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4.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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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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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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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营5抽判
    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目录
    总结经验发扬先进
    短评：革命精神是怎样焕发出来的…
    (3)
    我们工人的肩膀就是铁打的
    记上海第二焊接厂的先进事迹…本刊记者（5)向上海第二焊接厂学习（短文一组）
    (15)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斗争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一点体会
    宫欣（18)
    研究儒法斗争史要开展百家争鸣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乐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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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O五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一点体会
    …任菁(25)
    儒法斗争史研究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
    翟青(28)
    韩信批判
    …施
    丁(34)
    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郭志(39)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上钢五厂五车间热处理工段工人理论学习小组（44)
    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历史作用（报刊论文综述）…（47)读史札记：
    刘邦的“五湖四海”
    ……薛良文(50)
    “天亡我”之“谬”
    …叶大(52)
    经济问题研究
    前进农场宣言…
    (55)
    革命青年是建设农场的生力军…前进农场造林二连党支部（64)南泥湾精神永放光芒…前进农场五。七连队党支部(66)亦工亦农好！…
    前进农场锁厂党支部（67)
    文学评论
    小冬子的成长道路
    …杜华章（70)
    评旧戏舞台上的关羽形象
    云
    岚(76)
    薛宝钗和中庸之道
    …任犊(82)
    人物、传记
    拉萨尔传
    司徒伟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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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经验发扬先进
    革命精神是怎样焕发出来的
    读了焊接二厂先进事迹的通讯，不能不为工人群
    天豆平众那种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感动。
    工人群众这种高昂的革命精神是怎样焕发出来
    的？焊接二厂工人总结自已的经验，说：这是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斗争出来的。不破不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冲垮了“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碎了剥削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才使广大工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象喷泉一样迸发出来。这个事实，对一些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较深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来说，当然是无法理解的。在这些人看来，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似乎只有发几元奖金，搞一点行政措施，才有可能。试问：在焊接二广，工人们不计报酬、不计劳动时间的忘我劳动精神；想全局，急全局，不分你我，团结战斗的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是靠管、卡、压压出来的吗？是靠奖金、物质刺激出来的吗？恰恰相反，焊接二厂工人这种高度的革命觉悟，正是对林彪、孔老二宣扬“小人喻于利”的“群众落后论”的深刻批判，是对剥削阶级利已主义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而工人群众能够在艰巨的任务面前，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化法”，从原来力所不及转化为力所能及，一个一个克服困难，一年一年做出新贡献，也是对懦夫懒汉世界观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它充分说明：只要坚持深入批林批孔，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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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就一定能够不断焕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工人群众高昂的革命精神是不是只有焊接二厂有，少数先进单位有，而别的单位就没有呢？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客观存在。不仅焊接二厂有，别的工厂也有；不仅工厂企业有，各行各业都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种积极性在许多单位已经极大地发挥出来了。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不能从本质上去发现它们，满腔热情地去支持它们。焊接二厂所以能够充分发扬广大工人的革命精神，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是因为这个厂的领导千部，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坚定地信任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在这个厂里，群众积极干，领导带头干；群众有思想问题，领导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群众干劲越高，领导越是关心群众。他们真正做到了“领导的心同群众的脉搏一起跳动”。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战斗集体里，领导和群众紧紧拧成了一股绳，大家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生命，当作无上光荣的旗帜，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毛主席说过：“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焊接二厂的同志们实践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
    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同志们也一定能够实践毛主席的这个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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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人的肩膀就是铁打的
    记上海第二焊接厂的先进事迹
    同志，你可能想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它怎样孕育着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新人的成长？又怎样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面貌？
    从上海工业战线到处传诵的一个二百来人的小厂的故事里，可以找到生动的答案。这个厂，就是被人们称为“大庆式”企业的上海第二焊接厂。
    这个厂，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全厂绝大多数工人和干部，已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五本马列著作。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一切旧思想、旧传统进行斗争。在这个厂里，无产阶级正气大发扬，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站不住脚，
    这个厂，文化大革命前，只能搞一点修修补补的工艺协作。现在，他们却每年为国家完成成百项质量要求高、技术难度大、时间要求急的重点设备任务，有的还为国家填补了空白；
    这个厂，几年来规模没有变，人员数量没有变，可是，一九七三年的产量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四点三倍，今年预计又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这个厂，过去全厂设备加在一起，不满一卡车。几年来，他们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大小搞了二千多项技术革新，没有花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他们靠自己动手，精打细算的使用四项费用造了二百多台设备，有的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多
    这个厂，仗越打越大，人越战越强。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拉得出，打得响，过得硬的革命化队伍。他们以大庆人为榜样，胸怀全球三十亿，赤胆忠心为革命，敢挑千斤担，勇拉上坡车。再重的任务敢于接，再大的困难敢于上，再硬的骨头敢于啃，天不怕，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齐心协力，团结战斗，称得上是铁打的肩膀钢铸的人，闪耀着无产阶级思想的灿烂光辉。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在工厂企业中的领导权，端正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极大地焕发了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上海焊接二厂人变，生产变，企业面貌变，正是大大发扬了这种革命精神的结果。它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上海百万工人坚持革命、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革命风貌，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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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明特征。
    这个厂的先进事迹再一次生动说明：只要广大工人群众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们蕴藏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他们，什么旧事物都要被改造，什么人间奇迹都会造出来。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我们工人不挑谁挑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焊接二广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的好同志。他们认真实践着毛主席的教导，越是重担越要挑，越是艰险越向前。
    有一次，上级布置任务，有个重点工程需要一种导向架。导向架的平面比四张八仙桌还大，四根大立柱有四米多高，中间一只轴孔套，毛重六吨。这个家伙大，百分之八十又是金工生活，而焊接二厂是个冷作焊接厂，几台破车床，实在承担不起。但是，焊接二厂的同志想：这是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建设工程，是填补空白的争气产品，“国家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他们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把图纸背回来了。国家建设的需要，重的、难的任务要接，时间急迫的行不行？
    那是大战多晶炉的时候，上级要他们承担-一百十六套炉体的生产任务。按照现有生产能力，最快要四个月。开始，上级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完成。会还没散，总装厂又希望他们从一个月缩短到二十天，接不接？“国家需要既然这么急，我们就要急国家之所急，接！”他们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厂里，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对逐道工序一一作了分析和安排，决心“大干二十天，拿下‘一一六”。天亮以后，会刚散，指挥部又打来电话，为了保证工程提前完成，要求他们在一个星期内攻下这个“制高点”。原来
    四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要缩短到七天，该有多大的困难呵！有人替他们捏了一把汗，说：要完成任务，除非一个人长出四只手。可是，工人们听到后说：国家要求我们提前、提前、再提前，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加快、加快、又加快，这是我们工人日夜盼望的大喜讯，我们就是要革命加拚命，跟上国家建设前进的速度。
    国家分配的任务，接了；不是份内的任务，要不要主动去挑呢？
    今年四月初，他们到一个重点建设工地去参观，听说工地上正在为一项钉头管的任务没有落实而焦急。这批钉头管将近三百根，总共要在上面焊九十二万只铁钉。当时，国家交给他们厂的任务已经“满到喉咙口了”，如果把这项任务接下来，用普通焊机焊接，以每分钟焊一只计算，就要焊一年半。怎么办？这副担子要不要主动去挑？有人说：“我们是去参观的，又不是去接任务的，算了吧！”工人们说：我们有困难，但是，如果这批钉头管不能及时完成，就会给这个重点工程带来很大困难。宁可我们肩膀上担子压得更重一些，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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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更多一些，也不能影响重点工程的建设，叫国家为难。大家决定：不管怎样，也要把这副担子主动挑起来。他们写了一份请战书，派了代表向有关领导部门请战。领导部门为他们这种主动抢挑重担的精神所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工人们高兴地投入了战斗，想出了各种办法，大干三个月，就出色地完成了这批突击任务。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使焊接二厂这个革命的战斗集体，对子国家建设的任务这样不讲价钱，不怕艰难，勇于承担呢？工人们说得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我们工人不挑，谁挑！”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我们工人不挑，谁挑！”这句话的份量有多重呵！在这个钢铁般的誓言后面，燃烧着工人群众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忠诚，显示着工人阶级高度的革命自觉和胸怀全局的宽广胸怀。有了这种思想，还有什么再重、再难、再急的任务，不敢去挑，不敢去接，不敢去上呢？几年来，他们对于国家分配的任务，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即使不是他们份内的任务，也主动承担。他们说：“我们要自找重担挑，自找‘苦头吃，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多作贡献。”
    我的工种就是干革命
    走进焊接二厂，就象走进了“火红的年代”。人们都不能不被这个厂的工人不怕困难、忘我劳动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担子越压越重，困难越来越多。可是，工人们坚信：“在焊枪的火焰下面，没有割不开的钢板；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他们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在厂内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会战，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一座座高地。
    就象前面讲到的多晶炉会战，四个月的任务要在七天中完成，因难多大呵！焊接二厂的工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笑迎困难，他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风雪，斗严寒，平地下面打出油来，那样的困难都不怕，我们这点因难又算得了什么？”在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室外寒风凛列，车间里热火朝天。工人们打破常规，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里艰苦，就向那里冲。全厂千部，在党支部书记带领下，也和群众一起战斗。到最后两天，百分之七十的工人眼晴红肿了，喉咙嘶哑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工人们说：“经得起千锤百炼，这才是优质钢的特点；战得胜千难万险，方显出工人阶级的本色。”他们用自已的意志和劳动的汗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终于以七天时间胜利完成了任务。
    “焊接二厂的工人，是钢打铁俦的人。”这话并不是过誉。冷作大组组长老褚，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年夏天，正是一场会战处于高潮的时候。现场指挥的老褚，这天突然发烧，脸色血红，手心滚烫，走路也有点摇摇晃晃，工人们都劝他去休息。他说：“过去解放军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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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伤不下火线；珍宝岛战土，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我现在只发一点烧，怎么能离开呢？”有人说：“那是打仗，我们现在是搞建设。”“不！”老褚坚决地说：“铁人王进喜，腿部受了伤，为了抢救井场，在严寒天气，跳到泥浆池里用身体去搅拌水泥。举大庆旗，学大庆人，我们就要象王铁人那样。”大家知道此刻要老褚回去休息是不行的，便劝他去医务室量量体温。他一转身喝下两碗冰水，到医务室一量体温，已经“降”到了三十八度，就高兴地连奔带跑继续指挥战斗去了。
    从此，“冰水降体温”的故事，就在厂里传开了。每逢新工人进厂，党支部都拿象老褚这样一些老工人的模范事迹，对青年工人进行厂史教育，要他们学习老工人一心为革命的优秀品质和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接好革命的班。
    焊接二厂的老工人都是钢铁汉子，古全厂三分之二的青年工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心是红的，肩膀也是铁打的。
    电焊工小夏，是一九六八年进厂的女青年，今年二十三岁，看上去还有点孩子气。刚进厂时，她看到厂小得象“田螺壳”，心里很不高兴：在这里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可是，在厂里一次次的会战中，老师傅们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她，使她思想有了转变。她经常问自已：我要怎么做，才够得上工人阶级这个光荣的称号？！在一次会战中，她负责焊接一批不锈钢塔节，经过几天几夜的紧张战斗，两腿酸痛得儿乎不能动弹。领导和同志们看到她咬着牙坚持战斗的情景，一再劝她休息。她说：“过去，我没有经受过革命战争的锻炼；现在，我就是在同帝修反进行抢时间争速度的战斗。我要向老师傅们学习。焊枪就是我的武器，不能放下一分钟！”她每焊好一只塔节，就用粉笔在上面写下“打击帝修反”这五个有力的大字，激励自己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
    象小夏这样的青年工人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他们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一代。我们能不为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吗？
    在焊接二厂，工人中流行着一句响亮的话：“我的工种就是干革命。”为了尽快地完成国家的重点建设任务，他们不管份内份外，都自觉地抢着做。他们的口号是：“本职工作拚命干，份外工作主动干，突击任务抢着干。”他们经常打破工种的机械分工，在厂内开展广泛的大协作，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哪个工种的任务紧张，其他工种的工人就前来支援。工人们为了做到“一专多能”，为革命多作贡献，开展了技术大练兵。连干了几十年的老冷作工，也“八十岁学吹打”，拿起了焊枪，苦练平焊、竖焊、仰焊的全姿势焊接本领。现在，全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至少可以掌握两个工种的技术，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可以掌握三、
    四个以至五、六个工种的技术，车工抡起了椰头，冷作工开动了车床，驾驶员兼做装御工，连食堂工人也拿起了油漆刷子。过去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一个萝卜几个坑”，出现了许多“百事管”和“闲不住”的人。这样就使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充分发挥出来，把每
    一个人的自觉劳动，组织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使两百来人的一个小厂，锻炼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
    有些人不能理解，焊接二广工人群众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从哪里来的？是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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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的结果吗？一不是。是用奖金、物质刺激出来的吗？—一更不是。这里不妨讲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一次会战紧张的时候，有关部门的同志给每个工人发了一包营养药。这件“小事”，却在厂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几个工人拿着大字报，气冲冲地跑到党支部办公室，问：“这是谁的主意？我们劳动流汗搞突击，难道是为这个？”党支部书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弄清楚以后，他热烈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在全厂展开了大讨论，要求群众进一步揭露和批评支部领导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搞突击，不是为了‘这个’”，那么，焊接二广的工人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工人们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再苦再累心也甜。”
    当一个人懂得了自己工作、劳动、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并且为之而战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呵！他可以在精神上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这就是可贵的革命自觉性。这种自觉的力量是任何力量也比不上的。因为归根到底，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做革命的转化法
    有人说：焊接二厂的工人，就是能打能拚。他们完成任务都是拚出来的。
    这话说对了一半。焊接二广的工人是敢打敢拚，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打大仗，敢打硬仗，有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这是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需要大大发扬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焊接二厂还有它的可贵之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靠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实践，做革命的转化法。”这是他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
    有一次，他们接了一批螺旋板热交换器的制造任务。这种产品，需要有特殊的设备才能加工，还需要有个至少六十米长的车间；但是这些，焊接二厂都没有。有人被困难吓往了，说，“人有多大胃口吃多少饭，厂有多大规模干什么活。我们只有田螺壳大小的厂，把这种任务接下来，‘老虎吃天’，从哪里下口？”也有的主张：既然是国家建设重点任务，要一点设备，建一些厂房，正可以武装武装自己。
    回到厂里，工人们议论开了。有的说，重点任务是国家建设急需的，我们-一天也不能等；有的说，遇到困难，没有动手，就向上伸手，那还有什么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坚决表示：“越是重点任务，越是不能等、靠、要”，“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自力更生上。”但是，没有设备，没有场地，技术有困难，这一系列的难题怎么办？
    党支部和工人群众一起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毛主席说：“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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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夺取过来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大家议论开来了。有的说：我们焊接二厂技术设备条件差，厂房小，这是劣势；新产品加工复杂，占地面积大，好象是优势。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大家伙“分割包围”，以己之长，攻它之短，把它“聚而歼之”呢？，也有的说：“要做到主观能力的活跃，就要大家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可分的。困难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可以分解的。”
    “困难是可以分解的”。这个辩证思想把工人们的思路打开了。
    热交换器是用两块二十六米长的不锈钢薄板和四根不锈圆钢焊接成的。竖起来看，象一盘蚊香；横着看，又象只大圆桶。工人们先花了一个月，二千元钱，土法上马，把一台新设备造出来了。但是，车间只有四十米长，怎么能加工呢？
    工人们又对它作了分解：钢板长，场地小，是难点，但它薄，可以卷曲，听任我们摆布，又是它的弱点。我们不正可以利用它的弱点，把它象布一样卷起来加工吗？“薄钢板可以卷，那四根二十六米长的圆钢却不能卷呀！”
    工人们又开动脑筋。圆钢不能弯曲，在地面伸展不开，是难处，但它的直径小，伸展的位置仍然可以由我们调遣，这又是它的弱点。于是，他们提出借天不借地的巧办法，在车间屋顶上拆下两块瓦楞铁，把圆钢换了一个角度，伸到空间去了。
    抱着形而上学的思想的人看来，小小的工厂怎么能加工出大的产品？好象困难是不可分解的，条件是一成不变的。这说明，有些把困难看得很大，叫得很凶的同志，其实并不一定真正懂得困难。而焊接二厂的工人运用了“革命的转化法”，把困难一个个分解了，小可以干大，土可以胜洋，长处可以克服短处，劣势可以转变为优势，最后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了。
    一项国家建设的重点任务完成了，使力所不及转化为力所能及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重点任务的担子还要不断地挑，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被动局面，主动地挑更多的重担？
    开始，也有同志认为：我们厂生产的都是非标准产品，一件任务一个样，都是打的“遭遇战”，要改变被动局面，很难。
    事情的确是这样吗？困难可以转化为顺利，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难道被动就不能转化为主动吗？工人们对这几年来的重点任务进行了排队分析：尽管制造的是非标准产品，但从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来看，还是可以找出共同的规律，造出更多适应面广的土设备，在被动中求主动。他们提出“人人做革命的转化法”的口号，在每个工种、每台设备、每道工序上大搞技术革新。落料工、弯管工、电焊工，都根据自己工种的特点和要求，造出了许多高效率、多效用的设备。有一台自动焊接机，开始机架造得比较笨重，有人说：我们车间只有这么一点大，“道具”却占去了六分之一的地方，怎么好演戏呢？这句话启发了工人，他们从实际出发，造成了一台能升、能降、能左、能右、不用时还可移到一边的自动焊接机。不仅效率高，而且节省场地，使用方便。今年以来，他们实现的革新项目就有二十七项，使工效分别提高了两倍到十四倍。现在，他们正在向实现“一化（气动化）、四线（两条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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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两条自动线)、五十二项高效率专用设备”的目标进军。
    “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焊接二厂的工人群众，在这个总面积只有七亩地的小小舞台上，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大做“革命的转化法”，由弱变强，由被动到主动，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它说明：工人群众一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聪明才智就象喷泉一样迸发出来，不仅具有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而且有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强大能力，使活越干越巧，仗越打越精，路越走越宽。
    把每一个胜利都作为新的起点
    这几年来，焊接二厂的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上级的鼓励多了，兄弟单位的赞扬多了，要不要继续前进？工人们的回答是：要象大庆工人那样，不看墙上锦旗红，马不停蹄向前冲，只只产品有贡献，年年打出新水平！
    今年，上级下达给这个厂的产量计划是三千五百吨，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年初，上海自来水公司要他们赶制一批大型水管，总共三干六百吨。当时，有人看到这批任务很重，一度担心完不成。后来，工人改进了切割钢板毛边、轧卷钢板的方法，把手工焊搞成了自动焊，工作效率成倍提高。结果，这批任务提前完成了。
    这时，有少数同志认为：全年的产量计划已经提前完成，三季度的高温季节可以干一点轻松活儿了，产生了“笃定”思想。
    怎样看待已经取得的成绩？已完成的三千六百吨任务怎么算？工人群众提出，这批任务工序少，工艺简单，不能算三千六百吨，要打折扣。有人认为，今年计划数字已经稳当到手，偏要打折扣，是“憨大”。但工人们说：“我们不要只看已经完成的数字，更要看到摆在前面的担子。干革命，不能图省力，贪便宜，对自己要从难从严要求。”因此，他们建议来个“倒七五折”，将三千六百吨任务，折算成九百吨。
    这个“倒七五折”打得好！它不仅打掉了自满松劲情绪，更重要的，它打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好了还要好的战斗风格。
    焊接二厂的工人，就是这样一些在成绩面前永不满足的人。他们把每一个胜利，都作为新的起点，不断革命，不断前进。把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断提到新的高度，把生产水平也不断提到新的高度。这个厂四次生产碳化塔，四次提高工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小化肥设备中的碳化塔原来是由本市五家厂生产的，每台需要五千个工时。一九七○年，他们第一次承担这个任务时，厂里没有造过这样的产品，设备条件差，产生了“无能为力”的思想。以后，他们到兄弟厂去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搞了六台土设备和二十三项工夹具，结果使每台产品的工时压缩到二千九百个工时。第二年，领导又要他们生产一批碳化塔。当时，厂里由于支援内地建设等各种原因，一下子减少八十个人，有人认为保持原有生产水平已经够紧张了，别想压缩工时了。是“保持现状”还是“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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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呢？工人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的教导，认为只有打破现状，才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他们从每只零件着手，逐道工序地总结第一次加工的经验，又搞出了二十多个革新项目，使每台产品的工时压缩到一千五百小时。一九七二年，广里第三次生产碳化塔。有的同志认为：潜力已经“挖到底”了。挖潜力有底没有底？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再一次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各个小组的工人又搞成了一批革新项目，终于使每台碳化塔的加工工时又减少到八百小时。
    去年，他们又生产一批碳化塔。当时，有人认为：这种产品已经连续地生产了三年，加工工艺比较先进，不要再变动了。加工工艺要变还是不变呢？工人们又一次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开展“变”和“不变”的讨论。他们说，事物都是不断地在变化发展的。变革现有的生产工艺，是我们发展生产技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客观要求。可以变革的不去变革，就会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于是，大家又出谋献策，在塔筒的四周采用了角尺自动焊新工艺，使每台的工时又缩短到七百小时。今年下半年，他们又要生产一批碳化塔。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提出“以人民解放军当年打锦州的决心，南下北宁线的速度，打好关键性一仗”的战斗口号，争取提前再提前。把生产一台碳化塔的工时，从五千缩短到二千九，再缩短到一千五、八百、七百，需要花费多么艰巨的劳动，发扬多少集体的智薏啊！焊接二厂工人四次生产碳化塔，四次缩短工时的事例，不是生动地证明了“干劲无穷尽，上游无止境，多快好省没有底”吗？它不是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穷无尽的威力吗？
    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在斗争中发扬光大的
    焊接二厂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从哪里来？工人们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在斗争的烈火中磨炼出来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同孔孟之道，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发扬光大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焊接二厂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企业的方向、道路，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拿对待国家交给的任务来说，广内有所谓“三不接”：产值低的不接，吨位轻的不接，生活难做的不接。有一年，上级布置这个生产一批代替煤矿坑木的钢管支架，领导一算账，觉得用工多，产值低，生活难做，“划不来”，尽管是国家的急需产品，他们没有同群众商量，就推出门外了。在对待兄弟厂的工艺协作方面，也是只顾自己，风格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厂内资产阶级歪风一度盛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压抑。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利润挂帅”“产值第一”等修正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对于部和群众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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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工人群众过去受修正主义路线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发出来了，厂内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冒出来，还会通过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妨碍广大群众革命精神的发扬。因此，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注意抓住刚刚露头的苗子，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焊接二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就是在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断进行斗争中，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到了新的高度。
    有一次，党支部书记任锡康和两个干部到上级部门去接任务，看到有一项重点任务没有落实。因为这种产品技术难度高，花费工时多，是块“硬骨头”，他们有点犹豫，开始没有接。后来，他们走到楼梯口，总觉得有块石头压在心上，便议论起来了。老任首先说：“这项任务关系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没有这种产品，整个设备就不能配套，我们能不能接回去试试。”一个同志担心：如果技术过不了关，耽误时间，风险太大。另一个同志还插了一句：这个任务工重料轻，产值不高。但当这个思想一露头，很快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他们回想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厂内搞“三不接”的情景，心想：产值不高，生活难做，要担风险，就放着重担子不挑，这不就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在作怪吗？一想到这里，大家就坚定起来了，掉头跑回去，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回厂后，他们把情况向群众交了底，充分依靠群众，终于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
    这件事使这个厂的干部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深深体会到：怎样对待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是不是勇于为革命挑重担，这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只有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革命化，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才能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有利于发扬群众的革命精神，而不致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带领群众前进。因此，这几年来，这个厂的领导班子的成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自觉性比较高，坚特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遇事同群众商量，经常用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自己，鞭策自己，鼓舞自己，反对特殊化。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十个成员，五个不脱产，其他五个人每年劳动也都在一百天以上。支部书记老任和革委会副主任老张，身体虽然不大好，但都坚持和群众一起成斗。会战紧张的时候，他们寸步不离现场，一面参加生产，一面指挥生产。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汗水，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汗水”，“我们领导的心，是和工人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干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同群众团结战斗，群众的干劲也就越鼓越足。
    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还比较注意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旧的思想影响，不断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们认为，要打好生产仗，首先要打好路线仗、思想仗。今年以来，他们在生产会战中，就已经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思想战役，自觉地同贪图安逸和“松口气、歇一歇”等思想情绪作斗争。年初，讨论年度计划指标时，厂内出现了一种“艰苦奋斗到哪一年”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年来，年年大幅度增产，年年搞会战，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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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幅度又很大，“到底要会战到哪一年”？这种说法，是害怕艰苦、贪图安逸的思想反映。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发动群众，在全厂开展了“两种苦乐观”的大讨论。许多老工人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进行了新旧社会、两种苦乐的对比，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和资产阶级的苦乐观的界限，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革命觉悟。讨论中，许多工人壮志满怀，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激情。露天作业苦不苫？落料工人说：“天下车间我最大，天作房顶地作场，风雨为我送东风，红太阳为我添力量。”长期烧焊苦不苦？电焊工人说：“我为革命烧电焊，弧光照我闪闪亮，再苦再累心也甘。”会战好不好？会战累不累？工人们说：“会战是革命生产的大跃进，会战是锻炼意志的好战场，我们就是想会战，盼会战。”有位青年工人还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其中有
    一段是：“会战是我厂传家宝，战得年年换新貌，要问会战到哪年？共产主义来实现。”通过这样的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同旧的思想影响作斗争中也就愈加焕发出光彩，为革命和生产不断开辟了胜利的新局面。
    “焊枪离开电源放不出火花，我们工人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力量。”焊接
    二厂的工人，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酷现实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要同修正主义斗，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斗，同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斗，都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他们联系
