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txt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间题》
    上海人方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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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书号：417177定价：0.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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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一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编写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工农兵学员
    上海人A女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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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
    一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被森幸政格经济季余爨等贵编号
    上海人A: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所孝幸在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K10921/32印张3,125字数64,000
    1978年7月第1版1976年7月第1次印卧统一书号：417177定价：0.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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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毛主席发出进军号，船台架起万门炮，万炮齐轰邓小平，掀起批修新高潮。
    跨进沪东造船厂的大门，走道两旁革命大批判栏贴满大字报、大标语；从机声隆隆的万匹机试车台旁，到焊花纷飞建造万吨轮的船台上，造船工人口诛笔伐，挥戈上阵，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罪行，'狠狠回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当前，广大职工结合工交战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掀起批邓新高潮，推动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
    工人阶级是批邓的主力军。去年，当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刮起右倾翻案风时，沪东厂的工人就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工人同志说得好：“不管右倾翻案风从哪里刮来，不管是八级还是十二级，我们就是要开顶风船，与修正主义对着干！”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一开始，沪东厂工人立即投入战斗。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鞍钢宪法”，今年二月初，就开始对《条例》进行了批判。通过调查分析、专题批判，广大群众剥下了邓小平的画皮，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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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条例》是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邓小平挥舞着三根鞭子：一根“钢鞭子”，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一根“金鞭子”，搞物质刺激，腐蚀工人队伍；一根“洋鞭子”，鼓吹崇洋迷外，爬行主义。三根鞭子，一个目的，就是要打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砒霜里掺辣椒一一毒辣透顶”。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看清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坚决斗！
    在党中央两个英明决议的鼓舞下，广大职工更加斗志昂扬，对《条例》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写出了一大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厂工人理论组和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一九七六届毕业班的部分工农兵学员，共同战斗，编写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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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要害是搞翻案复辟
    邓小平授意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若干问题》的险恶用心………1
    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一评所谓“工作总纲”……………………………………8
    “加快”到哪里去？
    一评所谓“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15
    一个换班夺权的大阴谋
    一评所谓“整顿领导班子”……
    ………23
    依靠还是镇压？
    一评所谓“依靠工人阶级”……………………30
    大叫“整顿”意在复辟
    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37
    一条无形的锁链
    一评所谓“严格规章制度”……………46
    决不容许重搞“条条专政”
    —一评所谓“两个积极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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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还是“陷阱”？
    一评所谓“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58
    资产阶级法权的忠实卫道士
    一评所谓“按劳分配”………………65
    蜜糖包的砒霜
    一评所谓“关心职工生活”……………………72
    “白专”是修正主义的死胡同
    ——评所谓“又红又专”……………………………80
    折中主义的手法修正主义的嘴脸
    一评所谓“思想方法”………………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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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害是搞翻案复辟
    一邓小平授意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若干问题》的险恶用心
    建国二十多年来，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未停息，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于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授意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公开树起了一面在工业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条例》出笼后，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依照邓小平的意旨，迫不及待地大砍新生事物，打击新生力量，妄图在工业战线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重新推行过去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工人群众气愤地说：“什么‘加快工业发展的问题’，我们看是搞翻案复辟的黑旗！”搞翻案复辟，这就是《条例》的实质。我们剖析一下《条例》出笼的背景，贩卖的货色，玩弄的手法，追溯其根源，看邓小平究竟要把工业发展加快到哪条路上去？！
    《条例》的出笼，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杜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战斗洗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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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人阶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工业学大庆，整个工业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跃进景象。一九七五年二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
    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可是，邓小平却把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算帐翻案；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极端恐惧，百般干扰。毛主席指出：“杜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邓小平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象挖掉了他的命根子，因此再也按捺不住恐惧的心情，疯狂进行反扑。一九七五年五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面杏黄旗一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到处活动，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夏季前后，政治谣言四起，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邓小平到处叫嚷要“整顿”。