实的内在联系，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罪大或罪小的客观依据。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感情用事，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在查对案件事实中，注意做到“六不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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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是带着框框，先入为主，首先主观臆断“有”或“无”，然后拿这个框框往实际情况上硬套，合则留，不合则舍，专找一些事实替自己的“框框”做证据，而要坚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了解事物，决不用主观臆造的“框框”来改造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不是偏听偏信，搜集一面之词，而要既听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意见，也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被告人的陈述，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对各种意见认真分析，作出判断，看那些意见是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可信的，那些意见是不合情理的、不可信的。(三)不是就事论事，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上，只根据某些现象来进行推断，而要对各种有关情况进行分析综合，找出证据和事实之间那些有内在联系，那些没有什么关系，分辨出那些是本质的东西，那些是非本质的东西。
    (四)不是轻信口供，而要重证据。对每一个案件的被告，都进行庭审，充分听取被告供述和申辩。对被告口供和申辩是否属实，有无避重就轻、夸大或缩小之处，都认真核对，决不轻信。同时认真鉴别证据，证据不足，决不结案。
    (五)不是只查对已认定的材料，还要追查可能漏掉的材料和同案犯，沿着蛛丝马迹去深查细找，不让一些重要的罪行材料和该打击的同案犯漏掉。
    (六)不是只搜集肯定罪行的证据，还要搜集否定罪行的证据，把一切有关材料都搜集起来，全面分析研究，做到认定有据，否定有理，正面能认定，反面推不倒。
    由于坚持“六不六要”，使我们在办案中能够如实地查清案情，较好地把握案件的性质，正确地进行审判。有一起谋财杀人案，原来的物证只有在现场拾到的一块衣角布。在审讯中被告虽然供认了杀人的罪行，但没有如实交代凶器等物证的去向。我们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单凭被告的口供定案。后来，我们认真分析罪犯口供的矛盾和破绽，揭露其狡猾思想，进行政策攻心，促使其如实供出了收藏这些物证的地点。经过深入查寻，找到了罪犯行凶时穿的衣服，衣服上被撕掉的部分同在现场拾到的那片衣角完全吻合，找到的凶刀同罪犯供认的特征一致，并经罪犯和其亲属辨认确是被告本人的，从而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又如一起“纵火行凶”案，被告烧自己的房屋，砍伤一个救火的社员，后逃跑上山，被群众抓获。审讯中，被告答非所问。在调查中，有的人只反映被告纵火行凶的事实，没有反映纵火行凶时的具体情节；有的虽然知道被告有精神病，但害怕他继续做坏事，就着重讲被告纵火行凶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想使他判刑去劳改。我们通过反复调查，发现被告言行反常，后经医生检查鉴定，证实被告神经错乱。经请示县委同意，在做好当地干部群众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把被告释放回家，由其亲属监护。
    坚持正确的东西是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东西也是实事求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就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年以来，我们对过去几年所审理的案件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查。凡属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的案件，坚持原则，维持原判；对一些处理错了的，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对那些因为反对或抵制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赞扬中央领导同志而被当成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坚决进行甄别，予以平反，把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我们还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和申诉案件，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这样，就更好地发挥了人民法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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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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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处理问题，这是指导我们搞好审判工作的根本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就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并对错综复杂的案件材料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分析、综合、判断的工作。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我们一些同志一度思想比较混乱，对人民法院的职责认识不清，办案责任心不强。有的认为，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察、预审，法院是“吃现成饭”，“办办法律手续”就可以了，因而审理案件出现了阅卷粗糙、结案草率、上报马虎的现象。一九七六年以来，特别是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司法工作的反革命罪行，我们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和人民把审判权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必须树立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人民法院的职责，正确审理每个案件，切实把好审判这道关口。法院办案绝不是“吃现成饭”，办个法律手续了事，而是必须认真阅卷，查清案情，核实证据，定准性质，作出正确的判决，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又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样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严格执行专人审查、审讯被告、调查核实、集体讨论、党委批准的办案责任制度，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定性关、量刑关。做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上报：没有征求干部群众意见不上报；法律手续不完备、材料不齐全不上报。每办完一个案件，都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履行了职责，是否放了心。对没有把握的情节，千方百计地核实弄清，实事求是地定案。有一个贪污汽车售票款的罪犯，纵火烧毁车票存根，企图毁灭罪证。在审理这一案件中，审判人员不柏困难，会同所在单位的有关人员，对被烧焦了的车票存根，一张一张地验证，取得了可靠的证据，正确地审结了案件。由于大家增强了政治责任感，不但加快了结案速度，而且不断提高了办案质量。