    三大革命斗争实际，废寝忘食，刻苦学习。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厂内成立了十个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理论小组。有些老工人，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起早带晚，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啃，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钻。有些青年工人，利用厂休息日，到厂学习，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斗争越紧张，他们学得越勤奋。他们说：“学习马列不怕难，立志攻下理论山，骗子诡计识得破，跟着主席不迷航。”他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对林彪和孔老二口诛笔伐。今年以来，全厂已写出批判稿、小评论等一千二、三百篇，平均每个人写了五篇。工人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境界越来越高。在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已逐步锻炼成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的无畏战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曾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社会的一幅无限壮丽、无限美好的远景：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已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让我们向着毛主席指示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吧！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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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先进要学会抓路线
    沪江机械厂党总支书记宋伯锐
    焊接二厂是我们的老帮手。一九七一年，我们曾经三次上焊接二厂学习。头两次，由于我们学习态度没有端正，只学到了一点生产技术的具体经验，收效不大。第三次，端正了态度，学习了他们抓路线这个根本经验，才有了较大的收获。这几年来，我们厂的干部和群众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一样学大庆，为什么焊接二厂前进的步伐比我们快？”今年九、十月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两次组织干部和工人向焊接二厂学习。
    在向焊接二厂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那是在二年前，上级机关要我们试制行星轧机。这种机器每台有两根长二米、重九吨的大轧辊。要加工就要有大型车床，但我们厂没有。为了寻找协作加工的厂，我们找了一年多，还没有落实。有一天，上级公司来通知说，有个工厂愿意协作加工，要我们马上把铸锻件送去。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协作单位就是焊接二厂时，顿时震动了全厂上下。大家说，论条件，我们的厂房、设备都比焊接二厂好，为什么我们认为无能为力的加工任务，他们却抢过去挑起来了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正是我们同焊接二厂存在的差距，也就是我们要向焊接二厂学习的主要课题。
    在焊接二厂，我们看到的，厂房还是那些厂房，人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自己动手制造的土设备年年增加，技术越来越先进。他们对待国家建设需要的任务，不论大的、重的、难的、急的，抢来就做，而且生产仗越打越大，“骨头”越啃越硬。而对上级机关准备调拨给他们的机器设备，总是主动让给更需要的单位。他们的思想境界是多么高呀。对照我们自己，原来也是厂房差、设备落后，“芦席棚下闹革命”。这几年，自从盖起了新厂房，安装了新设备，我们工厂领导上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方针就不如过去强调得多了，甚至在遇到困难时开始向上伸手，有艰巨任务时要讲讲条件。这样一对照、一议论，使我们看到了焊接二厂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他们坚持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威力是无比巨大的。当我们学习了焊接二厂的先进经验后，提出了决不把轧辊的加工任务送出厂去的口号，全广干部和群众个个意气风发，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自己动手造出了土机床，把拖了两年的轧辊既快又好地加工出来了。通过这件事，还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斗争，抢挑重担，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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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多为国家建设需要着想
    上海黄浦农机厂党支部书记张时杰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焊接二厂工人常说的一句响亮的话。我们在向焊接二厂学习时，体会最深、收获最大的也就是这句话。
    我们是专门为拖拉机厂生产配件的小厂。过去，总认为只要完成了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就是满足了国家的需要。因此，当今年八月底已经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百分之八十五时，就心安理得，认为可以在最后四个月舒舒服服过日子了。而对于国家建设还有什么需要，兄弟厂需要我们支援什么，我们想得很少。后来，我们和厂内工人群众一起听了焊接
    二厂先进事迹的介绍，特别是听到他们不分计划内、计划外，凡是国家建设需要的，就主动抢挑重担的先进思想和行动，许多工人再也憋不住了，对我们干部说：“你们只看计划完成，不问国家还有更多需要。我们现在也应当象焊接二厂那样，主动为国家多完成一点重点任务。货车制造厂要增产重型汽车，劳动力很紧张，我们应当派人去支授。”
    工人的批评，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同焊接二广的干部和工人相比，存在差距；而且同厂内工人的思想觉悟相比，也存在差距。千差距，万差距，差距就在于我们缺乏勇挑国家建设重担的全局观点。思想觉悟提高了，我们在上级公司的支持下，从生产第一线主动抽调三十四名技术好、觉悟高的工人，由党支部副书记带队，高高兴兴地去支援货车制造厂了。
    生产工人调走了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技术骨于，特别象金工车间，一下子就走了百分之七十四，在这种情况下，厂里的生产任务还要不要完成、能不能完成呢？当时，上级公司了解了这个情况，也已同意我们压缩计划指标。我们千部觉得我们是做了一件“丢卒保车”的事情，也是心安理得。不料工人又来向我们提批评意见，说：“焊接二厂对国家计划任务只讲超额，从来不讲减少。而你们认为调出了劳动力，又想舒舒服服过日子了。难道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反而不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了？”工人们说：“我们不仅要保货车厂的“车’，而且要保‘车’又保‘卒’。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一分一厘也不能减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以焊接二厂为先进榜样，充分调动和依靠全厂职工的积极因素，许多工人苦干加巧干，开展技术革新，一个人顶两个人的工作，成倍地超过生产定额。今年生产任务不仅没有减少，而且九月份、十月份，还分别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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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依靠群众赶上先进
    上海货车制造厂党委李玉萍张根福
    从焊接二厂学习回来，我们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只有二百多人的焊接二厂，先进思想到处放光芒，先进事迹层出不穷。为什么我们二千多人的工厂，却没有那样热气腾腾的景象？难道是我们厂的工人比人家落后，群众中缺少先进？当然不是。
    记得一年以前，我们厂大梁车间工人提出，要土法上马，自己动手制造一台油压机，实现重型汽车大梁一次冲压成型的新工艺。当时，我们厂的某些领导干部被这台“庞然大物”的种种困难吓住了，同时也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压制下去了。然而，焊接二厂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在他们那里，干部和群众充满高昂的革命精神，凡是国家建设需要的任务，他们心中只有想方设法把它完成的念头，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有些任务，时间是那么急，难度是那么高，他们却不因为厂里的物质条件差，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不断进发出来。，关键是看我们领导上是不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拿我们厂来说，在学习了焊接二厂的经验后，思想提高了，立足点移到群众中来了，原来认为千难万难的制造油压机的问题，在同群众一起讨论、研究，把技术、设备、场地等许多实际存在的困难，
    一个一个进行分析，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结果，就都有了切实具体的解决措施。现在，大梁车间的广大工人群众完全有决心和信心，奋战二、三年，造出这台油压机。
    过去被右倾保守思想挡住双目，看不到群众中大量先进苗子，现在，一深入车间、小组，就发现先进苗子厂里到处都有。复兴岛分部金工车间，过去认为专机设备应该由后方车间制造，现在工人决心在第四季度内，自己动手制造十四台专用机床，武装自己。俦工车间，过去经常叫劳动力不足，现在工人提出了“三人工作二人顶，抽出一人闹革新”，还准备提前一个月完成生产任务，留出时间大搞技术革新，争取明年建成铸工流水线。底盘车间工具室三个体弱有病的老工人，除了认真做好工具收发保管的本职工作外，一年来，还主动修理和改装工夹模具五十四副，新造工夹模具二十一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给我们领导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路线教育课。它使我们认识到，只要我们象焊接二厂那样不断地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工人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迅速改变工厂的生产面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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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净钟勒学
    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斗争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一点体会
    宫
    欣
    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已经诞生整整九十九年了。这部被列宁称之为“出色的著作”，第一次对德国工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从理论上彻底地清算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潮。这部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今天，我们认真学习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提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斗争的自觉性，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如果从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发表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哲学的贫困》算起，到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已有二十八年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日益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的二十八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这二十八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欧洲工人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创立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发动了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进行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演习。二十八年是短暂的
    一瞬，但却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生命力。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列宁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在一八四七一一八七五年间，更加具有令人难忘的特点。当时，资产阶级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当马克思主义诞生并开始传播的时候，他们动员一切反动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洪水猛兽”，妄图把马克思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辱骂和恐吓声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得更广泛了。于是出现了第二步：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沉默的阴谋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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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马克思主义。这种阴谋，在一八五九年马克思的光辉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的时候就已出现，到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的辉煌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资产阶级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永远淹没在一片沉默的气氛之中。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如意算盘根本无法成功。“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不到四年，巴黎就响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声无产阶级革命的春雷，发动了对旧世界的第一次猛烈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于是，资产阶级又采取了第三步：钻进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哥达纲领》也是这样：“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这鱼目混珠的一手是很能唬弄人的。自从拉萨尔之流发明这种策略以来，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奉为至宝。林彪、陈伯达就对这一手欣赏备至，他们搬出第几版第几版，任意加以删改和歪曲，然后气势汹汹地质问你看过没有？完全是一副拉大旗作虎皮的流氓
    架势。
    恩格斯很早就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在总结围绕《哥达纲领》的这场斗争的时候，谆谆教导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你们一党一需要社会主义科学”，“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
    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行动指南。因此，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始终是头等大事。“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围绕着《哥达纲领》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战胜机会主义的理论斗争。
    拉萨尔机会主义尽管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其实是并不难识破的。在《哥达纲领》发表以前，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导人物，曾经对拉萨尔炮制的依靠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谬论，以及“铁的工资规律”、“反动的一帮”等谬论，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批判。但是，为什么后来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导人物会转而攒成拉萨尔的谬论，并把它写进党的纲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呢？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蔑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而只满足于在日常事务工作中所取得的细小成功。理论问题，是一个宇宙观问题。这是政治路线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能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根本前提。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斗争不断地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各种派别都会向无产阶级靠拢；但是，各种派别向无产阶级靠拢的目的是互不相同的。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主义。这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就有可能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合在一起，从而放弃自己的宇宙观，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例如，当我党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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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王明一伙就跳出来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毛主席立即驳斥了这个口号，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并且为我党制定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我们党正是在统一战线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才能领导同盟者进行胜利的斗争，打败了一切敌人。今天，我们党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的标志。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因而是牢不可破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我们要提高警惕，继续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团结的阴谋作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手中的最重要的武器。
    《哥达纲领》是一个在理论上充满含糊和混乱词句的纲领。可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却对它非常欣赏。《哥达纲领》的得以出笼，暴露了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领会十分肤浅。一八七四年，即《哥达纲领》出笼的前一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一文中，对当时德国工人能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恩格斯接着就指出：“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要取决于“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恩格斯的预言，到一八七五年就在爱森纳赫派的一些领导人身上证实了。当时，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之一李卜克内西由于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问题上历来认识模糊、含糊不清。他对于拉萨尔鼓吹的“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虽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无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这种谬论，而是迷信用简单的组织表决来解决理论问题，致使关于“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被通过写入了《哥达纲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党的干部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抓思想路线，只是着眼于从组织上来解决一切，势必会在机会主义面前打败仗。毛主席十分重视党的干部的理论学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党的干部要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党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又一再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有手通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弄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在理论上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上刘少奇、王明、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当。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一文中，在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引者）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的历史任务。这是有深远意义的。工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而要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教育和灌输，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爱森纳赫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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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对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够，以致在《哥达纲领》出笼以后，工人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命题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实内容”，而且似乎把它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这件事说明，当时德国的工人群众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没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样，当拉萨尔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容易受骗上当。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以后，当德国工人党要制定新纲领时，恩格斯坚决排除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把《哥达纲领批判》公诸于众，以此来武装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恩格斯的这一英明决策，迅速收到了效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恩格斯所说：“所有在理论方面值得重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广大党员和工人起来了，他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是促使一
    八九一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宣告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划清界限的群众基础。历史证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最害怕的是千百万革命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主义就没有市场了。因此，他们都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和群众割裂开来。拉萨尔之流是这样，刘少奇、林彪之流也是这样。林彪一面胡说“马列离我们太远”，一面则胡说“工人做好工，农民种好田，就是政治”，妄图使马列和群众相分离，阻挠广大工农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行修正主义理论开辟道路。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螳臂挡车，最后落得个心劳日拙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世界到处都在胜利前进。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是一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支浩浩荡荡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茁壮成长起来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大群众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懂得，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的关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证明，如果谁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一定会遭到亿万革命群众的抵制和批判，一定是短命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世界无产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指明了方向，照亮了道路。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这部光辉著作，学习恩格斯论《哥达纲领》的书信，学习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将有力地推进我们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坚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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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儒法斗争史要开展百家争鸣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乐英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党历来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坚持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是非问题，以达到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正确处理各种思想分歧，必将进一步发展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
    当前，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已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究竟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只有共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通过百家争鸣也就是民主讨论的办法，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解决。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在研究中产生的不同意见和分歧，有的是属于阶级立场上的问题，如那种以儒注法的看法，就背离了注释法家著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一根本目的，属于大是大非的性质。但有的，如注释中对词义的某些不同解释，不少是属于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进行充分辩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可以采取简单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中，科学性和成斗性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调查研究，占有详细的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来。那种不认真学习和研究，满足于泛泛而谈，或者只凭占有一点零星的、不可靠的材料就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轻率地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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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在科学研究中缺乏科学性，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决不会有真正的战斗性。
    开展百家争鸣，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除了那些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疯狂地吹捧孔丘及儒家学说而又坚持不改的人，在讨论中的双方都应当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这种批评必须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以理服人。那种主观武断，辱骂恐吓，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人家文章、言论中的某一点问题就全盘否定的批评，既不利于团结同志，也不利于搞清问题。在开展批评中，我们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勇于坚持真理和敢于修正错误的严肃态度。要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检查自己的观点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基本正确，但不够全面。同时，也要对别人的意见进行分析，好的接受，不好的批评。我们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可能是各有所见，各有所偏；经过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和批评，经过充分揭露矛盾，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各种错误的和片面的认识，达到比较一致、比较正确、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耐心听取不同意见，听取别人的批评，怕人家的批评，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说得好：“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一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正面和反面是对立的统一。如果不知道反面的东西，就不能充分地阐明正面的东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科学历来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的。历代法家的思想不就是在同它的对立学派反动的儒家思想斗争中发展的吗？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也是在研究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去接触、研究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思潮，那也就谈不上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会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错误的、丑恶的东西。社会上既然存在这些东西，它就必然要反映出来，要跑出来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因此，我们要坚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接触和研究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反面教员，从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出发，怀着对真理的仇恨和恐惧心理，抛出各种反动言论。我们接触和研究这些反面的东西，可以使我们增加阶级斗争知识，增长对敌斗争经验，可以更好地批判它，战胜它，并在批判斗争中提高辨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相反地，如果我们不敢接触和研究对立面，禁止人们跟谬误、跟丑恶见面，不知道对方，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是什么，那就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衰退，辨别不了香花和毒草，经不起风雨，见不了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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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我们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将可以进一步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百家争鸣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广大群众的事业。我们党办任何事情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当然也是采取这个方法。我们不仅要把广大的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形成广泛、深入、持久的群众运动。我们今天正在深入开展的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不就出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共同讨论、共同辩论的百家争鸣的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吗？这种群众性的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有效保证，是造就无产阶级科学理论队伍的最好的学校。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大批新的理论战士，面对着这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迅速成长，我们定要认真扶植革命的新生力量，积极鼓励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要做到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就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毛主席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搞思想理论工作的人同实际工作者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对于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对于整个革命事业是极为有益的。
    在阶级社会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它们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同当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着明显的或隐蔽的联系。历史证明：每当社会大变革，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在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也必然是十分激烈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号称诸子百家，最根本的是儒法两家，也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这两家，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的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今天的百家争鸣，说到底，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之争。这种争鸣是紧密地围绕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而展开的。我们的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它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百家争鸣必然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对此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并进一步推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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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一点体会
    任
    菁
    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了沙皇专制政府的基石。读一读列宁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写下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下简称《两种策略》），分析一下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对我们如何具体地研究历史上各个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很有好处。列宁曾经把爆发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的一九○五年革命，自豪地称为“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俄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糅合在一起的国家，虽然它已挤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但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沙皇、农奴主和贵族的野蛮统治下，工人既身受资本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又饱尝沙皇、农奴主及贵族等封建制残余给予他们的辛酸。工人每天要工作十四、五小时，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农民置身于农奴主和地主的牢笼之中，更是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民主自由。事实表明，要彻底扫除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势力，必须有一场革命的急风骤雨来冲刷和涤荡整个俄国大地。
    一九○五年革命正是反映了这个社会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这场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年一月九日，第一个奋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的就是彼得堡工人。无产阶级勇敢地打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枪，千百万劳动群众迅速地云集在这面战斗的旗帜下。革命的农民主动组织起来，纷纷捣毁地主庄园，驱逐乡警、乡长和村长；甚至在沙皇的军队里，士兵们也相继掉转枪口，反戈一击，投入了人民的行列。在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已经创造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后来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并且领导了十月全俄总政治罢工和
    十二月武装起义。但他们提出的“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却又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残余势力对这场革命抱着极端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全面出动，大肆镇压，甚至狂叫：为了把革命彻底镇压下去，“不要吝惜子弹”。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也不赞成这场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基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惊呼：沙皇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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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迅速采取措施，防止“革命惨象”蔓延滋长。就连西欧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也闻风丧胆，要求沙皇赶快稳定“秩序”。
    究竞如何来看待这种奇妙的历史现象？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九○五年革命时期，既有工农群众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矛盾和斗争，又有工农群众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矛盾和斗争，还有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的矛盾等。各种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联成一幅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图景。每个阶级依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路线，必然以极不相同的政治态度出现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决战中。
    沙皇、农奴主和地主对一九○五年革命恨之入骨，他们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把革命烈火统统扑灭。但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工农群众这支反封建的主力军，他们施展了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把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神圣同盟。所谓“十月十七日宣言”，便是这种反革命策略的产物。在这个“宣言”中，沙皇冠冕堂皇地唱起自由的进行曲，虚伪地承认人民有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不过，这仅仅是脸谱的变化，反革命的死心眼是丝毫不变的。
    俄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中，正处于所谓“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的境地。俄国资产阶级的经历是同沙皇专制统治相始终的，它较之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有更突出的妥协性和反动性。面临沙皇制度的日趋衰落，资产阶级自由派便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并以组织宴会运动的形式催促沙皇在“还不算晚”的时候搞些小改小革，企图实现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它曾把一九○五年革命看成为恐吓沙皇的儿戏和捞取政治权力的筹码。但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仰仗着沙皇的鼻息对工人进行压迫，依靠沙皇的殖民政策发财致富；它的代表人物还可以在沙皇政府里型上几把交椅，上窜下跳一番。这样，它又“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竭力为颜临死亡的沙皇政府注射强心剂。从这一立场出发，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年革命恨得要命，它要采取种种手段使革命在中途天折。“十月十七日宣言”一公布，资产阶级就大肆喧染所谓君主立宪国的升平景象，一头栽入沙皇的怀抱，使出混身解数破坏革命的深入。总之，俄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它的短赫前辈的那股子勇气，它不仅无力发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反而处处为这场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设埋伏、置障碍。正如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必须“‘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一九○五年革命中“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以大无畏的精神点燃革命烈火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把革命一步一步推向前进。当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结成反革命神圣同盟，企图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时候，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打倒沙皇政府这个主要敌人，把资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撒到整个俄国，才能为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因此，在一九○五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斗争锋芒直指沙皇这个“野蛮制度最强的支柱”。革命的帷幕刚刚拉起，无产阶级就响亮地呼出“打倒沙皇”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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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在沙皇的大炮和机枪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无产阶级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告诫自己的战士：“请藏好武器，同志们。再来一次巨大的打击一为全国所憎恨的万恶制度就会崩溃。”为了把一九○五年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及，不仅针对沙皇专制政府，而且旁及勾结沙皇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向封建残余势力乞讨革新，宣传革命的终点站就是成立君主立宪国时，无产阶级鲜明地提出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成立共和国的口号，宣布要让人民选出的国会取代沙皇政府；当资产阶级在沙皇拉拢下，起草召开无立法权的所谓“国家杜马（即议会）法律”时，无产阶级立即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揭露；至于资产阶级利用提高商品价格、扣发工人工资的卑鄙手段附和、讨好沙皇时，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更是直接发布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法令。揭露和反对资产阶级向沙皇妥协的行为，推动了一九○五年革命向纵深发展。在当时，无产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是彻底铲除封建势力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五年革命既是一把横扫封建残余势力的铁扫帚，又是一只打击资产阶级的铁拳头。是它，“第一次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愚民、黑骨头任意压榨了”。
    在一九○五年革命中，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犬牙交错，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伟大导师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科学地分析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写下了《两种策略》这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列宁认为，革命的道路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由于“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爆发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列宁又指出了它和以往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他说，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做到了这点，它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承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列宁还认为，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紧密联系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走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第一步，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就是说，要迅速跨出第二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
    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还阐述了认识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时应该掌握的科学方法。列宁说：“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一九○五年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但它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地方却是交织在一起的。正是这样，才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既执行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历史任务，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列宁认为，不看到这一点，一味想“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列宁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分析历史上各个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不也是很有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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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法斗手史班究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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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中经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
    一直到汉宣帝，都基本上坚持了法家路线。汉宣帝刘询曾批评“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是对汉初以来地主阶级政治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此，清代的魏源曾在《论老子》一文中指出：汉宣帝“谓王伯（霸）杂用，亦谓黄老王而申韩伯（霸）也”。原来，所谓“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就是在“黄老”的外衣下推行法家路线。简而言之，可称作道表法里。
    在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公开把黄老之学提倡为“用世之学”（魏源：《论老子》)的，第一个要推曹参。他本来是秦朝沛县的狱吏，跟随刘邦“攻城野战”，功勋显赫，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曹参在封国齐任丞相时，为了探索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验，曾召集“长老诸生”商量“安集百姓”的办法，结果“言人人殊”，拿不出什么好主张。他听说胶西有个叫盖公的，“善治黄老言”，请来议政，谈得十分投机，句句在理，就果断地采纳了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治主张。曹参根据盖公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使得“齐国安集”，而“大称贤相”(《史记·曹相国世家》)。肖何死后，吕后遵照刘邦的遗嘱，调曹参到中央当了西汉王朝的第二任相国。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不另外搞什么新名堂。从表面看，他“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谁找他谈论政事，他就拉谁一起喝酒，很象主张“无为”的道家。实际上呢？他对背离刘邦法家路线另搞一套的人，很有警惕，“欲务名声者，辄斥去之”；而对那些老老实实执行刘邦法家路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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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长者”，则一概加以重用。
    曹参的尚黄老之学，从现象上看是偶然的，但其实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从“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始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一）。秦始皇死后，出现过法家路线中断的短暂曲折，直到刘邦建立汉朝，才使这条法家路线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天下初定未久”(《史记·外戚世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曹参在这时出任相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无所变更”。对这一点，曹参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但惠帝却对此不能领会。有一次，汉惠帝责怪曹参无所作为，曹参就问：你惠帝与高帝刘邦那一个高明？惠帝说：我那能比得上高帝！曹参又问：你看我曹参与肖何那一个贤能？惠帝说：你也不及肖何。这时，曹参就说：既然你和我都不及高帝和肖何，那么你做你的皇帝，“参等守职，遵而不失，不亦可乎？”(《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说的“守职”“勿失”，点明了吕后时期法家人物的主要政治任务是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维护刘邦时代初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参从“守职”“勿失”的政治纲领出发，采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正是深刻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斗争需要。王夫之说：“曹参因肖何之法而治”，是“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读通鉴论》卷二)，这是深得汉初崇尚黄老的要旨的。吕后执政的十五年，“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当时有首歌谣说：“肖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史记·曹相国世家》)。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初地主阶级道表法里的政治实践。吕后、肖何、曹参等人的“无为而治”，表面上“无为”，实际上“有为”，对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积极改造而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是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政治。
    黄老之学成为汉初地主阶级的统治恩想，是有一个过程的。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里粗略地勾画出了汉初黄老之学风行的梗概。从“曹参始荐”发了端，中经“文帝宗之”，逐步盛极一时，这一过程同汉初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从刘邦得天下之初的“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到吕后执政后出现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刑法志》)，表明汉初的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长期战争的创伤得到了医治。这种安定的局面，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后之所以能使久经战乱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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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于她不仅坚持贯彻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坚持贯彻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吕后时期，“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赵翼：《廿二史制记》）。这批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有了进一步的盛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依靠的是陈乎一类法家人物，“其治为清静无为”（应预：《风俗通义》卷二）。文帝提倡黄老之学，目的是为了以守为攻，牢固地守住刘邦以来法家路线占领的阵地。明末的李贽对文帝的政治路线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做法是“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史纲评要》)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加上景帝在位十六年，地主阶级在这时期中，政治或经济的实力都空前壮大了。汉武帝正是“因文、景之蓄”(《汉书·食货志》)，才有了进一步施展其“雄才大略”(《汉书·武帝纪》)的可能。这
    一时期法里道表的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黄老之学提倡了将近半个世纪。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种理论或学派的命运如何，主要取决于它满足于社会实践需要的程度如何。汉初黄老之学的风行一时，正是由于它在汉初是法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上的一件外衣，适应着当时地主阶级为着巩固其统治而要求局势稳定的客观需要。
    黄老之学在汉初受到了坚持法家路线的统治集团的热烈拥护，却也受到了儒家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况，曲折地反映了汉初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当时，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世之学老子者”，法家也；“黜老子”者，儒家也。这样的对立，表面上是儒道的对立，实际上是儒家同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的对立。
    汉初的法家和儒家对黄老之学的不同态度，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从历史上看，道家是作为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下层利益的学派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它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有矛盾。道家的代表老子曾斥责儒家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批判儒家这一点上，道家和法家是比较接近的。在先秦法家人物中，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们认为“黄帝之治天下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御览》六三八所引)，都把传说中的黄帝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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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个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还在变法已经实行的前提下，强调“有道之君贵（虚）静，不重变法”(《韩非子·解老》)，以巩固法家路线的统治。清代的魏源认为，老子讲太古道，书太古书，而“治始黄帝”，这就成为“黄老源流所自”，至于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是“启西汉先机”，然而“时不同，无为亦不同”(《论老子》)。汉初的黄老已失去了先秦道家的本来面目，印上了新的时代标记，而成了法家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反黄老，实际上就是反法。
    法家爱黄老，儒家反黄老。汉初的这种奇特现象可以从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的一场辩论中察其端倪。黄生信奉黄老，他认为汤武是杀了君主而夺得君位的，“非受命”。治《诗》博士辕固是个儒生，却认为“天下之心皆归汤武”，不算篡杀。黄生继而以“冠虽散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的比喻，主张立“上下之分”，维护君权，维护中央集权。这在当时，是对吴王刘濞等地方割据势力的深刻批判。这场争论决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儒家搞分裂和法家要统一的斗争。辕固改击《老子》一书是“家人之言”，这显然是在为地方割据势力反叛和削弱中央集权造舆论。这就难怪窦太后十分愤怒，以至罚辕固进兽圈去同野猪搏斗，差一点送掉了老命。(《汉书·儒林传》)再如，窦婴和田蚧，均因“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被罢官。(《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直到窦太后死后，田蚧当上丞相，才又闹翻案，“黜黄老刑名”，而“延文学儒者”(《汉书·儒林传》)。
    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儒术和黄老之学的对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在西汉初期，中央政权是“尊法”的，基本上是法家的天下。封建最高统治集团讲“无为”，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政权，安定天下，沿着法家路线前进。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批“尊儒”的地方割据势力则唯恐天下不乱，憎恨法家天下的安定和巩固。因此，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改变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破坏坚持法家路线的中央政权。这种情况表明，崇尚黄老还是反对黄老，在当时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纵观西汉初年的历史，围绕着复辟和反复辟、分裂和统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异姓诸侯王和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激化了，七个异姓王有六个相继叛乱。刘邦曾认为“今天下事毕”(《汉书·高帝纪》)，但异姓王的叛乱，使他不得不带兵“自将击之”。到文帝时，刘邦封的九个同姓王逐渐长大，羽翼丰满，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到景帝时，吴王刘濞的叛乱迫在眉睫，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史记·吴王濞列传》)的严重地步。景帝采纳了法家晁错的建议，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政权才得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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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固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期的分裂割据势力，大都与北部草原上的反动匈奴奴隶主贵族勾勾搭搭。刘邦时的韩王信、代王陈豨、燕王卢绾都和匈奴贵族有勾结，他们在反叛中央失败后，都一个个投降了匈奴。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和匈奴亦有勾结。景帝时的吴、楚、赵三股叛乱势力，也还是和匈奴有勾结。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前，面临着匈奴奴隶主贵族和叛乱势力相勾结的威胁，要进行公开对抗与镇压需要有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因此，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对付内乱外患上不能不区别情况进行适度的斗争，并作了必要的妥协。西汉初期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前进道路上所出现的反复和曲折，锻炼和教育了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更大成功准备了条件。从这
    一段历史看来，这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而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又是通过曲折的斗争不停地向前发展的。斗争总是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张是斗争，弛也是斗争。只不过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
    在汉初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吕后、文帝、景帝沿着刘邦的法家路线每前进一步，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就增长一步。与这一过程相适应，隐藏在“道表”下面的“法里”的一面也就愈益鲜明起来。试拿贾谊和晁错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一明显的倾向。
    活动于文帝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贾谊，既有黄老色彩，又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贾谊身上出现的复杂情况，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文帝时的儒生贾山，“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诽谤“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汉书·贾山传》)。作为法家的贾谊，与儒家攻击秦制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斗争，他在《过秦论》中热烈赞扬了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字内”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不能彻底冲破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错误地指责了秦始皇不施“仁义”。从这种矛盾的认识出发，贾谊为汉初统治集团谋求长治久安之策时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攻守之势异也”，主张在取得政权之后，“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显然是以守为攻的黄老思想的产物。同时，贾谊也还讲了一些“仁义”、礼治的话，为自己的法治思想涂上了儒家的油彩。由此可见，贾谊的法家思想是主导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儒、道思想影响的一面。
    活动在景帝时期的晁错，就比贾谊前进了一步。这与他对秦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很有关系。晁错明确指出，秦始皇的功绩是超过被人们称为“圣君”的“三王”的；而秦朝之“衰”，在于“末涂”，即末期，在秦二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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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在晁错看来，是由于赵高之流改变了秦王朝的制度和法令，才造成“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汉书·晁错传》)。由于晁错敢于肯定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所以他的法治主张也就大胆而鲜明。以对割据势力的态度而论，晁错就力主铲除，比贾谊要坚决得多。他不要儒家“仁义”的油彩，也不囿于“无为”的守势，而是吹起主动进攻的号角了。他面临诸侯王的叛乱迫在眉睫，一再建议削藩，坚定地认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在晁错那里，法家思想的“里”完全露在外面，不仅不要儒表，连道表也感到是多余的了。
    黄老思想作为法家思想的一件外衣，最后剥掉的标志是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汉初以来的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告
    一段落，内乱外患基本平定，封建统治集团不需要任何外衣来掩饰自己的法家主张，而儒家攻击法家路线也再不需要绕个圈子，儒法斗争的直接交锋重又开始了。汉初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法家人物，从披上黄老外衣到脱去黄老外衣，约有大半个世纪，这是儒法斗争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它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上学派思潮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汉初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倡黄老之学，是一项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地主阶级政策。在当时，它是积极的，但又是消极的。地主阶级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他们在政权到手之后，再也提不出新的革命任务，幻想着长治久安，守住已有的天堂不失。但是，剥削阶级的天堂最终是守不住的，它们永远也无法寻求到什么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真老虎转向纸老虎，这是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所逃脱不了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命运，完全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因此，它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不断地把革命推向深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有张有弛、曲折前进的。我们对历史上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今天对阶级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形式的认识。我们通过斗争已经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又正在用新的斗争去巩固胜利和夺取新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不断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加深对它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便适合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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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批判
    施
    丁
    在汉初法家与儒家的统一与分裂、反复辟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韩信推行了一条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落了个自取灭亡的可悲下场。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韩信进行批判，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儒家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
    (一)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之后，楚国旧贵族出身的项羽，举起“兴灭国，继绝世”
    丙
    的破旗，于公元前二○六年二月，分封十八王国，自称楚霸王，把个秦始皇曾一度统一了的国家搞得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于当年八月举起了反楚的大旗，领导汉军进行统战争。这是一场法家与儒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韩信在汉军内部充当了儒家分裂倒退路线的主要代表。
    刘邦发动与领导反楚战争之后，在军事进展过程中，将新得的土地设置郡县，恢复了秦朝所实行的郡县制。韩信恰恰与此相反，热衷于搞封王称霸的鬼把戏。他于公元前二○五年奉刘邦之命，开辟北方战场，在灌婴、曹参等将领支持下，打败了魏王豹。接着，刘邦又派张耳率领三万人前去增援，使韩信得以继续打败了夏说、陈余等军，占领了代、赵等地。公元前二○四年，韩信擅自作主，拥立了奴隶制复辟派张耳为赵王。张耳是个反动的儒生，曾经混进陈胜、吴广的起义队伍，大搞分裂割据的罪恶活动，严重地危害了农民革命事业。这时他与韩信勾结起来做了赵王，目的是为了继续贯彻执行那条儒家的分裂倒退路线。刘邦在那时曾出其不意地夺了他们的印符，召集诸将会议，重新进行组织调整。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刘邦与韩信之间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
    当时，刘邦在正面战场指挥汉军与楚军作战，派随何出使争取到了淮南的英布，使韩信在魏、赵等地活动，从南北两面夹击楚军，并使彭越在楚的后方扰乱；此外还派郦食其出使到了齐国，劝说齐王田广投降于汉，从东北面完成了对楚军的包围。韩信在听到了郦食其说齐降汉成功的消息后，野心勃发，信了儒家之徒蒯通之言，背信弃义地率军攻打已经投降了汉的齐国，抢夺地盘，害得郦食其被齐王烹死。前二○三年，韩信占了齐地之后，立即要挟刘邦，“乃欲自立为王”（史记·淮阴侯列传》，以下引此文不另注）。当时汉楚战争正进入激烈战斗的第四个年头，刘邦在荥阳前线与项羽抗拒，正面吃紧，斗争非常艰苦。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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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在此时此刻据地称王，另立山头，可见其居心叵测。
    韩信搞山头，走邪路，一些反动保守分子就象苍蝇叮蛆一样地对他进行峻使和拉拢，要他再走远一步，搞独立王国。项羽在这时就派了说客武涉去劝说韩信。武涉见了韩信，胡诌项羽的“分土而王”是“以休士卒”的和平事业，诬蔑刘邦的统一事业是“侵人之分，夺人之地”，目的在要韩信“反汉与楚连和”，而“三分天下”。至于反动儒生蒯通，更是一再在韩信面前弄唇鼓舌，攻击刘邦率领的汉军“智勇俱困”，“粮食竭于内库，百姓罢（疲)极怨望，容容无所倚。”同时，吹捧韩信“略不世出”，“名高天下”，把这个大军阀吹得昏昏然飘到九霄云上去了。最后，他煽动韩信与刘邦决裂，亮出分裂的旗子，“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做个“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之地的草头王。
    韩信这时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一面表示对刘邦的忠心“虽死不易”，假惺惺地说什么“夫人深亲信我，我信（叛）之不祥”，决不“乡（向）利倍（背）义”，另一面却又心怀鬼胎，占山为王，与刘邦同床异梦。他这时之所以没有断然“反汉”，只是因为汉楚之争胜负未分，自己脚跟还没有站牢，不宜过早与刘邦决裂；又拥兵自重，“自以为功多”，刘邦奈何他不得，可以保有他的独立王国。
    野心家之于权势，历来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韩信随着自己实力的扩展，权势欲越来越盛，日益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当刘邦在汉楚正面战场打败了项羽后，于公元前二○二年十月乘胜追击，并要求韩信前来会师，以便全歼楚军。在这个关键时刻，韩信与另一个野心家彭越竟然不听调动，坐山观虎斗，致使汉军一度失利，延缓了汉楚战争的进程。他们利欲熏心，野心滋长，一个想要“楚地”，一个想要“称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迫使刘邦许诺其要求，才会师击楚。刘邦要消灭项羽和楚军，韩信则要保存反动势力；刘邦要统
    一指挥，韩信则不听指挥，这是刘邦的“以法治军”与韩信搞“以礼治军”这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当时刘邦以大局为重，容忍了韩信和彭越的无理要求，使汉楚之争以汉胜楚败而告终。但从全面来看，这一胜利的取得是由于刘邦坚决执行了法家的统一路线，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决非是由于靠赖了野心家韩信。
    有些儒家之徒，拚命吹嘘韩信“灵武冠世”（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文选》卷七），说什么“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资治通鉴·汉高帝十一年)。似乎汉胜楚败和汉初统一，是由于韩信这个大英雄所决定的。这完全是把历史搞颠倒了。汉初统一局面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反对项羽复辟的革命斗争的进步作用，是由于刘邦推行了统一、前进的法家路线。如果把这笔功劳完全归之于韩信，实际上是在歌颂和肯定儒家的分裂倒退路线，这是道道地地的唯心史观。
    (二)
    汉楚战争刚一结束，刘邦于还军途中，驰入韩信的兵营，“夺其军”，“而持征伐之权于
    一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刘邦乘汉楚战争已结束的时机，夺了韩信的军权，这是在军事领导权问题：上所作的重要决策，是加强封建制中央集权、发展统一事业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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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从而为汉初扫平闹分裂割据的诸侯王叛乱准备了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一措施，就没有汉初封建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韩信虽被夺了军权，但贼心不死。他做了楚王，占有广大的土地，还有一定的兵力，在汉初诸侯王中势力“最强”，所以“最先反”（贾谊：《新书》卷一，《藩强>）。他到了楚地，“陈兵出入”，耀武扬威，并且藏垢纳污，私自收留和保护反动分子锺离昧。锺离昧在汉楚战争中为项羽的复辟事业效劳，是汉军的重要战犯。刘邦对锺离昧恨之入骨，命令韩信把他逮捕起来。韩信则不闻不问，不理不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汉朝诸将义愤填膺，都劝刘邦赶快下手。公元前二○一年初，刘邦用了陈平“伪游云梦”之计，在樊哙等将领拥护下，大军迅速开到楚的西界一个名叫陈的地方。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威势下，锺离昧被迫自杀，韩信无可奈何地做了刘邦的俘虏。刘邦把韩信带回到洛阳，赦了他的罪过，只是贬其爵为淮阴侯。然而韩信这个反动分子却毫无悔过之意，“日夜怨望”。他狂妄地在刘邦面前声称：“你不过能将兵十万”，“我多多益善耳”，骄横跋扈之气露于言表。刘邦笑着问他：“多多益善，为什么被我所擒？”韩信只得尴尬地说：“你虽不能将兵，但善于将将。此乃我之所以被你所擒。”他接着还补充了一句：“况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他当着刘邦的面，言不由衷地称赞一番，甚至用“天命论”来作欺骗性的“歌颂”。实际上，他面带三分笑，背后在磨刀，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韩信在其被贬爵降级的第二年（前二○○年），便和另一个野心家陈稀勾结起来，私语密谋，策划叛变。陈豨自恃官爵高（阳夏侯、赵相国），兵权重（掌握边兵），结党营私，横行不法。一切反动分子搞复辟活动，都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相勾结，陈稀和韩信都不例外。陈稀效法战国时代的旧贵族分子信陵君等，广泛收罗社会渣滓，“宾客随之者千余乘”，搞了很多“不法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同时，他还与背叛汉朝投降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韩王信及其将王黄、曼丘臣等勾结，“通使”往来，不服从汉朝召命。他的反动活动日益暴露之后，公然于公元前一九七年九月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控制了邯郸以北广大地区。刘邦在这紧急形势下，让吕后、萧何留守京都长安，亲自率兵前往镇压。韩信听说陈豨已反，以为复辟时机已到，一方面装病不随从刘邦出征，派人暗通陈豨，订立反动同盟，一方面和其家臣谋划，准备在夜间假传诏书“赦诸官徒奴”，组织反动武装袭击以吕后为首的留守处，来个里应外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当韩信打着反动的如意算盘时，吕后和萧何定计，将韩信逮捕处死。
    韩信之死，罪有应得。但他至死不悟，还危言耸听，欺世惑众。他在被吕后捉住要杀头时，说什么“吾悔不用蒯通（即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好象他蒙受了天大冤枉似的。这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恩格斯曾经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根据韩信的行动，人们只能得出他罪该遭斩的结论。三国时曹丕评论韩信：“多言寡诚，抵令事败。”（曹丕诗：《煌煌京洛行》）这个评语有点中肯。在汉楚战争之后，就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来看，刘邦确实杀了一些人，但他杀的不是忠于国家统一的法家路线的功臣，而是一小撮闹分裂搞叛变的坏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他所镇压的，不就仅仅是韩信、陈稀、彭越等少数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吗？他对当时奉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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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路线，有功于汉封建统一事业的绝大多数文臣武将，如萧何、张良、樊哙、曹参、灌婴、陈平、周勃，等等，不仅未加杀害，而且付以重任。刘邦“任人唯贤”，搞的是一条法家组织路线。
    历来一些儒家之徒，在韩信之死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矢口否认韩信谋反有罪（朱熹的<通鉴纲目》，只字不提韩信谋反遭斩，用所谓《春秋>笔法写“后杀淮阴侯韩信，夷三族”。)，而喋喋不休地散布一些谬论，说什么：“天下已定，（韩）信未尝有纤毫之过”（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
    九，《韩信论>)；刘邦“畏恶其能”，妄生“疑”心（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吕后“包藏祸心”，“文织”罪名（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韩信论>），由此叹惜韩信死得太“冤”（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二)，乃至于“痛不可言”（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四>）。这些都是颠倒历史的胡言乱语，兔死孤悲的绝望哀叹。韩信搞阴谋诡计而丧命，自掘坟墓自葬身，这是历史的结论。林彪玩弄“韬晦”之计，由搞阴谋诡计起家，也是因搞阴谋诡计送了命。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
    韩信搞分裂倒退的罪行，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韩信本来是个流氓，想当大官着了迷。起初，他投身项羽部下当了个郎中。他嫌官做得小，一气之下跑到汉军那里投靠刘邦。刘邦命他做治粟都尉。他没有当上大将，还是不满意，偷偷地开了小差。萧何好一阵子追赶，才把他找了回去。刘邦正淮备发动反楚战争，拜韩信为大将，并向他问策。韩信在对策中，说项羽不能分封有功者，是“实失天下心”的一个大错误。他劝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就是说，只要分封有功者，就可以取得天下。项羽失败的历史证明，其败亡原因不在于没有分封有功者，恰恰在于搞了倒行逆施的分封制。韩信“数项羽之失”，并不符合事实。他说此话，是别有用心地向刘邦表白：我将来有了功，你就得封我为王。自此以后，他打下赵地，先捧张耳为赵王；抢了齐地，就自立为王；做了楚王，就搞独立王国；犒分裂割据破了产，就阴谋发动政变，还想称王称霸，直到彻底垮台为止。
    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向着封建统一的方向前进。儒法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围绕着维护与恢复奴隶制的分封制，还是建立和发展封建制的郡县制，即分裂倒退与统一集中的问题展开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外有六国旧贵族的反秦战争，亡命徒荆轲还搞暗杀活动，妄图维持分裂割据局面，反对统一；内有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吕不韦、王绾、淳于越等，都顽固地主张恢复分封制，要复古倒退。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秦始皇和李斯等人，与反动保守势力作坚决斗争，坚持统一，“吞并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甚至采取焚书坑儒那样的革命暴力措施以镇压反对派，就是为了坚持推行郡县制，要革新前进。秦朝末期，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篡夺了秦政权，曾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奴隶制复辟派、儒家之徒张耳、陈余、孔鲋等，妄图乘农民革命之机搞复辟，闹分裂割据。农民革命领袖陈胜则坚决与他们斗争，不搞分封，而建立革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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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汉楚之争，项羽搞分封，刘邦要统一，就是春秋战国以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尤其是从秦始皇登位到项羽称楚霸王，由汉楚相争到汉初统一，这三、五十年之际，风云变幻，政令迭嬗，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在统一与分裂问题上。尽管历史的发展有曲折，洪流的奔腾有旋涡，但是统一的趋势不可抗阻，正如滚滚激浪不可拦挡一样。韩信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想封王称霸，搞分裂割据，是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推行儒家分裂倒退的反动路线，妄图拉历史车轮倒转。历史前进既是“势之所趋”，韩信惨败也就成了历史必然。王夫之将韩信对刘邦的建议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评断：“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这话的意思就是：韩信徒然做了刘邦的大将，而不识天下大势之所趋，且断送了自家性命，都在这上头。这是比较正确的看法。