    坚持实事求是地审理案件，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又要有高度的原则性。毛主席历来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审理案件，对人判罪量刑，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党的原则，决不允许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但是，在办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些情祝：个别领导表态过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事实有出入，不敢提出来，怕讲是“不尊重领导”；一部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同政策精神不符的案件，不敢坚持按党的原则办，怕讲是“不相信群众”；当有关单位的意见同法院的看法不一致时，不敢坚持原测，怕伤情面，影响关系：当发现案情同原指控罪行有出入时，不敢大胆提出纠正，怕讲是“为罪犯辩护”，“立场不稳”，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容易出现宁“左”勿右的偏向，不能实事求是地办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六年以来，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来，我们认真组织司法干警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教导，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引导大家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接受党委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的关系。人民法院是在党委绝对领导下进行工作，接受党委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是一致的。当党委个别领导的意见同案件事实有出入时，我们认真坚持党的原则，主动向党委如实反映案件情况，帮助党委全面了解案件事实，按实际情祝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样就把法院的工作更好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把接受党委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辩证地统一起来。
    二是正确处理听取群众意见和依法办事的关系。群众路线是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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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也是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路线。在办案中，必须走群众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群众意见是多方面的，必须全面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集中正确的意见，不能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办。我们对群众正确的意见，虚心听取和采纳：对不符合政策的意见，耐心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把群众引导到党的原刚的轨道上，使案件的处理既体现党的原则又代表群众的意见。
    三是正确处理法院同有关部门的关系。我们每处理一个案件，都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有时也出现某些不同看法。这时，我们就主动同有关部门联系协商，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共同研究；对弄不清的问题，共同组织力量，一起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统一意见；对经过协商看法仍不能统一的，·不是把自己看法强加给有关部门，而是把各方面的意见如实向党委汇报，按党委的指示办事。
    与此同时，我们还帮助司法干警划清按实际情况否定原指控罪行同包庇坏人的界限。按照实际情况肯定或否定原指控的罪行，是审判人员应有的职责。敢不敢这样做，是党性纯不纯的表现。这同那种弄虚作假，把有罪当无罪、大罪化小罪、有意包庇坏人的行为是根本不同的。为了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在办案中，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树立敢于如实反映情况，坚持党的原则的风气。我们还经常表扬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认真履行人民法院职责的同志。这样做的结果，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党悟，使大家丢掉了“怕”字，换上了“敢”字。有一名基层领导干部，被指控犯有贪污、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听敌台、包庇坏人、陷害好人等六条罪行。我们在审理中，经调查核实，其贪污、投机倒把的款项已在起诉前全部退赔，其余问题查无实据。尽管干部和群众要求按上述六条“罪行”判刑，我们从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出发，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实事求是地向党委汇报，大胆提出了免予刑事处分的意见，得到了党委的同意。我们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如实反映情祝。对于真实的、正确的情况和意见，那怕十个人里面有
    九个人反对，也要敢于坚信、支持：对于虚假的、错误的情祝和意见，那怕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赞成，也要敢于怀疑、反对。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案件，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在办案过程中，要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帮助司法干部提高业务水平。一个案件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掌握这些事实，找出其内部联系，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单凭一股热情，还需要有一定的司法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我们在办案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同司法干部业务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有的同志，由于业务不熟悉，在阅卷中发现不了问题，在调查中抓不住主要矛盾，在审讯中抓不住关键，不懂得按审判制度和程序办事，等等，因此，即使有实事求是的愿望，也达不到办好案件的目的。为了提高司法干部的业务水平，近几年来，我们坚持每月集中学习一至两次政策法律和司法业务，并选派一部分干部到政法干校培训。同时，对新干部采取传、帮、带的方法，由老干部给他们讲课，介绍经验，同他们共同调查，共同审讯，共同分析典型案例，帮助他们熟悉司法业务，逐步学会办案。由于分清了是非，处理好了各方面关系，又提高了业务水平，办案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刑事结案率由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二上升到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
    一九七七年审结的案件质量也比过去高，报上级审批的案件，没有退查，没发现有错漏案件。这就是在审理案件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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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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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包围者被包围
    本刊评论员
    策划包围者正在被包围，这是当今世界上日益明显的一种趋势。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帚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正在加紧部署，包围西欧，包围西欧的侧翼。在东方，它也竭力企图包固日本，包围中国。它在搞这些包围时，已经在侵犯、包围着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然而，形势的发展，走向它的愿望的反面。它不仅加剧了同争霸对手美国的矛盾，而且加剧了同它所使犯、色围的所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矛盾。它不能不激起所有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超鲠大国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陷进越来越孤立的境地。近年来，它在一些地方的侵略扩张中，指靠代理人充当打手，甚至采用卑鄙的暗杀瓶覆手段，也表明了它到处不得人心，在政治上空前弧立。
    第三世界田结反霸的潮流滚滚向前。第二世界联合反霸的楚势加强。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同第二世界实行一定条件下的合作也有进展。一条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进一步发展，势头越来越指向苏联霸权主义。苏联到处策刻色围别人，结果却使自己日益落入世界人民的大包围之中。这就是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特点。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这个特点，世界上有不少报刊纷纷评论。西德报纸写道：“看来苏联确实成功地通过一预全球使略政策而实际上把全球都动员起来反对自己了”。“从全球看，克里姆林宫感到弧主。”法国一家报纸说：“在莫斯科，人们差不多因感到受到包围而患神经病了。”这种策刻包围者被色围的形势，对于苏联霸权主义者确实是沉重的打击。他们预感到，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他们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就会遵受更大的失败。他们的这种恐惧心情，表现在最近他们的讲话和报刊文章中。他们惊呼：“反苏主义日益危及世界各个地区”，“企图在世界上到处动摇”苏联的“阵地”，“在国际上最大限度地菲立苏联”，这方面的“工作已进入实际阶段，这就是当前的一个特点”。