    韩信藏纳钟离昧，与陈豨“挈手私语”，与反动分子相处何等亲切；而厌恶周勃，轻视灌婴，仇恨樊哙，对忠于法家路线的人又是多么敌对。有一次，韩信到樊哙家，樊哙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他出门时却冷笑着说：“生乃与哙等为伍！”(“我活着岂能和樊哙等人在一起！”)樊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以屠狗为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他跟随刘邦起义，冲锋陷阵，英勇作战，是刘邦的老战友，农民军中的好将领。农民起义军打进关中之后，刘邦想留居秦宫，樊哙劝谏他“急还灞上”。项羽设下“鸿门宴”，企图谋害刘邦。樊哙挺身而出，责备项羽，保护刘邦安全出险。汉楚战争初，刘邦彭城之役失败，很多动摇分子叛汉向楚，楚骑兵又来袭击，樊哙英勇地率领汉军新组成的骑兵，击败楚骑于荥阳东，“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史记·项羽本纪》）。他一直听从刘邦指挥，在对楚作战中立下很多汗马功劳。汉楚战争结束之后，他又积极支持刘邦，相继投入镇压阴谋叛乱的臧茶、韩信、韩王信、陈稀、卢绾等诸侯王的战斗中，为汉朝的统一事业立了新功。他还劝刘邦以赵高篡权暗杀二世之事为戒（参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可见樊哙是个对当时的封建统一事业频有贡献的将军。周勃、灌婴等将领，也是作战有功，坚决拥护刘邦执行法家路线的。韩信不愿意与樊哙、周勃、灌婴等人“并列”、“为伍”，而偏要与钟离昧、陈豨之流同流合污，恰好说明这个儒家路线的头子是个坚决与法家为敌的顽固分子。他那条错误的组织路线是完全从属于其错误的政治路线的。
    历史事实证明，韩信信任儒家之徒，“以礼治军”，是为了分裂倒退。林彪崇奉孔孟之道，“以礼治军”，是为了篡权复辟。他们虽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都是以反动的儒家思想作指导，要阴谋诡计，搞反动的军事路线，为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安图达到复辟倒退的罪恶目的。这些反面的事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我们国家的军队，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帅，狠批历史上儒家的反动军事路线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
    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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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西汉前期复辟的主要危险
    郭
    志
    西汉，是我国新头地主阶级在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基础上，巩固和发展政权的重要时期。此刻，奴隶主阶级复辟与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仍异常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仍是循分封还是行郡县。
    汉之前身，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政权一秦朝，是在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诞生和成长的。秦始皇彻底推行了法家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严厉地镇压了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然而，年轻的地主阶级政权毕竟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从中央政权内部颠覆地主阶级专政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以致秦始皇一死，赵高篡权，最终导致二世而亡。但是，要倒退，要分裂，人民是决不答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粉碎了赵高之流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企图，为新兴地主阶级西汉王朝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西汉地主阶级总结了秦朝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极为严厉的革命措施：强行迁徙奴隶主阶级于关中，从而削弱在其世袭领地上的经济、政治实力；为奴隶主商人另立户籍即所谓“市籍”，规定凡属“市籍”者，加倍赋税，不准穿丝衣服，不准佩戴武器自卫，不淮乘车骑马，不准私有土地，尤其不准在各级做官；盐、铁、酒以及俦钱业概由国家垄断，从而把奴隶主阶级残余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特权领域里排挤出去；并采用无情的法律手段，如没收财产、流放、坐班房以至杀头等，来保障这些革命措施的推行。正因为如此，西汉时，奴隶主阶级残余在经济、政治等诸方面都遭到比秦朝更为沉重的打击。它们更多地采取在地主阶级内部寻求政治上的代理人，更多地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的新生复辟势力身上了。
    此时，集中代表奴隶主阶级反革命复辟利益的，就是各分封割据的诸侯王。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先后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反动倒退行为，其实，“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①，对此必须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在以项羽为首的奴隶主阶级残余嚣张一时的情形下，大将韩信、英布、彭越等自恃有功，以“请”封割地为王来要挟刘邦，刘邦对此只能作一些在局部看来是不可行而在全局看来则是可行的“让步”一分封诸侯王。其实，刘邦对他们从来是怀有戒心的。在战争中，当其力量过分强大时，刘邦“辄使人收其精兵”②，即将其精锐部队调走，削弱其力量，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②《史记·准阴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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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致使之膨胀到足以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一旦对项战争结束，就袭夺了齐王韩信的军队，并调离其苦心经营的根据地一齐。这无疑对韩信的反叛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刘邦建立汉朝后，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曾为刘邦统一中国建立过“功勋”，因而有着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而在这时则反对沿着进步、统一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各诸侯王身上了。刘邦对此问题的处理是极为谨慎的。如对韩信，罢了齐王后，还是封他个楚王当。在他于楚地继续阴谋策划武装叛乱时，刘邦将他逮捕后即又释放，以礼相待，并还封给淮阴侯的爵位。后来，韩信又勾结代王陈豨，企图里应外合谋反，终于走上了自绝于汉中央政府的道路。那些异姓诸侯王一再地引兵发难，胁迫中央，目的不过是“欲为帝耳”①。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采取了以嫡系同姓王取而代之的办法。这个步骤，在中央实力还无法有效地通达全国各地的汉初，有被迫采用的一面。鉴于各异姓王叛乱的教训，刘邦将诸侯国一些重大的权力如宰相、太傅的任命，法令的制定，军队的调动等，统统收归中央。加之当时各同姓王多是孩童，因此，各分封国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均操在中央派去的官吏手里。这个步骡在消灭异姓王过程中，固然收到一定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效果，给汉朝政权战后恢复以喘息之机。但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②的本意，也不是没有想通过自己的血统亲缘关系来巩固他所开创的以“刘”姓为代表的汉朝政权的意思。这个事实，既表明旧的传统力量对新兴地主阶级不是没有影响，表明汉初统治集团在总结秦二世而亡之历史经验时的某些局限性，但也表明了革命毕竟是要经过迂回和曲折，经过比较和试验才能前进的。在刘邦死后，恰恰就是他曾用来反对异姓王之分裂和巩固中央政权的同姓分封国，恰恰就是他寄予巩固刘家朝廷之希望的儿、孙等诸侯王，成了颠覆其所开创的汉朝中央集权制政权的主要危险，成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统一、进步路线的主要敌人。这些号称“刘氏骨肉”③的同姓王，仅就所谓“血统”来说，可算是最纯粹的新兴地主阶级新一代吧。可正是他们，“即山俦钱、煮海水为盐”，“乱天下币”，“擅山海利”④，严重地破坏年青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正是他们，“擅为法令，不用汉法”，“不听天子诏”，“拟于天子”⑤，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正是他们，“诱天下亡命罪人”⑥“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⑦，并“以故无赋”，甚至“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⑧，即大量收罗奴隶主残渣余孽，将其隐居起来，不但不按刘邦州倍收税的法令限制他们，反而放手让其发展奴隶制经济，甚而至于不准中央的官吏来捉拿他们；正是他们，一反汉高祖以来中央一直奉行的“为天下安用腐儒”⑨的政策，大肆重用“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者）”①等儒家之徒；正是他们，“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①，“修兵革”②，甚至“作皇帝玺”、将相吏印，“时欲叛逆”，并“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蓄谋已久，野心倍增，甚至不惜勾结外敌，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谋。总之，他们推行的，是一条
    ①⑨《史记·英布列传》
    ②《汉书·诸侯王表》
    ③④⑥⑧②《史记·吴王濞传》
    ⑤⑦①⑩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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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地道道与高、惠（吕）、文、景、武帝相反的倒退、分裂、复辟路线。而这条路线，正集中代表了当时在政治上已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残余的利益。这种情形充分说明，新的复辟势力当时正在从新兴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出来。那些从自己队伍内部产生出来的右派复辟势力，即各分封国内走复辟道路的当权派一诸侯王，是比社会上的奴隶主残渣余孽更为危险的敌人。当时，有远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都清楚地看到这点。贾谊就数次奏章文帝：“诸侯或连数郡”，“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强烈要求“削之”①，晁错更进一步向景帝论证道：“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②；桑弘羊则尖锐指出，各诸侯王同奴隶主残余狼狈为奸，“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③，等等。
    那帮右派复辟势力，对坚决贯彻执行刘邦新兴地主阶级法家路线的中央朝廷官员恨入骨髓。他们牵强附会一些自然现象，如什么“彗星出，蝗虫数起”，“且以诛错”④，什么“烹弘羊，天乃雨”⑤，欲把这些革新势力斩尽杀绝而后快。这里亟需指出的，就是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都是打出“高皇帝”、“安刘氏社稷”⑥之旗号，在“清君侧”的幌子下反咬革新势力一口，说他们是“变更高皇帝法令”⑦。
    究竟是谁反汉高祖？是谁反汉高祖之路线？是要沿着刘邦制定的法家路线不断前进的地主阶级草新势力，还是抵制这条路线力图使地主阶级的革新、统一事业停顿、甚至倒退回去的复辟势力？结论显然是后者。法家路线的本质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⑧。在地主阶级专政刚建立而尚未巩固的时候，只有沿着法家路线不断前进才能真正捍卫这条路线的成果。在当时的实际斗争中，打出“保守”“卫道”的旗子往往可以获得较之直接亮出“反动”、“复辟”的旗子所不能得到的效果。晁错、桑弘羊等地主阶级左派人士，在复辟势力用“卫道”“保守”等借口的攻击下被杀，就足见其效用之“灵”。其实，右派要“清算”的，那里仅是“君侧”的晁、桑本身，而只不过是通过否定他们来否定刘邦的统一、进步之法家路线罢了。晁错死后，景帝派使者去见吴王刘濞，谓晁错已死，你们该退兵了吧！而“吴王笑应曰：‘我已为东帝’”⑨，照样继续叛乱，就足以证明这点。
    为什么这帮新兴地主阶级出身的同姓王，成了他们父辈一生为之奋斗的进步、统一事业的主要敌人，成了其父辈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呢？这可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历史上任何一个旧制度的灭亡，都不可能象一个人死后那样装进棺材拾出去就完事，它的尸体必然要在新制度里发霉、烂掉，并以其带毒的臭气腐蚀着新制度健康成长着的肌体，腐蚀着新的革命阶级。西汉前期，奴隶主阶级残余的存在，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是产生新的复辟势力的内部原因；在今天中国国境内的匈奴、闽越等奴隶主的侵略威胁，则是其外部的原因。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外因。各同姓王由地主阶级
    ①《史记·屈贾列传》
    ②④⑥⑦⑨《史记·吴王濞传》
    ③《盐铁论·禁耕》
    ⑤<汉书·食货志》
    ⑧韩非《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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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转化为奴隶主阶级之政治代表的决定性原因即内因，则是其分封国本身，是其诸侯王庞大的政治特权。刘邦当时封同姓王，固然有出于被迫的一面，但是这个措施本身，则毕竟体现着存在于新社会中的旧制度残余。当然，任何新社会都是从旧社会里脱胎出来的，因而在刚诞生的新社会里，有其旧社会的痕迹是不奇怪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旧社会残余存在之必要性，则同新社会前进着的步伐成反比：新社会每前进一步，旧制度残余存在的必要性也就丧失一分。西汉时，各同姓王都是“独立王国”，他们必然要竭力维护并扩张其既得的独立王国的特权利益。他们的这种社会地位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必然是保守的、卫道的。而这种立场，又决定他们必然同仍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中央政权要进步、要统一的正确路线相抵触。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西汉统治阶级内部，不是推行革命、进步、统一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就必然要推行反动、倒退、分裂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路线。正是在这条反动的儒家路线下，各同姓王要保守、扩张其既得特权的利益，同奴隶主阶级残余要复辟其奴隶制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致使各同姓王完全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那个新兴地主阶级，而成为奴隶主阶级残余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如果他们真正篡夺了全国政权，就必然要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国家的大分裂，社会的大反动；就必然要出现由这帮新的奴隶主阶级导演的旧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历史丑剧。我国西汉时期各同姓王由新兴地主阶级新一代转化为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它也必然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变动。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血统概念，甚至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则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一点，在历史上各个大变革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作为地主阶级革命家的汉初法家人士，则是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
    西汉前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各诸侯王尤其是各同姓王倒退、分裂、复辟的伟大斗争中，走过了一条极为艰巨、曲折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各诸侯王尤其是各同姓王成了新生复辟势力，成了新兴地主阶级推行革命、统一、进步法家路线的主要危险，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而且因为新兴地主阶级对此问题也有个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的认识过程。
    汉高祖时，新兴地主阶级对各分封国的威胁之认识，还处于一个较低级的阶段。刘邦认为“天下同姓为一家”①，以同姓王来反对闹分裂的异姓王，就标志着这一点。当时，中央虽将诸侯国三大权力收回，但随着各诸侯王之长大成人，权力实际上又逐渐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仅有权任命全侯国大大小小的官吏，自行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甚至还赶走中央官吏，“废先帝之法，不听天子诏”②。因此，刘邦早年定的那几条限制，也随之名存实亡。文帝时，各分封国经济、政治实力恶性膨张。正如贾谊尖锐比喻的那样，如一个人得了黄肿病，腿肿如腰，指胀如腿，严重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贾谊建议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③的办法，即将各侯国划为若干小邑封给侯王之子孙，以削弱各侯王的势力。但没有实行，各侯王的政治特权仍基本未动。到景帝时，经过如吴王刘濞自称的“节衣食之用、积
    ①《史记·吴王濞传》
    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③《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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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①的蓄谋准备，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这场叛乱，暴露出过去所采取的如同姓王代替异姓王，收归三大权力，众建诸侯等措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没有彻底地剥夺作为叛乱之根的各侯王的庞大政治特权，而正是这庞大的政治特权是他们推行儒家反动路线的物质保障。只要这种特权继续存在一天，对中央正确路线的威胁也就增加一分。于是，景帝在无情地镇压七国之乱的基础上，重新改定王国制度，将诸侯国官吏的任免权统统收归中央，行政大权概由中央派去并只对中央负责的官吏独揽。侯王一律实行分土不治国，无权过问任何政事。这样，各侯王的权力遭到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到武帝时，经济问题又上升为主要矛盾。过去从秦始皇以来，新兴地主阶级较偏重于对奴隶主贵族的打击，而对奴隶主商人，则重在政治上限制，故他们的经济实力大都得以保持。尤其是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②，以诸侯国为防空洞，以各侯王为政治代表，彼此狼狈为奸，垄断治俦、煮盐等业，控制整个社会经济命脉，囤积居奇，要挟中央，为所欲为，已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武帝在粉碎淮南、衡山之谋后，即实行盐、铁（后还有酒)、俦钱官营政策。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斗争，如仅饯法就变了九次，到第九次中央才取得胜利。在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武帝进一步采取削弱诸侯国实力的“推恩法”，并还暗中设刺史官监视诸侯王，一旦发现犯罪，即告中央，严加惩处。从此，诸侯国也就实际上和郡县无异了。
    一百多年来，经过持久、反复的斗争，经过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之一系列变革，诸侯王的权力一步一步被削弱，国家的统一显著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大地巩固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从西汉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四百多年以来，以少正卯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同以孔老二为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长期阶级斗争在地主阶级巩固政权之新形势下的继续，是法家同儒家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地主阶级内部以同姓王为首的新生复辟势力所代表的，实际上并不是地主阶级自身的利益，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同新兴地主阶级、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他们实际上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代理人，是比社会上公开的奴隶主阶级残渣余孽更为危险的敌人！
    当然，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在本质上不过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同今天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为天下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可比拟的。但是，了解到在我国古代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经历了那么多次反复、曲折、失败、复辟，才最后获得了胜利，这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的理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会有所裨益的。
    (本文作者是四川省达县地区工农罐头厂青年工人)
    ①《史记·吴王濞传》
    ②《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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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上钢五五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热处理工段
    当前，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一下先秦时期奴隶们的起义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也只有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才是战胜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过程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儒法斗争，正是在奴隶们起义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
    先秦时期的法家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它最初是作为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处于没落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是，反动腐朽的奴隶制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摧毁腐朽的奴隶制的阶级搏斗中，真正给予奴隶制以毁灭性打击的，是奴隶们的反抗斗争。自从商朝的奴隶们在牧野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烽火，以后的起义和暴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从公元前五五○年到公元前四七○年的短短八十年中，就相继爆发了八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从怠工到集体逃亡，从小规模的暴动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仅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形式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柳下跖率领的“从卒九干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给予奴隶主统治以沉重打击，使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在奴隶起义斗争的震撼下，一个个奴隶制国家土崩瓦解，一顶顶奴隶主贵族的王冠跌落下来，一块块井田遭到破坏。正是这种大小儿十次的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就是凭借着奴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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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的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新兴地主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在这场革命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始终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也还是因为它所从事的地主阶级革命事业在客观上得到了奴隶们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新兴地主阶级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奴隶们的斗争。商鞅曾经明确提出过：“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这个“制民”，也包含有按照地主阶级的路线政策组织人民的意思。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主要就采用了“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进入秦国，又“令故秦民事兵”，使之成为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齐国的陈成子在向奴隶主贵族手中夺权的时候，为了“得齐民心”，争取奴隶和城市平民的支持，一方面用大斗出，小斗进，规定市上木料、鱼、盐的价格等办法，来获取城市平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用私田招徕了大量逃亡的奴隶，使这两股力量皆“归于陈氏”，陈成子才得以从齐国国君手中夺得政权。这说明，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是新兴阶级和没落阶级在阶级力量上进行激烈较量的过程。新兴地主阶级所以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超过奴隶主贵族，主要是靠了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支持。
    封建制战胜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历了好几百年。地主阶级在完成防止奴隶主复辟事业中，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最终完成彻底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历史任务的决定力量，还是奴隶起义和农民革命。赵高政变这一复辟事件就充分证明了，地主阶级如果离开了农民和奴隶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独立地完成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事业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做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同时，法家毕竞是剥削阶级的革命家，在他刚刚取得政权以后，便抛弃了曾经支持它夺取政权的人民群众，再也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总感到势孤力薄，当奴隶主复辟势力气焰嚣张的时候，他那种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就暴露出来了。赵高政变，对于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就意味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则同样面临着重新沦为奴隶的危险。这就决定了广大劳动人民是反复辟的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力量。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的话，那么秦末农民起义和奴隶起义则是粉碎奴隶制复辟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它对于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这一场大革命中，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会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奴隶主贵族？这是因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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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主阶级以外的其他各个阶级都站到了奴隶制的对立面，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所以在共同要求推翻奴隶制这一点上，使他们结成了联盟。但由于各自的阶级利益不同，参加革命的出发点不一样，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法家的进步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法家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进步作用，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还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这个阶级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提出本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阶级。但法家的这点进步作用，如果离开了广大奴隶们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实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法家的政治路线是怎样产生的？归根到底，还是当时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反映。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虑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先秦法家能够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已经为之创造了物质条件。比如，法家提出“废井田”，是因为奴隶们的逃亡、起义、暴动早已同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了一场“废井田”和“复井田”的斗争；法家提出“法后王”，是因为奴隶们早已把奴隶主“先王”的统治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也已经有了奴隶领袖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法先王”的反动说教的革命事迹；法家提出“反天命”，是因为奴隶们早已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宣告了“天命论”的破产，如此等等。这一切说明，不仅法家路线的是否能够实行，取决于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且法家思想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影响。当然，当时的社会实践反映到法家的头脑中，便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成了地主阶级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基础。
    从法家思想政治路线产生和实现的过程来看，法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离不开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斗争实践的。当然，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但这决不能代替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归根到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不是几个法家代表人物左右局势的历史，而是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决定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在研究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在肯定奴隶们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提下，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这是对林彪鼓吹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的深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作出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论说明，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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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历史作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各地报刊、杂志都陆续刊登了有关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研究文章。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讨论到王安石的阶级属性，及其新法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等问题。为了便于大家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我们把不同观点整理综述如下。
    一、关于王安石的阶级属性问题
    王安石代表着哪个阶级？反映了哪个阶层的利益？目前各种报刊上的评论文章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王安石是“从巩固地主阶级长远统治出发”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刊登的《法家人物简介（一）》中提出：“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财政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出发，主张采取一些革新措施，这些人当时被称为‘新党’，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此文同时强调指出：王安石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而斗争，而变法”的。靳志柏在《王安石新学同儒家理学的斗争》一文中认为，正因为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才去“反对官僚大地主酷虐的土地兼并和无限度的政治特权及超经济剥削”，“在地主阶级内部调整对地租剥削的比例”，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天津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
    另一种意见认为，王安石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在《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一文中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宋神宗支持下，主张变法图强，抗战自卫。以司马光为首，以曹太后（仁宗后）、高太后（英宗后）为后台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反对变革，顽固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两条路线针锋相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文章又指出：“王安石认为不政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既不能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也不能解除辽和西夏统洽者对北宋的威胁。为此，他提出了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措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安石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这些文章认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分成了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土地兼并，积极主张变法图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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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变革，反对王安石变法。”（王铁铭<尊儒反法的顽固派是社会变革的顽敌》，《甘肃日报》一九七
    四年六月六日)朱彤、石磊同志在《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也指出：王安石生活的时代“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危机随着日益加重，不但广大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就是中小地主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就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与大官僚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光明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王安石正是保护和反映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
    还有一些文章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要使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们免得越来越厉害地遭受豪强兼并之家的蚕食而致倾家荡产”。（邓广铭<王安石一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光明日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有的则说王安石变法是为了“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改善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的经济状况”。（赵建强<王安石变法》，《革命接班人》一九七四年第六期)此外，在分析王安石的阶级属性时，还有的认为他是“庶族地主阶层”的“代表”(梁觉《读王安石的<上时政疏>》，《破与立》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有的认为他的变法，“适应了当时封建经济关系的要求，反映了无特权的地主阶级下层的愿望。”（张立文、方立天《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北京师大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等等。
    二、关于王安石的新法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
    这是研究和评价王安石历史作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力图减轻劳动人民疾苦”。如古华在《司马光反变法的罪恶活动剖析》一文中说：“他（王安石）病中闻司马光罢新法，连关系劳动人民利益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了时，不禁愕然日：‘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此后不到一月王安石就病故了。”因此作者认为：“这可见王安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坚持和司马光作斗争，也反映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力图减轻劳动人民疾苦的可贵抱负。”(《湖北日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还有一些文章认为：王安石新法中的“均输法是为了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限制富商大贾控制市场以牟取暴利，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和运输劳累。而青苗法则是由政府以比豪绅富贾较低的利息，借贷给贫民，使农民在饥荒时能从事生产和兴修水利，在一定程度上制止高利贷的猖獗。”（周义敢《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飞内蒙古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法对“社会生产是起着积极作用的”，但“还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对农民专政的一面”。杨江在《从林彪和朱熹的咒骂看王安石变法》一文中，分析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后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的情况下，这场矛头对着大地主阶级的反投降、反兼并、反特权的斗争，对于民族生存和社会生产是起着积极作用的。”文章接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还有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加强对农民专政的一面。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明确地提出，如不变法，恐怕就会出现‘汉之张角三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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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方同日而起’，‘唐之黄巢横行天下’的危险局面”。（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七期）史尚辉在《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文中，也在肯定了王安石变法“由于打击了大地主兼并势力，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又指出：“新法的全部措施，都是为了达到抑制豪强，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目的”。“双方斗争的焦点是究竟谁占得多些，而决不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文章最后进一步指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即害怕农民起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文汇报》一九