    苏修先生们对于这种形势的崖惶不安，特别反映在他们最近的反华歌斯底里叫臂中。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三国，中国和日本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全世界人民热烈欢迎，绝大多数国家积极评价，雌有苏联跳出来玻口大骂。中国同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桑，苏联为什么要反对呢？苏联有什么权利发号施令，不许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同中国友好往来呢？为什么中日和平友好奈约里有个反霸条款，就那样触动了莫斯科的神经呢？.这些叫露除了暴露出苏联霸权主义者的横蛮嘴脸，还能说明什么呢？请看一些国家技纸的评论：随着华主席的访问“取得成功变得越来越明显，苏联统治者们也越来越恼怒”。“克里耨林宫发怒之时通常就是克里姆林宫慌乱之时。”“苏联领导多年来蔬立中国的外交和政治战略遭到了失败”。“中国和日本缔结了和平条约。内容有：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谋求霸权。还说：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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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也应放弃霸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条约。但是苏联塔斯社却说该条约‘威胁苏联。事情很清楚：在全世界谋求霸权的苏联人感到被当场抓住丁。”
    苏联室传机器叫嚷，当前苏联在世界上被包围的形势，是由中国“拼凑”出来的。说实在的，中国还没有这样大的本顿，能够把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和人民调动起来，使得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声音和行动追及世界各个地区。目前这种形势的出现，从根本土说，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加接团结，坚持反霸，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超额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自己遭成的。，
    苏联同美国争霸世界的重点在欧洲。为了迁回包抄西欧，也为了威胁日本，苏联要抢占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外围地区。首先受害的，是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近年来，苏联加紧对第三世界侵略扩张中，使用古巴和越南这样的代理人为非作歹，搞赤裸裸的军事入侵，钻进内部颜覆谋害，在当地国家间挑拨离间，蓄意荆造事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笔笔血程的罪行，已轻记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苏联霸权主义是它们面临的凶恶敌人。一些曾经深受苏联欺压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严正谴责苏联对非洲和可拉伯国家的侵略和干涉，指出这种干涉“势必把非洲变成超级大国冲突的重要扬所”，苏联的目的是“使本地区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国，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样，他们就能够拉制石油资源、印度洋和红海的国际海上通道”。扎伊尔一家报纸写道，“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苏联的磨扰。”民主来埔寨电台评论指出：“苏联扩张主义大国现在正在指使越南和古巴一次侵占一个国家，推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古巴论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附庸的悲惨经历，也使人们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掉进了苏联霸权主义的罗网，会有怎样的下场。索马里人士指出：“俄国人简直同欧洲老殖民主义者一样剥削成性。”“对于那些在困难时期要求苏联援助的非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如同从油锅跳入人火坑一样。”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状况和执行的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但是它们都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第三世界加强团结，坚持反霸，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它们田结起来，才能够形成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给予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它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地抵御霸权主义的使略和颜覆，避免论为超级大国争夺的战场或势力范围，才能雏护各自国家的独立发展。
    苏联大肆诬蔑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大国霸权主义”，妄图挑拨中国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亲。这是一种贱喊捉贱的拙劣伎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过去长期道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共同控历，当前反对超级大国的便略和威胁、维护民族独主和主权、摆脱经济落后状况的共同斗争任务，把中国同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紧紧地联亲在一起。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相互声援，相互支持。我们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坚持反霸的斗争。我们按服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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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麒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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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原则，在平等和至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亲。我们从来不做任何损害第三世界国家主权的事情，从来不追求任何私利特权。我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目的在促进它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我们从来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认为，这些国家选择怎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只能由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情。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实践已久，为世人所共知。
    是苏联，分裂第三世界国家，到处制造对立和冲突，从中渔利。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从侵略战争、渗透拉制到颠覆皓杀。是苏联，通过“援助”及其他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残酷的盘剥，勒索军事基地、战略资源等等，套上军事联盟锁链。是苏联，完全以对它的霸权主义是否顺从为标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刻分“进步”与“反动”顺从者为“进步”，抗拒者为“反动”。一句话，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起级大国霸权主义，实行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新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国家在现实中清楚地看到，并不存在苏联叫嚷的所谓“中国威胁”，倒是真正存在着苏联越来越严重的咸胁。
    今天，第二世界联合反霸的趋势，第三世界国家同第二世界国家在反霸斗争中建立一定条件下的合作，这也是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
    在超级大国争夺重点欧洲及其两翼，苏联布下了超过西方的重兵。苏联霸占日本北方的领土，不断对日本加孩军事威胁。苏联从安哥拉、非洲之角到阿拉伯半岛、东南亚，安设下
    一个又一个扩张据点，要控制西欧和日本所仰赖的石油及其他战略资源产地，切断西欧和日本的供应通道。面对苏联这样出咄逼人的威胁，第二世界国家不能不加强反霸联合。西欧国家不断发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西欧共同体正在曲折中前进。
    为了抵御苏联的使略和成胁，为了维护第二世界国家本身的利益，西欧、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进同中东、非洲及其他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关亲。非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第三世界国家也日益明显地感到，可以在尊重独立主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周西欧等第二世界国家建立必要的合作。这样做，有利于把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军事力量赶出非洲、中东等地区，有利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竟受两霸侵略扩张的损害，有利于加孩反霸力量的田结，挫败苏联的扩张攻势，贼坏苏联的战争部著。
    苏联竭力攻击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是“同帝国主义结盟”。今天，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最大的新殖民主义势力究竟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苏美两个超蚊大国。从世界总的战略态势看，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势力，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首先就要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为什么不可以在
    一定条件下同那些受到超级大国侵略扩张和战争成胁的第二世界国家合作呢？这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第二世界国家的态度，一向是光明磊落的。我们认为，第二世界国家是反霸斗争中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同第二世界国家面对着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我们希望第二世界国家联合自强，第二世界国家也希望我们强大起来，这就是发展相互关亲的基础。不仅在政治领城，而且在经济技术交流领域，我们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霸、抵脚苏联侵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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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赞同有关国家对第三世界继续进行剥削和控制。我们反对这样的殖民主义政策。我们赞成第二世界国家在尊重独立主权、不干涉内政、平等五利的条件下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对话，发展正常的关亲。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世界人民反对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的。
    苏修先生们恐吓说，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就是“破坏缓和进程”，“把人类推向世界战争的深渊”。然而，事情的本来面目岂容你们歪曲。要说是“把人类推向世界战争的深渊”，那么苏美两霸争夺才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特别是你们苏联成了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主要策动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有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同超级大国特别是你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你们制造的“缓和”假豪，玻坏你们的战略邮署，反对对你们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才能真正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保卫世界和平。
    苏修先生们还折命咒骂说，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是什么“反苏主义”。要说是反对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这顶帽子扣不到别人身上，该由你们自己戴上才正合适。使苏联发生蜕化变质的悲剧，从一个受到世界人民崇数和爱戴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遭到世界人民惜恨和反对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恰恰是你们自己的罪过。要说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确实是当今世界上一个难得的反面载员。你们到处侵略、干涉、控制、期覆和欺负世界各国，就教育了各国人民，动司了各国人民，使他们学会运用国际统一战线这个武器来反对你们。同你们打交道越久，受到你们的载育越深，反对你们也越坚决。我们已经一再重申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只要你们一天不改变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同你们斗争。我们池深信，你们一天不改变便略、干涉、控制、颜覆和欺负世界各国的政策，世界各国人民也一天不会停止联合起来反对你们的斗争。
    当前国际反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苏联策划包围者正在被包围的形势，充分证实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几年来国际阶级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表明，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第二世界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第一世界苏美两霸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数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结成最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科学地概指了当前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了世界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推动着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前进。
    物校必反。历史上所有精权主义者，到处去包图别人，也就到处制造出自己的对主面，到处制造出自己的摇墓人，到处制造出埋葬自己的坟墓。霸权主义者到处伸手，就必然丧尽人心，陷进各国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最终归于失败。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囊灭了吗？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手伸到全世界，不是急剧衰落下来了吗？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接替美帝国主义的角色，重走希特勒的老路。它野心大得很，为了同美国争夺世界精，既要包围第三世界，又要包围第二世界，囊括整个地球。它四出加紧扩张攻势，也就到处自套绞索，造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越来越广泛的发展，遭到全世界人民越来越沉重的打击。策划包围者要被包围，最终要失败，这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必然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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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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