    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新法“打击了大地主阶级”，“客观上（有的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民也是有利的”。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分析说：王安石“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的改革也决不可能真正是为劳动人民着想的”，但新法“打击了大地主阶级，客观上对劳动人民也是有利的”。（北师大历史系学员<答司马谏议书>注释》，《北京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
    七日)薛明的文章以新法在当时起到的“作用”来说明，“客观上对人民有了一点好处，对推动当时社会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接着指出：“但它的实质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因而是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一场革新与复辟的斗争》，《陕西日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还有一些文章认为，王安石新法“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罗思鼎的文章在分析了变法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后指出：“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文章同时认为：“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红旗》杂志一
    九七四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历史系学员赵建强的文章说：“需要指出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所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文章强调指出：“即使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双方对于农民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也就无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变法的结果当然只能归于失败。”(《革命接班人》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延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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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雪礼家
    刘邦的“五湖四海”
    薛良文
    刘邦战胜项羽后，在洛阳南宫大开筵宴，招待功臣将领，开了个庆功大会。酒行数巡，刘邦忽然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失天下？”谋臣将领们听了，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刘邦觉得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就只好自已说：“据我想来，胜负得失，须从用人上找原因。试想：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代的豪杰。但是，我能委心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得天下的道理。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不能用，这就难怪要为我所灭了。”群臣听了，即下座拜伏，称言极是。结果，这个庆功会开成了个经验总结会。
    其实，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刘邦自己也并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关键在于路线比较正确。但刘邦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对的，因为它是符合和从属于正确路线的。
    刘邦这里说的“用人”，实际上就是指做团结人的工作。革命队伍的人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或事业的成功，就一定要有“五湖四海”的作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刘邦和项羽作一比较。刘邦是搞“五湖四海”的。刘邦自己原是个亭长。他手下主要的谋臣将领中，萧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陈平出身寒门，樊哙是屠狗的，灌婴是个小商贩，周勃以编席为生、兼办丧享当吹鼓手，娄敬靠拉车度日，各行各业，样样都有；刘邦自己是沛县人，但他用人并不以同乡为限，他们有的祖籍高阳，有的出生武阳，有的世居淮阴，东南西北，各处都有；刘邦参加起义后，有的自幼相识，有的中途相遇，有的沾故带亲，有的来自敌垒，疏亲远近，各种关系的人都有。但就是这些人，刘邦都能不计身份，不分远近，不别亲疏，紧紧地把他们团结在周围，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骨干队伍，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冬自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才能。而项羽恰恰相反，在政治上搞复辟倒退，在用人上也完全是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项羽集团的核心成员基本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项氏宗族，什么项伯、项庄、项声、项伦等；另外就是六国旧贵族的遗老遗少，如范增、司马欣、司马龙且等，都属此类。除此之外，就很难得到重用。象韩信、陈平等这些出身贫贱的人，原先都在项羽手下，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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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纷纷投奔刘部。原因就是陈平对刘邦说的：“项玉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这是对项羽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其实，搞山头主义的人，在他那个“山头”内部也一定不团结。项羽手下的人，就一个个都是尔虞我诈，离心离德。项伯在鸿门宴前向刘邦通风报信，私下联烟；范增也经常和项羽反目，最后中了陈平的离间计，遭到怀疑，“大怒而去”。正因为这样，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常常是单枪匹马，顾东顾不了西，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直至被刘邦围困垓下，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最后，只落得个孤家寡人、自刎乌江的可耻下场。刘邦和项羽的两相对照，说明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搞团结，不搞分裂，对于革命的成败、斗争的胜负是多么重要啊！当然，搞“五湖四海”，不是搞大杂烩。刘邦团结人也有前提，这就是思想上尊法反儒，政治上坚持前进、坚持统一。这一点，可以从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得到证明。郦食其是高阳人，平时好读书，但家贫落魄，无以为业。刘邦带兵过高阳，郦食其投奔求见。门房进去通报，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象个大儒，穿儒服，带高山帽。”刘邦一听就冒火，说：“我现在正忙着统一天下，哪有什么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在门外一听，不等通报就往里闯，并大声说道：“什么儒生，老子是天下壮士，高阳酒徒！”刘邦一听来的不是儒生是壮士，马上就请他进来。郦食其进去时，刘邦正在洗脚，态度仍是爱理不理。郦食其就说：“你既然要领兵天下，统一全国，就不能这样对我无礼。”刘邦一听这话，马上连脚也不洗了，光着脚板走下来，请郦食其上坐，并且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所以取天下”的道理，听了他许多意见。后来，郦食其还客说齐国，不费刘邦一兵一卒，而得七十二城。对这个故事，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梁甫吟》中有过描写：“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旅蓬。”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刘邦的前倨后恭，前后判若两人，实属事出有因：第一次是听说来的不是儒生是“壮士”；第二次是听到郦食其有志于统一天下。归根到底，刘邦用人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
    在思想和政治路线对头的大原则下，刘邦对自己政治集团里的人都比较注意团结。即使有些人和他一时不和或有什么疙瘩，他也能以大局为重，以实现本阶级的革命目标为重。陈平刚投奔到他手下，刘邦见陈平和自己志同道合，便封为都尉，兼掌护军。当时，帐下诸将，见陈平骤得贵官，都有些不服气，于是在刘邦面前说“陈平初至，心迹未明，知何引以为亲”；说陈平“虽美如冠玉，而未必有真才实学”，而且还故意造陈平的谣，诬蔑陈平和他的嫂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刘邦并没有因此随便怀疑他，而是经过调查研究，对陈平更加信用。后来，陈平在许多关键时刻，为刘邦出过许多好主意。再比如，韩信刚投刘邦帐下，因嫌官小，又跑了，萧何把他追回来后，刘邦并没责怪他，反而量才录用，拜韩信为上将，统帅三军。后来，韩信自恃功高，有割地称王的野心，并于汉四年平定齐国后，派人送信给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反复无常，须有假王才能镇服，自已愿充假王。”当时楚汉正相持不下，刘邦一看这封信就要发火，旁边的张良、陈平立即轻轻珠了一下刘邦的脚趾，对他耳语：“现在形势对汉不利，怎么能禁得住他称王？不如趁势封他为王，否则难免生变。”刘邦心领神会，马上高声对来使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何必做假王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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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封韩信为齐王。在当时，韩信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项羽也正派人拉拢他，刘邦封韩信为王，虽不是出于真意，但目的还是为了把他团结过来，对付主要的敌人项羽。垓下决战，韩信实际上成了刘邦的前线总指挥。可见，刘邦能以大局为重，在当时团结韩信这样的人，对整个革命事业来说是有利的。
    刘邦在革命中能以大局为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还表现在能够正确对待那些反对过自已的入。刘邦手下有一个叫雍齿的人，与刘邦“素所不快”。刘邦起兵时叫他守丰邑，他无故降魏，后又走赵。对这种反对过自己的人，刘邦也还是尽量把他争取团结过来。后来论功行赏，刘邦听了张良的话，置酒南宫，宴会群臣，诏封雍齿为侯。这样，其他一些曾经反对过刘邦的人，也皆喜跃，说：“雍齿且得侯，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真是团结了一个，带动了一批。
    刘邦的“五湖四海”，当然是地主阶级的“五湖四海”，因而必然有他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这反映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当它在完成它的进步事业的时候，总是讲团结的。而当这个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又总是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一不是如此。今天，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新兴向上的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又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苹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已。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只有而且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让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
    要实现！”
    “天亡我”之“谬”
    叶大
    暮靄降临，笳角悲鸣。处于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中的项羽，凄凄惨惨地演完了“霸王别姬”的悲剧，率领残兵败将，深夜溃围而出。翌晨，项羽迷失方向，前遇大泽，后有追兵。他自知末日来临，回首往事，不禁喟然长叹：“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自刎鸟江，了结了罪恶的一生。
    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是把项羽作为“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来赞叹的，但对项羽临死前的这番自白却很不以为然，说：“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天亡我”当然是荒谬的。但是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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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楚汉相争中，项羽之所以会失败，并非是他不善于作战，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刘邦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越战越强，最后取得天下，关健就在于路线比项羽正确。
    从思想路线上看，楚汉相争，实质上是一场以项羽、刘邦为代表的儒法斗争。项羽出身楚国的贵族，祖上“世世为楚将”，是一个十足的孔孟之徒。平时装得“恭敬爱人”，很讲究儒家那套礼节，而实际上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曾经把秦朝已经放下武器的二
    十万士兵，一夜之间坑杀于新安城南。项羽信儒好礼，因此“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那些儒家之徒们都汇集到了他的队伍中。而且他任人唯亲，“非项氏莫得用事”，依靠的都是
    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这就难怪楚怀王初封项羽为膏公，死后还以儒家礼仪进行安葬。和项羽相反，刘邦以“不好儒”著称，平时对儒生的迂腐言行经常笑骂不休，甚至把他们的儒冠拿来当“溺器”。别人在他面前称诗书、信孔孟，他便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正因为如此，那些儒家之徒，“士廉节者不来”，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和谋臣，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和劳动者。一个信儒，一个反儒，项羽、刘邦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路线就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项羽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一条尊儒反法的路线，政治上就必然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陈胜、吴广一洒牲，项羽和他的叔父就迫不及待地立楚国贵族后裔为楚王，成了复辟势力的领头羊。进兵关中后，又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逐屠咸阳，烧其宗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贷财，诸侯共分之”，恣意进行凶残的阶级报复。后来又凭借暂时的军享优势，倒行逆施，“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把秦始皇统一不久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搞得支离破碎。而刘邦则继承了秦始皇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政治路线。刘邦入关后，“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对秦朝地主阶级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因此深得人心。同时，刘邦在和项羽的斗争中，始终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地主阶级专政国家为其目标。郦食其要他搞分封，他听了张良的劝说，骂了郦食其一顿，说：“竖儒，几败而公事！”一个要分裂，一个要统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必然落得两个不同的结果。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统一，要前进，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刘邦顺应历史的潮流，坚持统一，坚持前进，当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开始举亨时兵不多，将不广，粮不足，但后来“诸侯之兵四面而至”，“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并且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后盾，要人有人，要粮有根，这不可不说是由于刘邦的路线和政策得人心的结果。而项羽搞复辟倒退，“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必然遇到人民的反对。虽然项羽开始时有兵四十万，而且“无不以
    一当十”，占五十九郡，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日其强易弱。”事实证明，后来不仅陈平、韩信等谋臣将领都弃楚投汉，就是项羽的亚父范增，也因遭到怀疑，不见信用，而愤然出走，最后彻底孤立了自己。因此，楚汉相争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楚强汉弱，但从本质上看，从路线上看，刘邦为首的政治集团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新生力量，真正强大的是汉，而不是楚。而项羽虽然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但由于代表的是奴隶主阶级的腐朽力量，本质上是一只纸老虎，最后必然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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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军事路线总是同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的。讲军事，讲打仗，无非就是抓路线。从个人来说，项羽并不是一个不会打仗的人，但由于政治路线错了，军事路线也必然是错误的。本来，项羽在屡破奏军之后，理应一鼓作气入关攻咸阳，然而为了维护关东六国旧贵族的利益，在秦军围击赵王时，他竞留连数月，往救巨鹿，为一城一地的得失疲于奔命，结果让刘邦抢先入关，控制了关中地区。后来，当项羽进入函谷关的时候，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别人劝他：“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但他为了分封割据，衣锦还乡，一心“思欲东归”，丢掉了关中秦朝留下的强大的物质基地，放弃了能攻能宁、控制天下的战略地位，建都于彭城。而后来，刘邦正是依靠了关中这个战略根据地，“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宁白马之津”，南征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项羽军事上这一系列的错误，并不是象过去有人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骄傲自大，而恰恰是因为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的必然结果。离开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一个人再能攻善战，骠悍骁勇，也不过是匹夫之勇。最后只能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
    成败不在天，关健在路线。思想政治路线决定了刘邦必胜，项羽必败。而项羽临死却还要大叫“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不过是没落阶级的绝望哀鸣和自我解嘲罢了。
    新书
    《鞍钢宪法放光芒》
    介绍§
    上海市国营工厂企业的新经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初版
    《鞍钢宪法放光芒》，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
    宪法放光芒》一书，集中反映了上海第五钢铁厂、
    向广大工农兵读者，特别是战斗在工业交通、基本
    上海手表厂、上海杨树浦装却站、上海锅炉厂、上
    建设战线上的同志们提供的一本比较好的读物。
    海电珠五厂、上海沪江机械厂等三十多个先进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具有光荣革命传
    厂企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
    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这些新鲜
    指引下，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狠抓革命，猛促
    经验，已经和正在上海工交、基本建设战线开花结
    生产，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这是上海工人阶级在
    果。《鞍钢宪法放光芒》的出版，将在抓革命、促生
    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过程中，自始至
    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中，在深入开展的“工
    终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起到有益的作用。
    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的果实。《按鞍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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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济问题研究
    前进农场宣言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全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荡涤了和荡涤着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污泥浊水，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充分地焕发起来，更加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我们前进农场也是这样。
    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出现，总是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幅灿烂的远景，总是激励着人们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规划自己的光明的未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凯歌声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条战线正在行动起来，一个全面规划、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新高潮开始涌现了。
    “前进农场要前进！”这是前进农场广大工人的钢铁誓言。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进一步改变农场的面貌，在祖国的宝岛，一崇明岛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的前进农场是历史的前进农场的一个发展。总结我们农场的历史经验，对于正确地规划农场的未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农场的历史不长。从一九六三年建场开始，到今年只不过十一年历史。但是，这是多么不乎常的十一年啊！
    一九六0年以前，如今的崇明岛北部还是一大片盐碱荒滩：“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晴天白茫茫，雨天油光光。”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顶住了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逆流，在毛主席的草命路线指引下，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组咸一支三万人的围垦大军，浩浩荡荡来到岛上，开展了一场“同江海争地，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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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滩要粮”的艰苦战斗，建立了现在这样规模的包括我们前进农场在内的八个国营农场。没有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就没有我们的农场。农场建立起来以后，也还要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后代继续战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前进农场在斗争中建立，又在斗争中发展。一九六三年农场正式建立后，环绕着怎样办场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农场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还刮起了一股“国家出钱，雇工种田”的外包风。对场内职工，则实行管、卡、扣、罚。社会主义正气被压抑，资本主义邪气很嚣张。农场产量低，成本高，亏损大，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九年这一段时期内，前进农场的粮食常年亩产始终徘徊在五、六百斤左右，皮棉亩产始终徘徊在七、八十斤左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农场带来了新生命。一九六八年，大批红卫兵小将响应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来到农场，使整个农场的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场革命职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揭开了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全场职工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农场的生产面貌和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农场短短十几年的
    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九七O年以来，粮、棉亩产量以平
    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的速度迅速发展。粮食常年亩产量一九七
    二年超《纲要》，一九七三年超千斤。全场一万三千亩粮田，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六斤；五千二百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一百十七斤，都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养猪一万一千多头，鸡十万多只，林业、渔业、副业也在发展。
    一九七O年以来，我们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兴办了二十七个
    场、队工厂，其中农机修造厂、轴瓦厂、轧花厂、粮油加工厂、油泵修理厂等为农服务的厂近一半。一九七三年，工业总产值七百十九万元。一九七一年到一
    九七三年这三年中，在职工增加四千七百多人的情况下，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五十多万斤。一九七四年，全场将彻底扭转亏损，光荣地向国家提供积累。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中，在农场的锻炼中，一
    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一九七O年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四
    名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千五百多名青年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我们还输送了五千三百多名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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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战线。
    现在，我们站在上海工人阶级修筑的又高又宽的大堤上，北凭浩瀚长江，南望青葱大地：平坦的公路和拖拉机路纵横交错，宽阔的干河和排灌渠道互相连接，五十九条茂密的林带排列成行，二百六十九块平均每块六十亩左右的大田方方正正，二十多个场、队工厂分布在绿色的海洋之中，把农场的大地绣成
    一幅美丽的画图。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农场一万三千工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方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把国营农场逐步建设成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劳武结合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就一定能够使我们前进农场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二
    “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我们回顾农场的历史经验，是为着更好地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深入批林批孔斗争的高潮中，我们农场广大职工经过热烈讨论，激烈争辩，共同
    制定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O年农场发展规划（草案）。这个规划（草案）的基
    本思想是：
    (一)明确认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别重要地位，大力发展农业，巩固国营农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营农场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迅速把粮、棉、油的产量搞上去，始终是农场的重要任务。一九八0年，粮食常年亩产量要增长到一千六百斤到一千七百斤，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左右。按一千七百斤规划，到
    一九八O年，粮田面积将扩大到一万五千亩，加上新围垦二千亩（亩产超《纲
    要》)，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二千七百八十万斤，除去种子二百万斤，饲料一千万斤和现有职工一万三千人的口粮九百一十万斤以外，可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六百七十万斤。一九八0年，皮棉亩产将增长到一百七十斤，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三；油菜籽亩产将增长到三百斤，比一九七三年增长二点三
    七倍。棉、油除一部分用于农场职工自己的消费外，大部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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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粮为纲，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以猪为首的畜牧业。一九八O年，
    全场生猪饲养量将达到三万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一点六倍左右，达到平均每亩一点六头猪；并且积极发展奶牛。此外，林业、渔业，种植药材、瓜果、银耳和杞柳编织等副业生产也要全面发展。
    为了实现农业增产的目标，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
    一步平整土地，完善水利系统，疏浚、拓宽大型河道八条，南引北排，使全场土壤的盐碱成分普遍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基本实现耕耙、排灌、脱粒机械化的基础上，积极研制和推广拔秧机、插秧机、耘耥机、收割机，重点解决“四弯腰”；进一步增加有机肥料，除了多养猪以外，还要多种绿肥，大积青杂肥、草塘泥；进一步提高粮食复种指数，由一九七四年的
    二点一四提高到一九八O年的二点四。
    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搞好科学种田，是实现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我们农场知识青年多，文化水平较高，这对于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种田队伍，是有利的条件。要健全农场的农业科学研究站。科研站要培育优良品种供应全场；要组织经验交流，推广农业新技术，探索粮棉高产规律，逐步掌握三麦单产超六百斤、早稻超千斤、后季稻超《纲要》、棉花超双百斤的栽培、管理技术。科学种田的基本力量在农业连队。连队除了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外，要有计划地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农业技术骨干队伍，建立科研班，种好高产田、试验田、种籽田，带动全连科学种田。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认真向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学习，并同农场周围的人民公社加强联系和协作，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农场要在提供高产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培训农机修造力量等方面，支援人民公社，壮大集体经济。
    (二)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积极办好现有工业企业；根据需要和可能，有步骤地兴办新的工业企业。
    农场办工业，农业工人实行亦工亦农，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这是促进城乡结合、工农结合，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性措施。发展农场工业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充分发挥农场职工的劳动潜力，并为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在发展农场工业的问题上，一定要批判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
    农场办工业，要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为城市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的工业。在体制上，要继续坚持场办和队办并举，调动场、队两级办工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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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八O年，场办工厂除了大力加强现有的农机修造厂，继续办好和扩
    大现有的轴瓦厂、锁厂、工业机械厂、手表装配厂以外，还要兴办一些其他工厂，重点建设一个柴油机厂，逐步地从生产零、配件到生产整机。同时，逐步做到每个农业连队有一、二个小型的队办工广。
    发展场、队工业的资金，基本上依靠现有工业的资金积累来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设备，特别是专用机床，主要依靠农场自行制造。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在保证首先满足农业战线劳动力需要的前提下，由场部统一分配。场、队工厂要逐步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和技术骨千队伍。
    全场各个单位和部门，都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教导办事，继续批判“大少爷办场”的资产阶级作风，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济核算，节省开支，降低成本，特别是要大幅度地降低农业成本，增加积累。力争
    到一九八O年，场办企业历年上缴给国家的积累，将抵偿国家截至一九八O年
    为止的全部投资（估计约二千八百多万元），并略有多余。
    (三)坚决走五·七道路，农场工人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学工、学军、学政治、学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农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了使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为社会主义事业源源输送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人村，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组织全场职工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继续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特别是要积极投入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前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在斗争中培养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成为带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尖兵。要办好农场业余大学和短训班，分期分批使一万
    七千五百人（次）接受教育。到一九八O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职工将从农
    场业余大学毕业。要加强民兵队伍的建设，认真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把党委一班人和机关干部每年在“三夏”、“三抢”、“三秋”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大忙时期参加劳动的制度固定下来。要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工作，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入团。(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
    遵循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高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福利主义。职工的物质生活必须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从对全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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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逐步改善；必须根据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少花钱，多办事。
    在一九七五一一九八0年期间，在文化方面，要根据农场青年多，青年们精力旺、肯学习、爱活动的特点，充分发动青年自己动手，逐步建立连队图书阅览室、乒乓室、电视室、文娱活动室，开辟篮球场、排球场，开展小型、多样、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场部设文化馆、图书馆，建立电影队、文艺宣传队，以学校为基地建立一个包括足球场在内的中心体育场。办好职工子弟小学和中学。医疗工作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到一
    九八O年，要控制若干种常见传染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队伍。在职
    工家属中实行医疗补贴，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改善物质生活。要认真办好职工食堂。从种好蔬菜地、广种“十边地”入手，增加豆类、豆制品和蔬菜的品种和数量，提高伙食标准，降低生活费用。从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出发，合理增设和扩大商业网点，进一步办好缝纫、理发、照相等生活服务项目。
    我们农场制订的一九七五一一九八0年规划，既看到了有利的条件，也估计到了可能遇到的困难，并订出了克服困难的各种具体措施。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前进农场的面貌“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三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多年来，在我们农场中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围绕着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一直在展开激烈的辩论。这种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国营农场已被公认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了。正是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辩论中，国营农场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现在，是我们国营农场工人郑重说明自已的观点、驳斥各种错误观点的时侯了。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国庆社论指出：“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从国营农场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我们农场虽然建立了十几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其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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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总是散布“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千”的谬论，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阴谋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在分析我国国营经济的时候，早就教导我们：“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刘少奇、林彪一伙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的那些人的总代表。其实，那种否定国营农场优越性的谬论，是不值一驳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我们能够在大片茫茫盐碱荒滩上建立如此规模巨大的农场吗？我们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将近
    三万亩面积的土地上建设起林带、条田、道路、河网，并且从一九七O年以来把
    粮食和皮棉的平均亩产量按照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的速度迅速发展吗？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我们能够仅仅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
    三年这三年中，陆续向国家输送占现有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参加各条战线的工作，而农场在大量增加新手的条件下，农业、工业等不但没有减产、反而增产吗？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营农场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过去，农场一度没有办好，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的原因是受了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不灵、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灵。当国营农场受到修正主义路线千扰、领导班子不健全的时侯，就会阻碍国营农场优越性的发挥。当国营农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整顿和健全了领导班子的时侯，就能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使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把国营农场办好。我们有不少国营农场，都是在茫茫荒滩上创办起来的，确实有不少困难。但是，困难再大，没有农场工人的决心大。我们“胸有朝阳何所惧，誓把荒滩变良田”。同困难比起来，我们的有利条件更多：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巨大优越性，有农场工人的红心和双手，有各行各业的支援。充分运用这一切有利条件，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怎样才算办好国营农场？这也是争论很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集中在，是把国营农场办成一个仅仅种植粮、棉、油的经济单位，还是坚持五·
    七指示指出的道路，以农业为基础，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的结合，把农场办成既是一个国营经济单位，更是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我们认为，按照五·七指示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国营农场应当积极创造新鲜经验，起到示范作用。我们前进农场和上海市属各农场共同担负着培养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并为国家各条战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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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人材的光荣任务，如果把办好国营农场的标准，只看作是种好粮棉油，那是不能担负起这一光荣任务的。这几年来，我们农场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林、牧、副、渔各业发展起来了，一些符合国家计划要求的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人材也锻炼出来了。这都证明，按照五·七指示的方向办农场，不但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且将不断培养出社会主义的新人。只有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五·七指示指出的道路办农场，才符合社会主义国营农
    ·场的发展方向。
    依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能办好国营农场吗？这个问题在农场内外，都激烈地辩论过，其实质是：到底怎么看待毛泽东时代青年的主流？
    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我们前进农场，和全市的农场一样，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依靠这样广大的知识青年，国营农场能办得好吗？肯定办不好。一九六八年开始，每年都有大批青年来到我们农场，他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顶住某些错误的社会舆论，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场造林二连是一个由二百八十七名
    青年组成的连队，一九七O年第一次试种棉花，提出“打翻身仗，种争气田，誓
    夺皮棉双百斤，狠狠打击帝修反”的响亮口号。他们说：“农场不翻身，我们吃饭不香，睡觉不好，心里不安。”他们凭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虚心向南汇县的植棉能手请教，扎扎实实地抓紧种、管、收的每一个环节，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终于创造了一百二十四亩大片棉田亩产皮棉二百斤的好成绩，并且连续几年一直保持着上海郊县植棉先进单位的荣誉。我场五·七连队是一个全部由青年组成的新建连队，九名连干部都是知识青年，平均年龄二十四岁。一九六九年，他们带领三百多个比他们更年青的知识青年，来到土壤盐碱成份高达千分之五的生荒地上开荒建连。一九七一年起，他们连续三年在盐碱地上夺得粮棉双超《纲要》、一九七三年夺得粮食亩产超千斤的成绩，成为全场的先进单位。我场的四连也是以青年为主体的连队，是全场的“老先进”，
    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一千四百二十五斤，皮棉亩产一百六十二斤。现在，在场、连两级干部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七十八。我们前进农场正是依靠了这样
    一支生气勃勃的生力军，才在短短的三、四年中改变了面貌，打胜了农场翻身第一仗。
    在这些事实面前，那些不相信我们知识青年能办好农场的论调还能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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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脚吗？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主流始终是好的。我们前进农场的广大革命青年，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决心扎根农场干革命，甘洒汗水写春秋，同崇明县
    六十万贫下中农、同其他兄弟农场的工人一道，快马加鞭，把社会主义祖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在农村到底有没有作为？这个问题的辩论相当普遍。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大有作为，还是小有作为、没有作为？各个阶级有根本不同的回答。我们农场广大青年通过自己的实践，越来越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许多农场青年已开始做到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向全面发展的道路迈进。但是，不可否认，鄙视农村、鄙视农业的剥削阶级阴风，仍然不时刮进我们的农场。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种反动论调，曾经毒害过一些人：既然是“劳改”，就见人矮三分，那里还有什么作为呢？其实“变相劳改”，不过是孔老二的“耕馁学禄”的现代版罢了。鄙视农村、鄙视农业的那些人想没有想过：没有农村、没有农业，连他们能不能生活下去都会成为问题的。他们只有吃饱了饭，才能思想呵！剥削阶级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能的反映。我们的同志中有这种思想，那就是十分错误的了。我们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农场一代青年就是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革命家长、革命教师和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应当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做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决不可以扯他们的后腿。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创造者。农场青年们，农场工人们，农场干部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站在东海之滨，迎接朝阳升起，用我们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来逐步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吧！
    前进农场要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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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青年是建设农场的生力军
    前进农场造林二连党支部
    我们是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农业连队，全连职工全部是从上海市区来的知识青年，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从来没有种过棉花。依靠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能不能种好棉花、夺取棉花高产？对这个问题，不要说别人，连我们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也感到没有把握。但是，实践出真知。我们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学种棉花，到一九七○年，就获得了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的成绩，并且后来又打破了这个纪录。这说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是有志气、有能力办好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
    我们这一群来自大城市的青年，一来到崇明岛，劈头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吃大苦，耐大劳？那时，风言风语可多啦！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大城市里来的青年娇生惯养，办不好农场。我们青年中过去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确实有脱离工农的情祝。但是，我们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绝大多数是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立志办好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这才是我们青年的主流。因此，一九六八年，当我们大批青年来到农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深入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批判懦夫懒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办好国营农场的雄心壮志。许多青年说：“农场不翻身，我们吃饭不香，睡觉不甜，心里不安。”为了锻炼自己，许多同志自觉地抢挑重担。有一位女青年，她的体重不到九十斤，经过短时期的锻炼，她硬是挑起了一百二十多斤重的担子。她豪迈地说：“我挑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越挑越有劲，我要一直挑到共产主义的实现。”那些从前看见大粪嫌臭的青年，为了大积自然肥料，也高卷裤腿，争着跳入粪池，泡在齐膝深的粪水里，捞出池底的肥料。经过一段时间，许多人对我们青年的看法有了改变。当地贫下中农也赞扬我们：上海小囡就是不怕苦、不怕死。当然，这是勉励我们，希望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
    我们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种好棉花的基础。因为没有一股子干劲，要在盐碱地上种出高产棉花是不可能的。但是，光有一股干劲还不够。当开始在盐碱地上种棉花的时侯，有的同志想：制服盐碱，多施粪肥总不错，于是就拚俞挑粪。结果，由于施肥过多，引起了棉苗疯长。这时候，议论又来了：“青年人，力气大，干劲是足，但是生产他们不懂，种田是瞎弄弄。”还有人说：“上海小青年种的卷心菜，心都不会卷，还想棉花高产？”这当然吓不倒我们。生产不懂，学了就懂。我们诚诚恳恳地拜南汇县植棉能手为师，并且认真实践，认真向书本请教。为了观察棉花的生长情况，我们儿乎日夜守在棉田里，认真作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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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我们在书本上看到，棉花管理工作中有一项去“赘芽”的工作，但对什么是“赘芽”，看了书本上的介绍也还是不明究竟。请教老农，老农也不晓得什么“赘芽”，只知道棉花管理工作中有一项抹“小耳朵”的工作。我们于是带上书本和老农一起去到田里，看老农抹“小耳朵”，参看书本的介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去“赘芽”和抹“小耳朵”是一回事，只不过“赘芽”是学名，“小耳朵”是农民的通俗叫法。我们就是这样地采取“实践、老农、书本”三对照的学习方法，既是一点一滴地，又是多、快、好、省地掌握了棉花生产技术。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一九七○年，我们在一百二十四亩面积的棉田里夺得了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的好收成，打响了农场翻身的第一仗。这件事说明，有志不在年高。只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股子革命干劲，不断地总结经验，即使没有种过棉花，也是能够种好棉花，夺取高产的。
    这几年来，大批更年轻的同志来到了我们连队，大批刚学会种棉花的“老手”（其实也只有二十来岁)奔向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正是我们农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旺的标志。但是，在大量增加新手的情祝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依靠大批新手，棉花高产还能不能保持？“现在都是新职工，生产他们还不懂，夺高产不大行”这一类的议论自然地出现了。棉花高产真的不行了吗？事实作了否定的回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虚心学习解放军，革命传统代代传。新来的青年首先的一课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因此，尽管新来的青年来到连队时间不长，很快就继承了连队苦干、实干的作风，掌握了棉花生产技术。他们举红旗，创新路，在实践中摸索，在斗争中提高。去年八月棉花蕾期，阴雨不断。科学实验小组的青年发现有块棉田地势低注，严重积水，造成棉苗长势很差。他们马上冒雨开沟排水。但是，水排出以后，棉苗长势仍然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青年们又进行分析，发现水虽然排出了，肥料也被水排走了。要不要施肥？有的坚持要施肥，有的不同意施肥，说：“棉花蕾期不能多施肥，不然会象过去已发生过的那样，造成疯长。”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用“少吃多餐”的施肥方法，既避免由于大量施肥而引起棉苗疯长，又使棉苗有足够的养分，得以正常生长。这种根据实标情况因地制宜地管理棉花，使原来长势差的棉花很快好转了。当时，有些人还要看一看，他们不相信这批年青的新手能种好棉花，夺取高产，夜里悄悄地跑到我们的棉田里数铃子、估产量。经过这一数、一估，他们信服了。一九七三年，我们连队在新职工占全连职工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种植棉花面积扩大到二百四十亩的条件下，皮棉平均亩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夺得了二百零五斤。在种植棉花的实践中，我们还形象地总结出了一整套棉田管理措施：抓住头
    年之计在于春，精耕细作压足肥；抱住腰一促控结合稳七月，
    巧施蕾肥伏桃笑；揪住尾巴站稳脚一打顶心，剪老叶，拔掉秋草夺丰收。现在，我连广大青年已基本上掌握了棉花高产稳产的生产管理技术，我们还派出代表到出版社参加《棉花生产技术问答》一书的三结合编写组的工作，使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今天，在批林批孔斗争的高潮中，在实现农场远景规划的日子里，我们充满着信心。依靠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青年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我们完全能够以亩产皮棉
    二百五十斤的新成就，迎接光辉灿烂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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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泥湾精神永放光芒
    前进农场五·七连队党支部
    我们五·七连队，在一块被大家称为崇明岛上的“北大荒”的土地上艰苦创业，已有六年了。六年来，我们连队的青年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战天斗地，面貌已经大变了。同志们说，这是“南泥湾精神放光彩，盐碱地红花处处开”。
    当我们刚来到“北大荒”的时候，这里房无一间，地元一垅，在“晴天白茫茫，雨来油光光”的盐碱地上，草也长不出来，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当时有人就说了：“要在这种地方种庄稼，除非铁板地上会开花。”这话有点唬人。可是，要在这块未开垦的盐碱地上，第一年就收粮食，我们心里也是没有个底的。那时，我们这一帮城市来的青年人，从来没有种过田，农场照顾我们，特为我们请来了一位技术指导。第一次做好秧田、落下谷粒以后，谁知
    一根苗也没有长出来。好在是第一次，再来一次吧。第二次，追加了肥料，土壤也有了些改变，苗是长出来了，可是不到三天，又枯死了。这时，“技术指导”也有点心虚了。硬着头皮落了第三次谷，又是一苗不出。他也只得说，无能为力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说了以后，就在半夜卷起铺盖不告而别。第二天大家醒来，“技术指导”不见了，有的同志有点着慌：看来今年水稻是种不成了。这时，南泥湾精神指引着全连青年，没有“技术指导”，我们也要在盐碱地种植水稻。可是，季节不等人，三次落谷三次失败把时间错过了，如果三天之内不落谷，就要影响将来插秧，就要误了整个农时。怎么办？广大青年响亮地回答：三天不能当
    六天吗？干！说着就组织起来，一部分人跳下盐碱地附近的河沟，把它开宽、开深，排出盐份高的河水，引进盐份低的淡水，改良了水质，用以冲刷土地；一部分人从三里路外挖来育秧的河泥，育下了第四批秧苗；一部分人从十儿里路外割来芦苇四、五千担，铺在大田里改良土质。在三天三夜的苦战中，许多青年眼晴熬红了，人累瘦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有的青年甚至连续作战五十六小时，同志们把他按在床上，劝他休息一下，可是他说：“为了铁板地上长出好庄稼，这最后三天一定要分秒必争。‘北大荒”变成南泥湾，就是豁出命来也要干！”“人勤地不懒”。正是靠着青年这股子干劲，第四批秧苗终于出土，终于成活了，插到大田里也茁壮成长起来了。这年年底，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七百多斤，硬是在铁板地上夺得了好收成，打破了重盐碱地第一年不能种庄稼的老规矩。
    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斗，这里的盐碱地终于初步被我们征服了。原来的“北大荒”，现在已是呈现一幅棉吐银絮，稻翻金浪，水渠纵横，机声欢唱的壮丽图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们连队粮棉常年亩产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纲要》。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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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一百斤，棉花亩产一百三十斤。今年，又将获得丰收。
    现在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许多青年说：“条件变了，成绩有了，我们大干快上的决心不变，我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决不变。”今年，正当夏熟丰收，“三抢”结束，有的同志想松一松的时候，十三号强台风铺天盖地而来，冲击着崇明岛的大堤，一场新的考验来到了我们面前。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我连颜临长江的大堤遭受有史以来最大潮汛的冲击，面临毁堤的严重危险。这对于松一松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它使我们看到，南泥湾精神是一种斗争精神，贪图安逸，最后将最不安逸。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不断改变农场的面貌。因此，当潮水涌来的时候，全连青年立即奋不顾身地跳入汹涌咆哮的江水中，用躯体筑成了一道“人堤”。大家激昂地宣誓：“宁让潮水冲打我们千遍万遍，决不让潮水冲毁大堤一寸一分。”浪头时而没过头顶，时而把人卷起又抛下。面对生死考验，青年们面不改色，高唱雄壮的《国际歌》，只有一个信念：战胜恶浪，保住农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战斗，潮水退走了，大堤巍然屹立。我们的青年自豪地说：“农场炼新人，心红骨头硬，哪里有困难，那里有我们。”
    发扬南泥湾精神，不但充分发挥了广大青年战胜自然的巨大力量，而且在艰苦的斗争中，广大青年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又经过批林批孔斗争，南泥湾精神进一步在我们连队扎根了。我们连队涌现了成批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青年。为了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面貌，我们力争在一、二年内使盐碱成份从现在的千分之二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以确保我们规划在一九八○年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八百斤、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一百八十斤的目标。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戒骄戒躁，永远让南泥湾精神放射灿烂的光芒，就一定能够在崇明岛上画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亦工亦农好！
    前进农场锁厂党支部
    我们前进农场锁厂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坚持走亦工亦农的道路。四年来，既完成了工农业生产任务，又促进了职工的思想革命化。我们深深体会到，农场办工厂，实行亦工亦农就是好！
    我们工厂自从开办以来，每年（特别是农忙季节）都要组织职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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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同志就强调劳动力紧张，担心参加了农业生产，就会影响工业产量、产值的完成。有的甚至说：“机器响一天，产值有八千（元），支农忙一天，做不到一千。”事实上，这种“支农误工论”是站不住脚的。一九七三年，我们支农五千多个劳动日，拔秧插秧一百二十六亩，摘棉花八千多斤，不但没有影响工业生产，而且提前一个月超额百分之十七完成了国家计划。今年到九月底，我们已抽出七千多个劳动日参加农业劳动，拔秧插秧四百二十四亩，比去年增加了近三百亩，工业生产(“51”型车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两年的事实说明，农场办工广，实行亦工亦农，大方向是正确的。
    农场办工厂，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职工思想革命化的政治账。亦工亦农，本身就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而是走五·七道路，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政治问题。这几年，我们锁广职工通过亦工亦农，对思想革命化的促进很大。有的刚从学校毕业来到锁厂的青年，往往嫌电风扇风不大，冷饮水水不凉，有的还怕脏、怕臭、怕油污。通过经常参加浓业劳动，他们的思想感情开始转变了，有的青年说得好：“火热的‘三抢”战斗，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冲刷了头脑中的好逸恶劳、轻视农业的旧思想。”
    通过这些事实，使许多同志进一步加深了对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的理解，更自觉地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和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鄙视农业的谬论，肃清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办工业路线的流毒。许多同志说：农场办工厂，首先要算思想革命化的政治账，才能越算心胸越宽广；如果只算经济账，算来算去只是一本糊涂账。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坚持亦工亦农，促进了职工思想革命化，不但没有影响工业生产，而且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今年夏季，场党委分配给我们的“三抢”插秧任务，比去年增加两倍以上，达到四百亩。当时，厂里一些领导干部顾虑重重，怕影响工业产值、产量计划的完成。但是，广大青年在“三抢”战斗中学习大寨贫下中农“于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顶烈日，战高温，顽强奋战，在田头开展了比思想、比风格、比进度、比质量的“四比”活动，搞得到处热气腾腾。有的同志晚上通宵值班，第二天又加入了插秧行列；有的同志身体有病，也始终坚持不离“三抢”第一线；有的在上海工作、休假，也赶回农场投入“三抢”战斗。经过九天奋战，共插了四百二十四亩，超过了计划指标。“三抢”刚结束，又遇上十三号强台风袭击，我们又毫不迟疑地把队伍拉上大堤，同全场职工一起投入了抗台抢险的斗争。
    “支农误工”了没有？恰恰相反。广大职工从大田里和江堤上一回到厂里，觉悟更高，干劲更足，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誓把参加“三抢”和抗台的时间夺回来。八月份，我们全厂职工参加农业劳动二十多天，共投入六千多个劳动日，比去年全年投入农业劳动日的总数还多了一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月仍然生产车锁十二万把，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月份又继续奋战，完成车锁二十五万把的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
    十。从建厂以来，截至今年九月底，我们总共已生产车锁近五百万把，为国家积累资金二百多万元，超过建~投资两倍以上。可见，只要路线搞对头，支农只会促工，决不会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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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阔天地炼红心，亦工亦农育新人。通过批林批孔斗争，总结这几年走亦工亦农道路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对农场办工厂的目的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觉得，农场办工厂，平时做工，农忙务农，有利于职工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深工农感情，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场的农业连队需要我们场办工厂的支援，我们场办工厂更需要自觉地坚持走亦工亦农的道路。
    经过全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前进农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实践我们的宣言。目前，我们在亦工亦农的道路上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够把农场青年培育成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一代新人，为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
    新书
    《人民公社在跃进》
    介绍
    一上海市郊区人民公社的新经验
    C-0G0G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初版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在跃作、培养和壮大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抓革命促生进》一书，集中地反映了上海市郊区人民公社在
    产、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以粮为纲全面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苹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
    发展、促进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社队办工业、农
    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农业学大寨”
    村商业、勤俭办社、知识青年工作、培养赤脚医生、
    的群众运动中，所取得的新鲜经验。这是一本内容
    民兵建设以及普及农村救育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丰富的读物。
    《人民公社在跃进》一书的出版，不但为农村工作
    《人民公社在跃进》以广大贫下中农坚持社会
    的同志所关心，也必将为城市工作的同志所关心。
    主义道路为贯串全书的红线，包括了三十多篇人
    ,它反映的先进经验，将有助于“农业学大寨”的群
    民公社的经验总结文幸，其中有：人民公社党的工
    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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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小冬子的成长道路
    杜华章
    每个人的生活道路总是从童年开始的，人们也常常用许多美丽的字眼来形容童年的美好。人，是按阶级来划分的。童年也是按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命运，决定了童年的命运。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中的小主人公冬子的童年，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小冬子出生于三十年代的一个革命的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就决定了他的童年必然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小小的冬子，同父辈一样承受着沉重的阶级压迫，同工农劳苦大众一道经历着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并且随着中国革命的战斗的步伐而成长。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童心”说，胡说文艺作品要描写儿童，就得写这种超阶级的“童心”。真的有这种“童心”吗？请看小冬子，他有恨，也有爱。当他带着满腔仇恨对爸爸说：“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或者激情满怀地对妈妈说：“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这些话带着孩子的稚气和天真，却不是出于什么超阶级的“童心”，而是凝结着阶级的恨和爱。“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冬子恨的是胡汉三这类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老财，冬子的爷爷就是胡汉
    三逼死的，这血海深仇深深埋在冬子的心灵里；他爱吴大叔，爱红军，爱党和毛主席，因为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红军闹革命，“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这种爱和恨，不是天生的，而是小冬子亲身经历的阶级斗争实践的产物。生活教会了小冬子爱什么，恨什么。影片在开头就以两组饱满有力的镜头作了强烈的对比：一组镜头是胡汉三毒打冬子。胡并没有因为冬子是孩子就放过他，冬子则咬住牙，忍住痛，两只大眼睛喷射着仇恨的怒火。接着一组镜头是，冬子盼望已久的红军来了，吴大叔奔至冬子面前，一刀砍断绳索，救下冬子。大叔深情地抚摸着冬子脸上的鞭痕，冬子则热泪盈眶，久久地注视着大叔军帽上的红星。胡汉三给冬子的是绳索和鞭子，而毛主席的队伍带来的是翻身和解放。这种对比，在冬子的小小的心灵中，是多么鲜明啊！。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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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每走一步，都经受着正反两方面的教育。胡汉三、米店老板这些反面教员给予冬子的教育是深刻的，但是，更重要的，对冬子的思想成长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党的教育，是革命父辈的英雄榜样的鼓舞。
    影片以充满激情而又深刻细致的笔触，描写了革命家庭、父一辈的英雄形象给予冬子的巨大影响：
    爸爸在战斗中负伤了。他在动手术时，坚决要把唯一的一支麻药留给别的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崇高风格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在冬子心里激起强烈的反响。开始，他看到爸爸流血，难过得哭了起来。可是后来，在爸爸的英雄行为的鼓舞下，当吴大叔问他怕不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爸爸的榜样，吴大叔的话，使冬子开始懂得一个革命战士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革命意志，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战胜它。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妈妈在红旗下宣誓入党了。这一庄严的场面对小冬子来说是十分新奇的。他听着那一句句铮铮的誓言，不由得也跟妈妈一起举起了手。这一动人的情景，说明党的观念，已经开始注进冬子的心田。爸爸是共产党员，吴大叔是共产党员，现在妈妈也是共产党员了。党的形象，在冬子的心目中是越来越具体了。党的光辉照到哪里，那里就出现光明，寒冬会被赶走，乌云会被驱散，冬子怎能不热爱党，怎能不把自己同党紧紧联结在一起呢。当妈妈满怀激情抱着冬子，说：“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些流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强烈地感染着冬子。冬子的心同妈妈的心是合在一块的，妈妈是党的人，那我当然是党的孩子了。冬子这个想法，在他是多么自然，又是多么真切啊！
    妈妈的英勇牺牲，给冬子思想成长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妈妈用鲜血宣传党的真理，用生命掩护群众撤退，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这样的品格必将为革命的后代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当乡亲们愤怒地要冲下山去同胡汉三拚到底的时候，悲痛已极的冬子反而拦住了众乡亲，重复了妈妈临别时说的话：“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一这是我妈妈说的。”这一感人至深的处理，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深深激动着观众的心灵。当冬子拿着红星要求参加红军的时候，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冬子一定会接过妈妈高举的革命火炬，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去完成他妈妈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父辈的英雄品格和英雄行为，不是为了要教育冬子，但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冬子的成长。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力量？冬子逐渐懂得，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颗闪闪的红星，是党是毛主席给了他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冬子正是从他们身上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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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片中，红星作为党的象征，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象征，贯串于全剧始终。哪里有革命人民在进行战斗，那里就有红星出现。红星，也就是冬子心里的北斗星啊！但是，冬子对红星一党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冬子第一次从吴大叔的军帽上看到了红星，从此冬子深深爱上了红星。“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他们把冬子从地主的鞭子下解放出来。红军一到，地主老财就打倒了，受苦的穷人翻身了，冬子可以牵着胡汉三游街了，柳溪乡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红星，代表着红色江山，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好日子啊这是那时沉浸在欢乐里的小冬子对红星的感受。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使冬子对红星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
    当时，小冬子自然还不能懂得党内的路线斗争，不懂得什么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小冬子是亲身感受到了。影片把小冬子的成长，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就是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小冬子正是在中国革命这一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影片表现出两条路线的鲜明对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前，革命根据地一片兴旺发达的革命景象。柳溪的解放正说明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可是，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仗越打越因难，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不得不放弃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央根据地，“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红军为了北上抗日，从根据地撤走了。阶级敌人复辟了。胡汉三又耀武扬威地回来了，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小冬子亲眼目睹这一切，他还不能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会发生的。他多么盼望红军早日回来，爸爸早日回来，春天早日来到，映山红早日漫山遍野地开放啊！果然，春风吹到了柳溪。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了，毛主席又亲自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吴大叔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山区又充满了生气，革命又重新大踏步前进了。
    两条路线的对比，给小冬子的感受是无比深切的。小冬子开始懂得，党、红军、根据地，都离不开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做一个党的孩子，就要听毛主席的话。这种认识在冬子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并且见之于行动。妈妈要下乡向乡亲们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冬子怎能不去呢？寒冬虽冷，小冬子的心里热着哪！毛主席的声音已经使冬子心灵里的火种燃烧起来了。“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就是觉悟了的冬子的钢铁誓言。在米店里，冬子同椿伢子一起向往延安，想念毛主席，决心要戴着红星去见毛主席。革命斗争的生动实践在小冬子的思想上已经结下了丰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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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已经成长起来了！
    在冬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党的代表的吴大叔和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的宋大爷对冬子的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冬子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所得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感受，是深切的，强烈的。但是，要把许许多多的具体感受上升为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使冬子“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革命的需要长”，如果离开了党的教育，离开了吴大叔、宋大爷等人对冬子所进行的耐心而细致的诱导、启发和帮助，那是不能想象的。一支出土的新芽，离开了阳光和土壤就不能成材。冬子是一只雏鹰，但他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过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的艰苦锻炼，才能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
    影片自始至终突出党对冬子的关怀与教育，并且以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明，党才是冬子的亲爹娘。冬子的成长，他的每一个进步，特别是思想上的每一个飞跃，都是在党的教育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下取得的。这是影片高过于原著的最主要的成就。原著是部好作品，它为影片的改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它偏重于写冬子个人的颠沛流离与自发斗争。可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不可能从自发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为了避免原著在这方面的弱点，影片作了大胆的再创造，不但丰富了情节，深化了主题，而且使整个作品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影片中，吴大叔的形象大大地加强了。作为冬子的引路人，他不但在生活上对冬子关怀入微，既当爹，又当娘；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随地关心冬子思想上的成长，对他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他教育冬子，不是发一通抽象的议论，而是从冬子自己的亲身实践出发，因势利导，把冬子从斗争中得来的经验和感受，加以综合和提高，并且用一个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加以启发诱导。他善于利用每一个启发孩子的阶级觉悟的机会，他的态度又总是那么亲切、那么耐心，充满着对革命后代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当他听到冬子对爸爸说，要给他报仇时，他就发现孩子的心里既包含着一种十分可贵的阶级感情，但又缺少阶级的觉悟。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用爸爸腿上取出来的枪弹对冬子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把冬子单单想到为爸爸一个人报仇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保卫红色江山，消灭所有的白狗子，让所有的受苦受难的人民永远解放这个高度上来。
    红军北征以后，冬子想念爸爸，想念红军，向往着红军回来时那火红火红的春天。吴大叔深深理解冬子的心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更好地教育冬子。他先针对冬子的心理，问他：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说？然后模仿冬子的口气，代冬子回答说：“爸爸，我等你来着！”冬子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呀1这时，吴大叔才引导冬子，不能光是等，要和敌人斗！把敌人斗垮了，妈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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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儿就开了。这样的教育，是多么细致，多么切合冬子的心情和思想特点啊！所以吴大叔说的话，冬子是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照着做了。
    其实，不但是吴大叔，冬子的爸爸、妈妈、宋爷爷他们全是这么做的。宋爷爷要冬子跟他下山，冬子开始不肯，爷爷没有板起面孔教训他，而是拿出他随身带来的竹筒，风趣地问冬子拿得动拿不动？这么个小竹筒怎么会拿不动？冬子简直是不屑一顾哩。宋爷爷叫冬子把竹筒打开，原来里面装的是无比珍贵的白花花的盐。爷爷含意深长地告诉冬子，不要小看这竹筒，这里面装的可是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啊！人不吃盐，能行吗？再不用多说道理了，冬子全懂了，拉着爷爷说：“咱们走！”这样的教育，又是多么具体，多么富有启发性。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吴大叔他们教育冬子，不是把他窝在翅膀底下，而是有意识让他在群众斗争这所大学校里经风雨、见世面，经受艰苦的磨炼。冬子的英勇、顽强、聪明、机智的性格，正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磨炼出来的。我们看到，在游击队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小冬子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朗朗地读着他的《列宁小学课本》：“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艰苦的生活，更可以锤炼人的革命意志，也使冬子深切地体会到吴大叔说的话：要革命，“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在游击队，冬子并不是吴大叔他们的一个累赘（原著就给人这种感觉），而是这个战斗集体的一个积极而活跃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有点“特殊”，叔叔们都那样关心他，爱护他。吃野菜汤，吴大叔偷偷地在他的碗里多放了点盐，小冬子发觉了，就把汤倒进大锅里。深夜里，一个战士把棉大衣盖在睡着了的冬子身上，冬子醒来，立即起来把大衣披到了放哨的叔叔身上。影片精心设计的这些动人的细节，不但表现了吴大叔和战士们对冬子的爱，而且表现出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正在冬子思想上生根开花，他已经把自己同革命的战斗集体化成一体了。
    为了让冬子经受多方面的锻炼，吴大叔又让冬子拜上宋爷爷这个好老师，参加了山下群众的反封山的斗争。冬子曾经担忧过：“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妈妈告诉他：“不，有很多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呐！”冬子当时还不明白人在哪儿。现在，冬子在广阔的群众斗争中，亲眼看到了山下的工衣群众心向着党，感受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盐的问题上，影片为冬子设计了许多原著没有的情节，象把盐水倒在棉袄上瞒过敌人等等，不但突出地刻划了冬子的勇敢机智，而且写出了冬子阶级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吴大叔说吃了小冬子的盐，也得来谢谢哪！小冬子马上解释说：“不，不是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干的。”是啊，没有山下广大群众的支援，小冬子又上哪儿去搞盐呢。革命战士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较，冬子觉得他自己e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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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确实，在这一场群众斗争中，冬子是“毕业”了。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冬子的成长更加迅速。这种成长的速度，甚至超越了冬子的年龄。雏鹰变成雄鹰了，能独立高飞了。“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在高亢激越的歌声之中，影片展示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绚丽辉煌的画面：青翠挺拔的竹林，象征着新芽已成茂林，千万个象冬子这样的革命后代，已经茁壮成长。在奔腾的急流中，冬子和宋爷爷驾着竹排破浪前进，冬子又一次拿出他心爱的红星。“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冬子是在党的光辉的指引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之中，去迎接新的战斗。在姚湾镇，冬子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窠穴。革命斗争增长了冬子的才千和智慧，他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成熟起来。他认识到米店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当学徒，也是打仗。他面对强敌，沉着、果敢，既敢于斗争，又能使用灵活和机智的斗争策略。一个老奸巨猾、阴险狠毒的顽敌，被我们的小英雄斗败了，消灭了。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有这样坚强的毅力，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就是因为红星在照耀着冬子，党的思想武装了冬子。在冬子身上，正体现着党的威力，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
    影片的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冬子：“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潘行义：“后来，你吴大叔又帮你把红星戴到了军帽上！”吴修竹：“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心头上！”
    确实，是吴大叔帮助冬子把红星戴到了军帽上，也就是说，是党把冬子从一个儿童团员教育成为一个红军战士。从儿童团到红军战士，是有个距离，冬子的成长过程，生动地表明，人总是从儿童团过来的，我们决不能看轻儿童团员；同时，正如吴大叔所说的，人又“总得从儿童团时候过”，从儿童团到红军战士，有个距离，这个距离，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加上本人的自觉革命的要求，总是可以缩短以至消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看完整部影片，我们都会从心底里赞同冬子爸爸最后说的一段话：“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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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旧戏舞台上的关羽形象
    云
    岚
    旧戏舞台上的关羽形象，是一个浸透着儒家反动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的“神圣”偶像，长期以来，在舞台上耀武扬威，张牙舞爪。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保护和纵容之下，关羽戏还一演再演，剧本一版再版，继续流毒全国。因此，解剖一下关羽这个形象，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儒法斗争历史，批判旧戏中的尊儒反法思潮，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很有好处。
    旧戏舞台上的关羽，俨然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完人。“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这首吹捧他的诗，就是关羽形象的概括。
    关羽一出台就被渲染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面如重枣，五绺美髯，丹凤眼，卧蚕眉，跨赤兔追风马，持青龙偃月刀，绿袍金甲，杀气腾腾；关羽的表演也要求特别严格：既要有武生勇猛威武的气派，又要有老生稳健凝重的风度，并有花脸刚健敦实的功架，独自形成
    一种“红生”行当；他一共有四十八个亮相姿势，即根据关帝庙中的塑像和二十四副对联创造的“关公四十八图”。这是任何旧戏中任何舞合形象所远远不能相比的。在旧社会，关羽戏上演时，还有一套封建迷信的清规戒律。演出前十天甚至一个月，演关羽的演员要斋戒独宿、熏沐净身；扮戏前要给关羽像烧香叩头，在盔头或胸前装上护身符（一种印有关羽像的黄表纸)；演完后，要用黄表纸拭脸，并在关羽像前焚化，再次叩头感激“关圣帝君”的庇护。特别在演出《走麦城》时，台上台下烧起檀香，点起蜡烛，搞得满场烟雾腾腾，好似设坛台、摆道场降神求仙一般。
    其实，历史上的关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地位不过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相当。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记载，关羽是河东解（今山西永济县）
    人，他早年亡命涿那（今河北涿县），投靠刘备。建安五年（公元二O○年），曹操东征刘备
    时，关羽战败被俘投降，曹操表封他为“汉寿亭侯”；不久，又亡归刘备。建安十二年（公元
    二O七年)，刘备采纳了诸葛亮制定的法家路线和政策，从此才打开了局面，形成了一支足
    以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在这个过程中，关羽在刘备和诸葛亮的领导下，打过
    一些胜仗。但是，关羽却居功自傲，刚愎自用，特别在当着刘备、诸葛亮西上益州，委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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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守荆州的重任时，他头脑发胀，肆意破坏刘备、诸葛亮“吴蜀联盟”的正确路线，不仅丢失了战略要地荆州，而且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荆州的丧失以及三年后彝陵之战的大败，使蜀国元气大伤，此后，只能局促于西南一隅。由此可见，关羽并不是什么“神威能奋武”的常胜将军，而是一个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屡犯错误的人。至于说关羽是什么“天日心如镜”的“正人君子”，也不符合事实。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建安三年（公元“九八年），曹操和刘备在下邳合围吕布时，吕布派秦宜禄去袁术那里求援，关羽乘人之危，几次三番向曹操请求，想把秦的老婆杜氏占为已有。这个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灵魂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上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物，在舞台上变成了一个有无上权威的神灵，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据历史记载，隋唐五代时就流传着一些关于“关公显圣”的传说和画像，但关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完整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却是在宋、元以后。北宋崇宁年间，宋徽宗弄神弄鬼，“敕天师张虚靖召关羽破蚩尤，复盐池，见灵，遂封崇宁真君”(《老圃丛谈》)，第一次把关羽捧上了神灵的宝座，后又加封为“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室南渡后，高宗和孝宗又进一步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和“英济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和专门说唱关羽及其它三国故事的文艺节目。到了元朝，蒙古贵族继续推崇关羽，元文宗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并遣官致祭。一批以关羽为主角的杂剧纷纷出笼。元末明初，有严重尊儒反法倾向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吸取了以往传说和戏曲中的情节，把关羽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整。明以后，反动统治阶级对关羽的吹捧更变本加厉，有人描写当时的情况：“人杰唯追古解良，士民争拜汉云长”，关羽被称为“是古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专门派遣官员，“捧旆袍封大帝，关羽之称帝，自此始”(《老圃丛谈》)。到道光年间，先后对关羽四次加封，最后封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头衔长达十四字之多，而且到处为他立庙，让他戴着帝王的平顶冠，享受着同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甚至连清皇宫里也供奉关羽的神位，以示崇敬。随着关羽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舞台上关羽的戏也越来越多，形象也越来越神化。乾隆皇帝命庄格亲王等人系统地辑录和整理了供内廷演出的三国连台本大戏《鼎峙春秋》，共二百三十九出，其中关羽戏就占了很大的比重，规模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清代中叶兴起的新剧种一京剧，有一百五十五出三国戏，专门写关羽的戏就有二十七出之多。鲁迅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若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拾到吓人的高度。”无独有偶。关羽的运气也是在死后比较的好一点。大概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会由侯而王，由王而帝，从地上被抬到了天上，而且登上戏台，向人们传经布道。旧戏舞台上的关羽形象，完全是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二
    关羽政治地位的拾高以及艺术形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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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以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下行时期，这正是关羽形象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关羽地位的上升和封建社会的下行，这种成反比例的现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
    从宋元到明清，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统治者面对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看到了只靠残酷镇压这一手是不够的，还需要更阴险毒辣的一手，这就是要“亲儒重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地主阶级的专政，用孔孟之道紧紧束缚人们的手脚。他们是极端顽固的反动派，任何一点微小的革新和改良都被当成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只有奉行孔孟之道，墨守三纲五常这个万古不变的信条，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些，就是宋元以来尊儒反法思潮特别猖獗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关羽的形象应运而生了。如果说，孔老二是没落奴隶制度的卫道士，那么关羽就是封建制度下行时期的护法神。真是文有“孔圣”，武有“关圣”，一文一武，相得益彰。“熟读《春秋》，谨遵古训，重整纲常”，是贯穿关羽形象的一条黑线。
    翻开关羽戏集，描绘关羽读《春秋》的场面和唱词比比皆是。他打胜仗时要吹捧《春秋》，说什么：“凭俺《春秋》一部书，百战百胜驰疆场”；打败仗时要请教《春秋》，说什么：“永夜思悠悠，双眉未展愁，兴亡千古事，秉烛看《春秋》，”并从中受到启示，决心要效仿范蠡、曹沫“包羞立志”，以屈求伸；甚至“阅兵教刀”时，也要大谈《春秋》，把他的刀法吹成是“春秋刀法”，还自鸣得意地唱道：“读圣贤达礼义平生本性，我关羽虽武夫通贯古今，观《春秋》习兵法谨遵古训。”真可谓手不离《春秋》，口不离孔孟之道。
    《春秋》是孔老二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所记的一本变天账，其要害是“克己复礼”，妄图复擗奴隶制。旧戏极力表现《春秋》是关羽一生的是非标准和行动准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熟读《春秋》”的目的，就是要“谨遵古训”，“重整纲常”，“维《春秋》以治乱贼”。也就是说，要镇压农民革命，反对革新派，维护旧制度，开历史倒车。旧戏赋予关羽“忠”、“义”、“勇”的性格特征，正是他遵奉《春秋》、开历史倒车的具体体
    现。
    “忠”、“义”、“勇”在关羽身上是化为一体的，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
    有出戏叫《桃园结义》，捏造了一个历史上所没有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的是关羽和刘备、张飞，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誓扶汉室基业”而结成了一个“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的政治联盟。这出戏所描写的时代，是东汉末期社会大动乱的时代。以黄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东汉王室，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戏中的关羽和刘备、张飞在一个酒店里萍水相逢。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呢？这是有它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的。戏里描写的刘、关、张，都以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自命。他们“结义”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就是要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黄巾为“寇”、为“贼”，大骂“黄巾不仁”，诬蔑黄巾起义搞得“天下荒荒，刀兵四起”，于是歃血发誓，要联合起来，“与国家做些惊天动地之事”，“愿把那寇兵杀尽”。他们“结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造刀造剑，招兵买马，迅速拉起一股地主武装，其势汹汹地向起义农民开刀。黄巾军领袖张宝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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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惨死在关羽的屠刀之下。“桃园结义”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树立
    一个样板，要大家团结起来，“情逾骨肉，同心协力”，“扶持社稷，匡救朝廷”。这里，他们口口声声要“匡救”的所谓的“国家”、“社稷”、“朝廷”，就是行将灭亡的东汉封建王朝，也就是要“兴灭国”。他们所要“安”的“黎庶”，就是受到农民起义革命暴沉重打击，感到惶恐不安的豪强地主，也就是要“继绝世，举逸民”。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桃园结义》所宣扬的“忠”、“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为其首要内容的，是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服务的。
    旧戏在表现关羽“忠”、“义”的同时，还着力描绘他“勇武”的一面。《斩华雄》、《斩车胄》、《白马坡》、《战长沙》、《临江会》、《单刀会》、《取襄阳》、《水淹七军》等戏，都是表现他所谓“万人敌”的“勇武”和凛然不可犯的“神威”的。旧戏中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不是指向起义的农民，就是指向所谓“心怀篡逆”的“奸佞”。这就说明，他的“勇”，完全是服务于“匡扶汉室”这个政治目的的。这种“勇”，是为封建主子拚死卖命的劲头，是以“忠”、“义”为前提的，是实现“忠”、“义”的手段，它恰恰是反动统治阶级所赞赏、所提倡的“仁者之勇”。
    旧戏把关羽的“忠”、“义”、“勇”，归结为“天命”，似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命于天”，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这就使这个形象更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思想。《斩熊虎》这出戏也叫《关公出世》，描写关羽那副“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与众不同的象征“忠”、“义”、“勇”的堂堂仪表，是观音菩萨给他改造的，所谓“蒙圣母，赐清泉，改换容颜”。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是一把“神刀”。《造刀投军》这出戏就专门说了这把“神刀”的来历：造刀时，狂风大作，一条小青蛇伏踞刀面，口吐鲜血，刀显红光，所以他那把“神刀”特别厉害，它一铮铮作响，就要杀人。他那六十四路“春秋刀法”，也不是自己苦练出来的，而是上天派“仙猿”在梦中传授的。《白猿教刀》写的就是这个情节。反正，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鼎峙春秋》最后还专门设计了儿出戏，把“素怀忠义”的关羽，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让关羽的阴魂“遍游三十三天”，大抖威风，而且还通过关羽之口，对那些死后“升天”的“忠臣义士”们说：“公辈天府荣登，逍遥自在，何等洒乐也，只是忠义二字有以致之耳。”请注意，这是点睛之笔。它告诉人们：“忠”、“义”是上天赋予的，“素行忠义”又能够得到死后升天的“善报”。这就把“忠”、“义”同“天意”紧紧联在一起了，也就把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套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更加神圣化了。
    孔老二提出：“臣事君以忠”，“君子喻于义”，“仁者必有勇”。他提倡的这种“忠”、“义”、“勇”，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关羽这个形象，正是这种“忠”、“义”、“勇”的化身。封建统治阶级煞费苦心地塑造了关羽这样的艺术典型，他们的耳的，并不在于为关羽争什么历史地位，而是借助这个人物，来宜扬维护他们统治的“忠”、“义”、“勇”这种道
    德观念。
    “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人们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也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被吹捧得如此天花乱坠的关羽的“忠”、“义”、“勇”，在劳动人民看来，恰恰是反革命的顽固、阴险和残暴。旧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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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为了效忠封建统治阶级，“奋勇当先”，“义不负心”，最终断首捐躯。关羽戴上了反动统治阶级赐给的“忠”、“义”、“勇”的桂冠，但这顶桂冠上却染满了革命农民的鲜血，聚集着劳动人民的仇恨！关羽的“忠”、“义”、“勇”，拆穿了说，不过是奴才加刽子手的同义语而已。
    吹捧历史的亡灵，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宋元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要树立关羽这个偶像，正是为了挽救正在迅速土崩瓦解的封建制度。舞台上的关羽用长长的拖腔唱出了“谨遵古训”的高音，正是地主阶级临死前绝望的嚎叫。《鼎峙春秋》第二出有这么
    一段话：“要使普天下愚夫愚妇看了这本传奇，莫不革薄从忠，尊君亲上，台下的莫当作妙舞轻歌，轻轻观听过了。”这就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们拾高关羽、宣传关羽的政治目的。关羽的形象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反对农民革命、反对变革的盾牌。他们通过关羽这个形象，把自己狰狞的嘴脸、罪恶的渊薮，用一层“道德”的轻纱遮掩起来，以麻痹和毒害人民，要人们象关羽那样，乖乖地绝对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甘当为地主阶级效力卖命的忠实奴才。在八百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关羽头上每增加一道“光圈”，劳动人民的身上就多增添了
    一副精神枷锁。但是，历史是无情的。革命农民粉碎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的坚强意志是不可屈服的。无论是孔丘的《春秋》经，还是关羽的青龙刀，都阻挡不了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三
    通过对关羽形象的剖析，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艺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围绕着塑造哪个阶级的英雄典型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阶级要占领文艺舞台，要使戏剧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都要干方百计地塑造本阶级的英雄典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试看封建地主阶级在关羽这个形象上，绞尽了多少脑汁，费尽了多少心机！在故事情节上，他们无中生有，移花接木，隐恶扬“善”，不惜歪曲和篡改历史；在人物刻划和表演艺术上，从唱词、唱腔、造型到一招一式，都是百般美化，煞费苦心。为了陪衬、突出关羽形象的“高大”，还极力丑化劳动人民和法家代表人物。关羽是红脸，以象征其“忠”，曹操是白脸，以表现其“奸”；一个是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
    一个是丑态百出，一副狼狈相。至于张角、张宝、张梁等农民英雄，更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封建地主阶级塑造关羽的形象，惨淡经营了几百年，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是何等的顽固！
    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塑造英雄典型，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去塑造英雄典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我们同
    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根本界限所在，也是我们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在文艺问题上斗争的焦点。刘少奇、林彪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们从来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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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来塑造符合地主资产阶级理想的典型，却偏偏要反对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塑造高大完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建国二十多年来，这种斗争难道不正是惊心动魄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吗？什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其要害，无一不是反对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反对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保护和纵容下，关羽之流继续袍笏登场了，海瑞、李慧娘之类的“清官”、厉鬼破门而出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林彪，看到社会主义舞台上笼罩着这一片厚古薄今、厚死薄生、崇洋非中的恶浊空气，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大叫“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忠孝节义是封建的”可以“用其内容”，公开主张要象“临帖”一样地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学习”，“吸取营养”，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针对着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倒行逆施，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向旧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和封、资、修文艺发起了勇猛的进攻，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千扰和破坏，取得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了舞台的主人，千百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已经重新颠倒过来。回顾这个战斗的历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文艺舞台上用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来代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决不是角色的简单更换，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
    马克思指出：“陈旧的东西总是方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阶级斗争不止，文艺舞台上的斗争不息。社会主义革命越前进，上层建筑领域里对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的批判越深入，国内外阶级敌人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关羽之流虽然被赶下了舞台，但不等于孔孟之道在戏剧舞台上的流毒已经肃清，一有机会，关羽之流还会改头换面重新上台。最近，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更是生怕关羽这个宝贝绝了种，编了一出《武圣关公》的话剧，在电视台上反复播送，吹捧关羽的所谓“伟大事迹”，叫嚷要发扬“武圣”的“忠、义、仁、勇的精神”。苏修叛徒集团也不甘落后，在莫斯科演出了一出出崇孔闹剧，播放旧京剧的陈词滥调，为关羽之流大唱挽歌。我们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充分认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重大意义，彻底批判旧戏中的尊儒反法思潮，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塑造更多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进行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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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钗和中庸之道
    任、犊
    中庸之道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年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武器，也是后来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思想武器。《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就是一个浑身都浸透了中庸之道的儒的典型。今天，要进一步认清和批判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我们不妨读一下《红楼梦》，剖析一下薛宝钗。
    中庸之道标榜一个“中”字，强调“执其两端而扣其中”，又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完全是一副公允、平正的面孔。薛宝钗在这方面的功夫，可说是做到家了。你看，“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调和矛盾是她的拿手好戏。有一回，贾宝玉为一个药方与母亲王夫人嬉闹起来，要请薜宝钗作证。薛宝钗明明是知情的，却赶紧采取了不介入政策：“笑着摇手儿说道：‘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为药方作个证，原本牵涉不到什么利害关系，但就在这样的小事上，薛宝钗也念念不忘明哲保身，奉行中庸之道。由小见大，不是可以推见薛宝钗那副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与人无争，圆滑处世的中庸相了吗？不过，说调和、折衷，还仅仅是说了中庸之道的一面。象那心如枯并一心守节的寡妇李纨、处处怕得罪人的“懦小姐”迎春，其实只不过是学了点“中庸之道”的皮毛。深知中庸之道三昧的薛宝钗就不是这样，她反对明争，却很会暗斗。
    《红楼梦》着重写了没落地主阶级中正统派与叛逆者的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薛宝钗的中庸之道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在贾府，贾宝玉是使统治者最感头痛的叛逆者。他身为贾府继承人，却不愿继承反动家族的衣钵，却反而把这个反动家族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作为亵读的对象。他骂热衷孔孟之道的人是“禄蠹”；骂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是“杜撰”；甚至“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道德最高信条，也被他轻蔑地称为“胡闹”。为了使贾宝玉改变立场，贾府的统治者们费尽了心机。贾政用的是高压手段，动不动就骂“畜生”、“该死的奴才”、“权出去”！骂而无效，继之以打。第三十三回，贾政为了“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竟然亲自抡起大板子朝贾宝玉狠命毒打。但是，纵然打得再凶，却收不到一点效果。桀骜不驯的贾宝玉对林黛玉发誓道：“死了，也是情愿的！”这时，薛宝钗的中庸之道的软刀子可就出来显威风了。她对贾政与贾宝玉双方，表面上采取的是刀切豆腐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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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的姿态，那一方面也不得罪。薛宝钗明明是一个反动地主阶级的卫道士，但她不仅跟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称姊道弟，并且帮着贾宝玉抄楷书蒙混贾政的考试。但就在这种耳鬓厮混的气氛下，她有目的、有计划地用孔孟之道去毒害贾宝玉，诱使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为此，虽然她屡屡在贾宝玉面前碰钉子，被骂做“国贼禄鬼”，甚至要下逐客令撵她，但她却脸皮甚厚，过后“照旧一样”，拿定主意用柔情蜜意的水磨功夫来磨掉贾宝玉的叛逆性子。那次贾政毒打宝玉后，薛宝钗马上赶去，对贾宝玉来了个“猫哭老鼠”，“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这一次，贾宝玉在薛宝钗的眼泪面前竟“心中感动”，跟她推心置腹地细谈起来。同一个贾宝玉，对贾政的卫道者面目能够一眼看穿，但对薛宝钗却不免要受骗上当。这就证明了薛宝钗起到了贾政这个面目狰狞的孔门恶狗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说，薛宝钗在进攻她那“金玉姻缘”的对象贾宝玉时，还不得不有所顾忌，那她对贾府的其他叛逆者可就毒辣透了。她的矛头，首先是对准贾府的另一个叛逆者一一林黛玉的。在一次螃蟹宴上，林黛玉借蟹咏怀：“铁甲长戈死未志，堆盘色相喜先尝”，“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她作为一个叛逆者，赞美的是螃蟹的身死猛志在的斗争气概。薛宝钗这个卫道士却马上尾随而至，咏什么：“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这不分明是在指桑骂槐，对蟹骂人，骂叛逆若横冲直撞，将不得好死吗？两者的立场如此对立，可薛宝钗对林黛玉的表面态度却是妹妹长、妹妹短，比谁都热情，即使林黛玉反唇相讥，也仍是面不改色，不改其态。尤其是当她发现了林黛玉曾经读过反礼教的《牡丹亭》的时候，自认为抓住了把柄，先是逼得林黛玉“满脸飞红，满口央告”，转眼竟充当林黛玉的保护人，说：“你当我是谁”，拍胸脯担保不会泄密。又打又拉，林黛玉从此被骗进了圈套，以致对薛宝钗说出了这样的糊涂话：“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哪里想到，“待人极好的”薛宝钗，正是日后拆散宝黛叛逆联盟、逼死林黛玉的一名凶手！中庸主义者薛宝钗毒害了贾宝玉，又害死了林黛玉，至此人们看明白了：中庸之道标榜的什么“执其两端扣其中”、什么“不偏不倚”全是假的，真的是“中庸”不中，真的是有偏有倚！倒是孔老二那句“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够得上是老实话：中庸之道并不是抽象地对一切矛盾都搞折衷，而是一切以“礼”即反动阶级的统治利益为标准来搞折衷。中庸主义者竭力要保持旧事物的矛盾统一体，把矛盾对立的双方折衷起来，为的是要保持旧质的稳定性，这也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中”。徜若谁背离了他们这个“中”，中庸主义者便不讲折衷，便要向你进攻。中庸之道就是这样一种否定社会革命，主张保守，主张倒退的反动哲学！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一伙不是大讲“中庸之道…合理”吗？说穿了，也就是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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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道适合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而中庸之道的秘诀在于，它给反动顽固的本质披上了一件超阶级的折衷主义的外衣。正如列宁曾经揭露的：“‘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
    中庸之道既有如此妙用，薛宝钗当然对它是须臾不离身的了。且不说在大观园主子的连年内战中，薜宝钗要用中庸之道来退则保全身家性命，进则斩将夺旗。在对付被统治阶级的时候，更是离不了她这个护身的法宝。
    大观园里的丫环、家奴的反抗是很激烈的，它时时刻刻使主子们不得安宁。“煎心日日复年年”，连“少说有着一万心眼子”的王熙凤也感到无法对付。但是，难对付，也得对付。于是，王熙凤的办法是弹压政策。别说一般家奴动辄扣工钱、吃板子，连那个忠心耿耿服待了贾府几代主子、“颇有体面”的焦大，也只因给贾府提了几条意见，就被王熙凤下令塞了一嘴马粪。这种法西斯作风，火上浇油，使大观园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不可开交。奴隶加剧造反，上司颇为不满，王熙凤最后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一里外不是人”。在这时，薛宝钗的中庸之道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她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调和矛盾，她最得意的手笔，则是在“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这一回。贾探春推行她的“新经济体制”，把大观园的花草树木包给老妈子自负盈亏，横算竖算，要老妈子缴这个钱缴那个钱，已经算到每年四百两银子还不满足。薛宝钗则提出要适可而止：老妈子“虽然还有敷余，但他们既辛苦了一年，也叫他们剩些，贴补自家”。又叫照理园子获得好处的老妈子们每年“拿出若干吊钱来”，跟不管园子的老妈子来个利益均分。这一来，薛宝钗的“小惠”就得到很多老妈子的欢呼。可是，这些受尽压榨的奴才未免欢呼得太早了。薛宝钗在行小惠之后说：“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的是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得谨谨慎慎的”。这不就道出了要用“小惠”来换取奴隶的甘心受宰割吗？而当王夫人逼死大丫环金钏，感到难以处置时，薛宝钗说：“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这里，“小惠”又成了掩盖吃人统治的遮羞布！可见，薛宝钗“小惠全大体”的花招，归根到底还是“全”了大观园血腥统治的“大体”。无论是薜宝钗的“小惠全大体”，还是她整治林黛玉的阴谋诡计，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中庸之道所竭力维护的反动地主阶级的专政。薛宝钗用中庸主义掩盖这种反动专政吃人的实质，与古往今来孔孟之徒搞的什么“仁政”、“礼治”之类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不是拚命在那里吹嘘孔老二的“仁政”，胡说中庸之道是“博爱”、“人道主义”吗？它们的走狗林彪一伙不是也侈谈要搞“仁政”、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吗？可是请看一看薛宝钗实行的这一套吧。什么“爱”，什么“仁”，不过是表面上大讲爱人，造成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利益的假象。几千年来，死于这种无形屠刀下的中国人民，几不能以万数计。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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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妄图要我们重受这把无形屠刀的宰割，办不到！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这个野心家最后是青云直上了。而把她送上青云的这股好风，不是别的，正是中庸之道。贾母和王夫人等屡次啧啧称道薛宝钗“性格儿温厚和平”，是“百里挑一”。他们娶媳妇的标准更是讲“性格”：“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什么好“性格”，说穿了就是“三从四德”的别名。就因为这样，当王熙凤告病，大观园需要“换马”的时候，薛宝钗虽是寄居的亲戚，却被选进了“三驾马车”的领导班子。其实，“三驾马车”中，李纨只知明哲保身，是挂个名的；探春虽说精明强千，却是待嫁的女儿，好景不长；贾府主子真正准备托以“继绝世”重任的，只是薛宝钗。果然，后来薛宝钗又被选上了“宝二奶奶”的座位，成了贾府一员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薛宝钗的青云直上，说明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贾府主子们是多么需要中庸之道来维持它们的统治啊！鲁迅说得好：反动派拚命搞中庸之道的根源“其实乃是卑怯”。任何反动统治阶级总是要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的，但反动阶级嘴上却不敢这么讲，却要崇奉调和矛盾的“中庸”。这就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纸老虎了，已经“卑怯”而没有力量了，所以在强大的革命浪潮面前只好用“中庸”来平息革命人民的进攻，用“中庸”来掩盖自己的反攻。《红楼梦》中，搞霸道的王熙凤下台了，搞王道的薛宝钗上台了，从表面上看是王熙凤告病退休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实际上却是反映了贾府由“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转化为“内囊尽上来了”的破落户时的必然需要。
    贾府是这样，一切反动阶级也都是这样。今天由于在我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国反动资产阶级是特别虚弱的，也就特别需要中庸之道来搞反革命活动。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一伙那样起劲地大讲中庸之道，对薛宝钗十分欣赏，这决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地表达了处于失败地位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当然，中庸之道终究要破产，历史潮流终究不可抗拒，但是反动派的中庸之道总是起着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作用，革命人民必须群起而攻之。
    小说中，叛逆者贾宝玉曾经被薛宝钗用中庸之道蒙蔽过，但在血的教训面前，他终于识破了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起来斗争了，以致薛宝钗的帮凶花袭人惊呼：“他竟不象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一点情意也没有；后来待二奶奶（薛宝钗）更生厌烦”。什么“一点情意也没有”，反动派要叛逆者讲“情意”，就是要叛逆者听信中庸之道，调和矛盾，放弃斗争。真正的革命者是讲辩证法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只有反对中庸之道，揭露事物的矛盾，促成事物通过斗争向对立面转化，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这个斗争哲学，反动派害怕了。它们越是害怕，我们越是坚持。让阶级敌人在我们的伟大进军面前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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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薩传
    司徒伟智
    凡是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人，都知道德国有个机会主义头子叫拉萨尔。这个曾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风云一时的人物，究竟底细如何？看来倒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利欲熏心的少年
    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在普鲁士①边境城镇布勒斯劳的一个丝绸商家里，斐迪南·拉萨尔出世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精通生财之道的老板，拉萨尔从小就对他无比的敬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少年拉萨尔学得了资产阶级的全套本领，并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拉萨尔在上中小学时，他的父亲起初是颇以儿子的天资聪颖而自得的。拉萨尔平时尽管成天跟一批纨绔子弟鬼混，骗钱挥霍，读黄色书，寻衅打架，一点不把读书放在心上，然而拿回家的学习成绩单总是分数很高。因而，他父亲也就乐得不去过问了。但有一天终于拆穿了西洋镜，原来拉萨尔为了骗取父母的夸奖，经常伪造成绩单，自己动手涂掉了老师批下的坏分数，给自己批上了一个又一个好分数。这一下可气得老拉萨尔又是哭又是骂，眼泪鼻涕掉了-一大把。自此以后，拉萨尔倒变得比较认真读书了，不过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在一八四○年进入了德国来比锡的一所商业学校，这所学校专门传授
    一整套盘剥生财的学问，很合拉萨尔的胃口。在这里，他关起门来死读书，得到了好分数。他满心高兴，觉得从此可以发财有道、终身有靠了。
    不过，拉萨尔一接触到社会现实，他这雄心勃勃的兴致就象掉进冰窖似的，一下子变得透心凉。当时的德国社会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拉萨尔的家族又属于犹太民族，尤其受到歧视，他想出人头地可没那么容易！碰了一连串钉子的结果，拉萨尔变得愤愤不平了，很有点革命党的派头了。他认识到这个现存社会容不得他发财致富，他要出头就得弃商从政，改变现存社会。他在日记中叫嚷：我如果出身在贵族阶级，“我
    ①普鲁士是当时德意志邦联最大的邦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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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是彻头彻尾的贵族，而今我不过是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因而我将是当代的民主主义者了。”他还无耻地自供：“对这件事仔细加以观察，就会发觉，我简直是个利己主义者。”正是怀着一颗入股分红的利已主义野心，拉萨尔到革命队伍中找出路来了。一八四一年秋，拉萨尔进了大学。在资产阶级思潮泛滥的高等学府，拉萨尔形成了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并东抄西偷，七拼八凑，提出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俨然成了一个“革命者”。后来，当他发觉凭自己的身世地位很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出头的时候，又投机工人运动，混迹于工人队伍之中，给自已的资产阶级货色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
    拉萨尔是个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者。他一边在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一边仍在打个人的小算盘。他拜倒在各种显贵和名人的脚下，最后投靠上资产阶级大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拉萨尔一见到洪堡，就投其所好，又是恭维，又是吹牛，肉麻得不得了。洪堡此人很反动，当时正在策划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而对拉萨尔这个资产阶级浪荡子却一见如故，吹捧他是“神童”，到处替他作广告，使拉萨尔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了点小名气。但是，拉萨尔并不以此满足。他削尖脑袋想摆脱自己的低下的身份，挤进有钱有势的贵族行列。一八四四年，当他由洪堡介绍到法国巴黎学习时，马上趁在外国人生地疏的好机会，改名换姓，把自己的姓一-一Lassal之后加上了一个法语音节“Ie”,想以此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可惜，贵族阶级不赏脸，他们看穿了拉萨尔的花招，对此嗤之以鼻，仍然称呼他是“傻头傻脑的犹太年轻人”，“衣料店的小伙计”，使拉萨尔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拉萨尔对这一段见不得人的经历是讳莫如深的。他在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竟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从一八四○年起便是一个革命者，从一八四三年起便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这可真是一个廉价的“革命者”！
    初次“革命”
    一八四六年，二十一岁的拉萨尔从巴黎回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
    此刻，柏林正在紧锣密鼓地闹着一出活剧：大贵族哈茨费尔特伯爵另有新欢，要求与他的妻子离婚。伯爵夫人却坚持要分享到财产才肯离婚。双方为了一笔离婚金，一时争执不下，就打起官司来。拉萨尔看准机会，马上托人结识了伯爵夫人，包揽了这一案件，表示要为伯爵夫人伸冤。他知道这场官司油水很足，只要帮伯爵夫人争得了巨额离婚金，就少不了他拉萨尔的份。何况，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是桩影响大而又不会触犯反动统治者的买卖，正适合作拉萨尔的“革命”壮举。
    本来，这个案件不过是贵族家庭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为了争肉骨头而引起的争吵。但拉萨尔却危言耸听，竭力把伯爵夫人的起诉渲染成一场莫大的“政治事件”，一场反对国家上层特权的“革命斗争”。他还荒唐地把“无产者”的地位来和伯爵夫人的处境相比。言下之意，既然伯爵夫人是“无产者”，为伯爵夫人打抱不平的拉萨尔就是“无产者”的救世主了。自称是工人领袖的拉萨尔，前后竟花掉八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里打官司，多次违法被捕，为争夺伯爵夫人的一笔离婚金而不惜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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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们终于逐步看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拉萨尔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没有一点点“革命”的“无产者”味道，而是完全拜倒在德意志贵族法律的脚下，甚至不惜大要反动阶级那套流氓手段。其中闹得最著名的是“首饰匣案”。一八四六年夏，拉萨尔收买了两个走卒去哈茨费尔特伯爵的情妇那里偷窃有关文据，说这是替伯爵夫人帮忙的重要法律证据。可是，当这两个走卒把估计装有文据的首饰匣偷到手后，却被警察侦破了。作为盗窃的教峻若，拉萨尔在一八四八年二月被逮捕，押解至德国科伦法庭准备判重刑，吓得他叫苦不迭，成天在狱吏面前低头哈腰，摆出了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幸亏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德国三月革命①爆发了，德国反动当局应付眼前的危急局势还来不及，对“首饰匣案”这类贵族内部的争吵就只得眼开眼闭了。同年八月，科伦法庭将案子草草了事。这下子，拉萨尔却抓住机会不放了。他看到法庭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人头簇簇，便赶紧将弯了好久的腰挺直，挺胸凸肚地跨上讲席，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伯爵夫人案大吹了一通。他为了遮掩自己包揽诉讼的目的，竭力解释自己替伯爵夫人抱不平是“一个善于游泳者看见了一个人陷在波涛汹涌的急流中”而加以援救，标榜自己是“不自私的，有热忱的，和肯牺牲的”伟人。他吹嘘了整整七天，最后一天-一口气吹了六个小时，唾沫星子把尖削的下巴和嘴唇上的小八字胡都给沾满了。
    目的一达到，他就象个英雄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乘上马车，鞭子“啪”的一扬，直驶他的住地一杜塞尔多夫而去。到了杜塞尔多夫，那里的一些走卒和受蒙蔽的群众用欢呼来欢迎他。拉萨尔也受之无愧，活象个凯旋归来的壮士，骑上了大洋马，在走卒们的簇拥下，把整座城市游了个遍。
    在三月革命的洪流中
    德国三月革命的爆发把原来流亡在国外的革命儿女纷纷召唤了回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四月秘密回到德国，选择了莱茵区的科伦市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六月，他们主办的《新莱茵报》出版了，它成为团结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指导革命进程的一面旗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如火如茶，反动派节节败退。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面对此情此景，刚出狱的拉萨尔不免惊愕了：“行情变得好快！”他那狡黠的眼珠转了两转，马上感到这是个好机会，摇身一变，雄赳赳地投进了斗争的浪潮。他凭仗着过去的那点小名气和翻云覆雨的政客手腕，成了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市的民主派“领袖”。他还同《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宣布加入《新莱茵报》团体，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马克思。他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到处散布“不久将爆发斗争”、“这一次我们定将胜利”之类的大话。
    ①德国三月草命以1848年3月13日的维也纳起义与3月18日的柏林起义为标忘，最后在1849年6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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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透过拉萨尔那些“左”得可爱的词句，可以看出他在工人运动中采取的路线和策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那一套货色，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右翼，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德国三月革命是一场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三月革命前夕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因为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克服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从而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充分地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热情地引导工人群众投入三月革命。而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原则，不断地揭露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动摇，把广大农民和革命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好充分准备。而拉萨尔在与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的时候，却背弃了原则。他根本不把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却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盯住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由资产者组成的毫无骨气的国民议会身上，甚至要广大工农跟他一起向国民议会“宣誓效忠”。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新莱茵报》一再强调，要在三月革命基础上继续革命，指出：只有当人民不满足于三月十八日的结果，而且还要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石时，那么民主革命才能达到胜利的结局。可是，拉萨尔表面上气壮如牛地攻击普鲁士王朝，实际上却胆小如鼠，根本不敢提推翻普鲁士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他的“革命”要求，始终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警告、批评，并没有使它们改弦更张。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群软骨虫！在它们的动摇和叛卖下，普鲁士封建贵族终于全面反扑了。一八四八年
    十一月，国王派军队驱散国民议会，公开施行白色恐怖。事隔不久，拉萨尔由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攻击了普鲁士王朝，反动当局在第二天将他抓起来投进了监牢。拉萨尔在监牢里后悔得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刻，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战斗的檄文，声援拉萨尔，谴责反动当局的暴行，但拉萨尔却象一只戳破了的皮球，再也鼓不起气来了，满嘴的革命词句也一下子消失了。相反，他厚着脸皮向反动当局告饶，请求准予他在监牢里继续写诉讼文章，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
    悲观颓废的“莫希干人”
    当拉萨尔在一八五○年初出狱的时候，德国三月革命已经整个地失败了。封建贵族重新神气活现地坐上王位，用接二连三的反攻倒算来打击工人阶级。白色恐怖所及之处，《新莱茵报》被封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了，他们领导的共产主义若同盟被迫解散了，大批先进的工人及其领导者重新流亡国外。这时，马克思来到英国的伦敦，恩格斯则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们充分利用这段革命低潮时期，认真总结革命经验，从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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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工人阶级，满怀信心地迎接必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拉萨尔却完全相反。他脚踏两头船：当革命顺利的时候，他在“革命”这只船上踩得重
    一点，俨然是个革命者；当革命失利的时候，他就在“非革命”这只船上踩得重一·点，变成个反动阶级的顺民了。他出狱后留在国内，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他坚持革命的立场，可他却对革命表示完全失望，声称作为一个革命若，自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①，认为革命是从此一去不复返的了。他把革命活动当作扎手的刺猬，避之唯恐不及，而倾全力张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企图以此向反动阶级证明自己的驯顺。
    皇天不负苦心人。拉萨尔为伯爵夫人的离婚案又奔波了四年，案子终于在一八五四年夏天以伯爵夫人胜诉而宣告了结。伯爵夫人赢得了一笔巨大的离婚金，拉萨尔则从她手中分到每年七千塔勒的优厚年金，从此财运亨通，过起贵族绅士的奢侈生活来。他不仅和比他大二十岁的伯爵夫人明为母子、实为夫妻地成天厮混，并且出入上层社会的酒宴舞会，跟那些贵夫人富小姐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恋爱”丑刷，过着糜烂不堪的享乐生活。对此，他无耻地用一句“格言”来解嘲：
    “人的最大的特点，最适意的事，就是他能够表示忠诚，坚持友谊。”
    尤为恶劣的是，他还常常打出“党”的旗号，诈骗工人的财物，利用工人的力量去为他个人服务。一八五六年，拉萨尔住地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代表去伦敦，向马克思愤怒控告拉萨尔的种种丑行。马克思一方面根据工人的控告加深了对拉萨尔的警惕，一方面认为“暂时不要宣扬出去”，积极争取拉萨尔改正错误。在这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写信给拉萨尔，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但拉萨尔这个浪子是决意不回头的了。表面上，他虚伪地辩白自己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实际行动上却毫不收敛。一八五五年，他为了迁进柏林这个闹市去过糜烂生活，写信给柏林警察局长，卑躬屈膝地进行恳求。进入柏林后，有一次他在大街上为了跟一个普鲁士军官争出风头，竟当场捋起袖管，大打出手，双方都打得鼻青眼肿，还差一点要举行决斗。幸亏马克思及时阻止他，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为了这事，柏林警察局要驱逐他，吓得他又赶忙上书普鲁士王子，苦苦哀求，丢尽了脸。
    如此“社会主义恩想”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经过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冲击，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已经不可能完全维持不变了，而越来越需要向大资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到了五十年代末，普鲁士王室出于控制财政、维护统治的需要，又答应了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软骨头的德国资产阶级马上报之以狂热拥护，欢呼“自由主义新纪元”的来临。在这种气侯下，拉萨尔又神气起来了，他大量地著书立说，吹嘘自己要来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思想”了。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①莫希干人是原来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后被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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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五六年，他在柏林发表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这本书受到了柏林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一致欢迎，拉萨尔洋洋得意地声称这本书使他“驰名柏林”。而实际上，这本书所以受欢迎，完全是因为它在论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中贯穿着一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路线，迎合了反动阶级的口味。马克思揭露这本书：“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老年黑格尔派和语文学家们发现在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身上居然有这样古老的气质，实际上一定是感到高兴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是在向反动的德国社会“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鞠躬致敬”。果然，自此以后，拉萨尔用以向反动的德国社会“奉承和致敬”的毒草作品一本接
    一本地出笼了。
    第二年初，他抛出了文学历史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这个剧本主要是歌颂了
    十六世纪骑士领袖济金根领导的骑士阶级反封建诸侯运动。但剧本不是揭示骑士阶级没落的经济地位必然导致运动的失败，而把运动的失败仅仅归之于济金根的“失策”、“狡诈”，这完全是在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而且，拉萨尔是要用济金根反诸侯运动的失败来说明德国三月革命的失败原因，这就等于是在给德国资产阶级的出卖革命开脱罪责了。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剧本还把古代反封建运动只当作骑士阶级的事，根本无视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剧本后，分别写信批评拉萨尔，指出济金根的灭亡原因“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的骑士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能联合城市平民特别是农民，去进行坚决有力的反封建斗争，而只能势孤力单，沦于破产。拉萨尔顽固地拒绝了批评。他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恶毒地说：农民战争“归根到底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这种把农民当作反动派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即遭到了马克思的驳斥。
    与此同时，在德意志统一的道路问题上又掀起了一场辩论。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束割据、统一国家已成了当务之急。怎样来统一呢？这在当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即或者是通过革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或若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巩固普鲁士地主阶级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走前一条道路。一八五九年春天，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拿破仑第三的法国伙同意大利向德意志邦联的奥地利王国开火，三国战争爆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打击拿破仑第三，使法国在战争中失败，这样也就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沙皇俄国。只有挫败它们，才能使意大利和法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才能使德意志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为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意志奠定基础。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及马克思的一些文章表述了这些看法。《波河与莱茵河》实质上是他们的共同宣言。马克思想让这部书尽快在德意志传播，就吩咐在国内的拉萨尔设法出版。拉萨尔表面上同意了，但他有意拖延该书的出版，同时用假名匆匆写了一本唱反调的小册子《意大利的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本书认为走革命的统一德意志道路是不可能的，主张由普鲁士王朝战争来统一德意志。拉萨尔要求普鲁士同法国结盟打败奥地利来实现统一。他甚至向国王表示，一旦政府接受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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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愿效犬马之劳。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指出，拉萨尔的主张实际上是背叛了无产阶级。进入六十年代后，拉萨尔又写了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所谓“学术巨著”《既得权利体系》，集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希特的折衷主义之类货色。
    一个狡猾的政治骗子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反动派对于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施出了最凶恶的手段来“围剿”。拉萨尔则自觉地充当了这种“围剿”的帮凶。
    一八五九年，在马克思的流亡地伦敦，一个从拿破仑第三那里领取津贴的德国狗腿子卡尔·福格特混进了革命的流亡者队伍。他大力宣传为拿破仑法国的侵略政策辩护的谬论，反对经过革命道路来实现德意志统一。当马克思揭露了他的反动真面目后，他竟恶毒造谣攻击马克思及其领导下的先进工人是诈骗集团，妄图在工人队伍中制造分裂。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拉萨尔完全站在福格特一边。他指责道：如果马克思手里没有其他证据，就应当收回对福格特的指责。他还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面孔，劝告马克思说：必须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那些肆无忌惮地和不公正地进攻的人。一八六○年，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这部著名著作，使福格特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无遗。这时，狡猾的拉萨尔又老着脸皮，虚情假意地说：马克思断定福格特卖身投靠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切方面都十分出色”。舌头是软的，拐弯可真是快啊！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德意志工人队伍迅速地扩大了，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在革命理论指导下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工人阶级还处于比较分散、不成熟的地位，加上反动统治阶级严格禁止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销行，因而在六十年代初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拉萨尔社会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趁此机会得到了流行。
    拉萨尔是一个善于招摇撞骗的政治骗子。他以“老革命”的身份，抛出了他的《工人纲领》等小册子，竭力贩卖机会主义黑货。当一些工人组织向拉萨尔提出了参加领导的邀请后，拉萨尔就在通信中编造自己“献身于工人事业”的“革命”经历来骗人，并在一八六三年三月一日发表了他的纲领性文件《公开复信一致筹备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此后，他的机会主义纲领便愈来愈完整、愈来愈系统了。拉萨尔的脸皮很厚，他为了抬高他所炮制的反动纲领的身价，到处自吹自擂，吹捧自己“不辞劳苦，不畏失眠，发布一些内容丰富的著作”，而在他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中，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没有一行是不经过严格的科学的思考的”。
    自己吹了不够，还要别人帮着吹。有一次，拉萨尔找到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请求他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弗莱里格拉特问。拉萨尔含蓄地说：“就写一首诗来歌颂歌颂新的工人运动吧。”弗莱里格拉特一转念：“那不就是要我写诗歌颂拉萨尔吗！”马上表示拒绝。拉萨尔请不动弗莱里格拉特，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在他的收买下，一些下流诗人向工人群众大量奉送这类肉麻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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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你这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来呀，不要再让自己作无谓的回忆：这里站着一个人，为着你的幸福，已经开山劈路，使你准备进击！…这个人民之友就是斐迪南·拉萨尔！”“劳动的成果由您们自己处置，农产物为您们开花结实，
    哦，远远地传入每只耳朵的言词，就出自这个大丈夫斐迪南·拉萨尔。”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来比锡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上，拉萨尔压制了工人代表中的反对派，当上了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客观上有助于一部分德意志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而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但是，拉萨尔蓄意抵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发行，象贼一样害怕马克思主义的阳光照进工人联合会，千方百计把联合会引向邪路。同时，他死乞白赖地恳求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名人”加入工人联合会，不惜出让大权，奉送要职。这样，就使全德工人联合会从政治上到组织上都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拉萨尔纲领
    拉萨尔把他的机会主义纲领吹得很玄，但拆穿了看，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些老祖宗那儿批发来的。
    他的经济纲领是建立在所谓“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的。拉萨尔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无需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要建立起“工人生产合作社”，就可以“使工人阶级变成独立的企业主”。这种主张掩盖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子。而工人如果没钱办这种合作社呢？那么，可以向仁慈的国家求乞借贷。有了这种国家贷款、工人卖命的合作社，据说就会使工人阶级摆脱贫困！马克思尖锐地讽刺道：“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拉萨尔的政治纲领是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普选权”是拉萨尔手中的一根神奇的魔杖：只要工人阶级有了普选权，反动的德意志国家就会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国家如果不愿给工人合作社贷款怎么办？拉萨尔说：不要紧，只要工人阶级向国家当局争取到普选权就好办。这样，在议会斗争中就能取得多数票，就能“保证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得到充分的代表”，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机器自然也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种“普选权”在当时的美国、瑞士等国都已经实现了，它压根儿不能改变这些国家机器的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不过是给这种剥削涂上了
    一层哄骗工人的美丽色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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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尔提出了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反动谬论。他根本不承认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的根本的天生的职能。”由此出发，拉萨尔否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他认为，只要实现了普选权，反动的德意志国家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无产阶级就能统治国家，而“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全民的统治”。
    此外，拉萨尔还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①推导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是无法改变的，以此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耍弄极“左”的词句，攻击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是这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杂凑成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还在拉萨尔准备鼓吹机会主义纲领的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在伦敦就曾经批评过拉萨尔。而当拉萨尔执迷不悟地全面鼓吹机会主义纲领的时候，马克思就毅然地跟他决裂了。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一再地批判了拉萨尔的纲领，并点出拉萨尔的个人野心是：“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
    历史的辩证法是严峻的。拉萨尔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地、普遍地从工人中得到拥护者。当时，拉萨尔及其喽罗曾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推销这套纲领，可硬是打不开销路。有一次，拉萨尔分子为了在一个工人大会上通过他们的那套反动货色，在举手表决时竟策划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将双手一起高举。这个奥秘马上被发觉了。反对派群众要求大会必须允许两派都举双手，结果在哄堂大笑中通过了这个决议，拉萨尔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一条被唾弃的走狗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拉萨尔为了推销“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拉萨尔的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他只能把实现纲领的希望寄托在当权的普鲁士贵族身上。
    拉萨尔名为工人运动“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却活象一条普鲁士贵族的走狗。他对普鲁士贵族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反革命刽子手、“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十分崇敬”，阿谀奉承，吹捧唯恐不至。从一八六三年开始，拉萨尔进一步用攻击贵族地主的对头一资产阶
    ①马尔萨斯(1766一1834年)，英国人。他胡说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1,2,4,8，…)，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1,2,3,4，…)，这样，他就把由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制度造成的人民贫困，都推诿到人口增长太快的原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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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进步党的方式，来讨好俾斯麦和封建王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这样恭维说：“俾斯麦是一个大丈夫，而进步党是一群老太婆”。最有趣的是在一次拉萨尔的演说会上，当群众起来反对时，拉萨尔预先安排好的两名工人挥拳上阵，大打出手，打伤了好几个人，结果被警察局判了四个月徒刑。这时，拉萨尔竟建议他们向国王请求恩赦。谁知这两名工人尽管受了蒙蔽，却坚决拒绝拉萨尔的建议，表示即使判四年徒刑，也决不向国王乞求恩典。拉萨尔好不尴尬，只得耸耸肩膀作罢。
    对拉萨尔的暗送秋波，俾斯麦开始表示不屑理睬。后来经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
    一些反动家伙的多番游说，他才有点心动了，拉萨尔也才总算能够跨进了俾斯麦的门槛。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俾斯麦给拉萨尔写了一张条子，召他去商谈“劳动问题”，拉萨尔第二天就急忙梳妆打扮赶去拜见了。在戒备森严的俾斯麦官邸里，受宠若惊的拉萨尔连走起路来也好象矮了三分，完全是道道地地的一副奴才相。自此以后，一直到一八六四年夏，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了好多信，秘密谒见俾斯麦达十几次。至于要求谒见而不得获准的次数就更多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始终对外声称是在利用俾斯麦。有一次，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由于不了解底细，好心好意地劝拉萨尔要对俾斯麦多加警惕，拉萨尔就矢口抵赖道：“呸，我与冯·俾斯麦先生同吃樱桃，但他得到的是樱桃核。”
    究竟是谁在吃樱桃核？过了六十年，从普鲁士内阁的一宗未经分类的旧档案中发现：拉萨尔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现状和计划全部告诉了俾斯麦。他还劝说俾斯麦施行普选权，说实施了普选权，王朝就能得到工人的拥护。拉萨尔还向俾斯麦保证他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他的叛卖行为证明了他已彻底堕落成为普鲁士王朝的一条小走狗了。
    拉萨尔在卖身投靠德国统治阶级后，满以为这下子机会主义纲领可以实施，有一阵曾好不得意！可是，伴随幻想而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德意志贵族地主阶级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它奢望的是控制工人队伍，至于要它主动给予工人以“普选权”，那就绝对办不到了。同时，拉萨尔为了装出“工人领袖”的派头，对贵族地主阶级要搞小骂大帮忙的把戏，而贵族地主阶级则连“小骂”也不容许。当拉萨尔在与资产级进步党论战时，封建党派的报纸就常常从旁边给他一记冷拳，指责他进行反对国家和社会的鼓动。反动当局还利用拉萨尔的一些小册子中的话，接二连三地对拉萨尔发起图谋叛国、毁谤君主政体的控告，最后在一八六四年六月，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处拉萨尔以六个月的徒刑。拉萨尔心目中的主子俾斯麦对此却袖手旁观，连一句帮忙的话都不肯讲。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拉萨尔这一回再也无计可施了。闭庭时，垂头丧气的拉萨尔以“我已经不是年青人了”的话来结束自己的辩护词，只差一点就要跪下来告饶了。
    拉萨尔之死
    拉萨尔的纲领遭到了工人阶级的唾弃。尽管拉萨尔及其喽罗施出一切法宝来扩展队伍，但全德工人联合会始终只控制着象流沙一样极不稳定的少数会员，全国各个分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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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加起来通常只能保持一千名左右。拉萨尔气得大骂工人“愚昧”、“麻木”，大有“知我者，二三子”的感慨。联合会内部更是危机深重，许多提高了觉悟的工人纷纷起来造反。加上拉萨尔只顾自己花天酒地，不愿捐钱给联合会过日子，弄得他的喽罗也大骂他“吝啬”。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八六四年七月拉萨尔拔腿跑出了德国，既摆脱了麻烦的工人联合会，又躲掉了可怕的六个月徒刑。他来到了瑞士中部的风景区里吉一卡尔特巴德。
    在这里，他又与一个德意志官僚的女儿海伦·冯·德尼格斯热恋上了。由于政治投机的失败，拉萨尔现在成了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这个贵族小姐身上，并提出马上要结婚。但由于拉萨尔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曖昧关系，名声很臭，德尼格斯的父母拒绝了这门婚事。当德尼格斯在拉萨尔陪同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三日来到父母的住地日内瓦后，旋即被父母关在房子里，不准再与拉萨尔见面。当晚，德尼格斯潜逃到拉萨尔的住处，要求与拉萨尔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拉萨尔唯恐触怒德意志的反动统治阶级，他犹豫再三，竞逼迫着把德尼格斯送回了家。德尼格斯大失所望，在父母劝说下，也提出要与拉萨尔绝交，而与原来的未婚夫恢复了关系。这下，拉萨尔可绝望了，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竟这样无耻地说道：
    “两日以来，我差不多利用每一刻闲暇时间来号哭…我只知道一桩事，就是必须获得海伦。工人联合会，政治，科学，以及监狱一一想及获得海伦，则这些事情在我的心中是绝对无光的。”
    他接着又写信要挟德尼格斯，什么“我写此信给你，死字拥上我的心头了”，“海伦，我的命运是悬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如果用这种使我无从挽回的险恶的背叛来毁灭我，那我的败运可以反响到你的身上，我诅咒你一直达到你的坟墓为止”。甚至左求大臣，右托教士，请他们帮忙作媒，促成婚事。但一切努力最后全是白费心机。拉萨尔狗急跳墙，竟提出要与德尼格斯的父亲或未婚夫决斗。德尼格斯的未婚夫拉可维兹是一个把决斗看成是家常便饭的大流氓，他胸有成竹地应了战。八月二十八日举行决斗，结果拉萨尔腹部中弹重伤，挣扎到八月三十一日死去。拉萨尔之死，是他叛变革命、颓废堕落的必然结果。
    拉萨尔死了，但拉萨尔的思想没有因而带进棺材。在接到拉萨尔的死讯后，恩格斯马上指出：“他对于我们，在目前是一个很靠不住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仇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继续在毒化工人运动的空气，而拉萨尔的门徒则竭力扩散这种毒气，使当时以至后来的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种种“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合作”的怪论。空气必须澄清，党必须洗清拉萨尔的遗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后的儿十年间，坚决领导工人阶级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判，最集中的就是
    一八七五年批判《哥达纲领》的这场战斗。正是在这场战斗的烈火中，诞生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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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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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期
    总第十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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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女欣建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印刷
    代号：4-192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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