在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一连提出九个“整顿”，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九根大棒一齐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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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话，要全面整顿，全面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清华大学少数几个人写诬告信，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邓小平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一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拟订《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筹备出版刊物，炮制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各个部门，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安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十分重视工业这块重要的阵地，企图把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一再叫嚷：“企业要整顿，看起来企业问题不少”，“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他不仅在大会讲，小会吹，还直接插手，组织黑班子，亲自授意炮制一个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八月间，就在右倾翻案浊浪滚滚的时候，经过多次修改的《条例》破门而出了。《条例》的出笼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选择出笼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邓小平抛出《条例》，是他右倾翻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妄图利用条例、规章的法定形式，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条例》是在工业战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面黑旗，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条例》的炮制者打着“整顿”的旗号，开了一大堆“治乱纠偏”的处方，声称：《条例》的中心是“解决怎样加快的问题”。造船工人一眼就看穿了毒心，尖锐地指出：邓小平“加快工业发展”是假意，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心。让我们剥下《条例》骗人:的画皮，看看在发展工业以什么为纲，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等问题上，邓小平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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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切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在“纲”上做文章。邓小平在一九
    七五年五月把“三项指示”说成是“一个时期的纲”，到八月又说成是“一切工作的纲”，而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就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指出“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在“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指导下，《条例》闭口不谈工业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谈工厂主要任务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谈“鞍钢宪法”是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在《条例》中所贩卖的完全是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货。
    要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就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决定企业性质、方向、路线的根本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体现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广大革命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可是，邓小平为了推行其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需要，咒骂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软、散、懒”，新干部是“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扬言要对工人阶级“作阶级分析”。邓小平还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种所谓“相对依靠”，实质上是不依靠，反对依靠。他究竟要依靠谁呢？靠的是那些“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党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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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改悔的走资派，靠的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丑恶嘴脸，暴露了邓小平拼凑黑班底，企图换班夺权的阴谋。
    要发展工业生产，必须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参加企业管理，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而邓小平认为加快工业发展，要利用三根鞭子：一根是“钢鞭子”。邓小平提出“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恢复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工人的手脚，使工人重新沦为机器的奴隶。一根是“金鞭子”。邓小平用所渭“反对平均主义”，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用所谓“关心职工生活”，搞物质刺激，腐蚀和分化工人队伍。一根是“洋鞭子”。邓小平打起加快工业发展，采用先进技术的幌子，依赖外援，鼓吹对国外技术要“多引进”，“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完全暴露了邓小平崇洋迷外，企图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附庸的卖国贼的真面目。工人群众一语道破了它的反动实质：“三根鞭子，一个目的，邓小平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破产，被广大群众批得臭不可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要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煞费苦心，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仅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他复辟倒退的勾当，而且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大肆玩弄折中主义的故伎。邓小平用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手法，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一会儿说，“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一会儿又说什么“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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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对的”，兜售唯生产力论黑货。一会儿说“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会儿又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诸如此类折中主义诡辩术，在《条例》中比比皆是。邓小平就是用二元论代替两点论，用均衡论代替重点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以此欺骗群众，偷偷修改马克思主义路线，达到他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邓小平授意炮制《条例》，在工业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
    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过是党的同路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丝毫没有改变，必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建国不久，邓小平就紧跟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确保土地买卖、雇工剥削、借贷和贸易的“四大自由”，蝎力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当我们击退了资产阶级利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卑劣手段破坏国民经济，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后，邓小平却公然为资产阶级辩护，说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有本领…我们不如资产阶级，要到上海去参观他们办的中小型企业。”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工业战线广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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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束缚，破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促进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九
    六○年，毛主席批示了“鞍钢宪法”，指出了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邓小平却胡说什么：“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我们的错误是实际工作中做得过了火，结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工业中问题主要是乱”，要恢复生产秩序，就要“克乱求治”。一
    九六一年他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塞进大量修正主义私货，并说这个条例“有针对性，就是为了专门治乱的。这几年把企业管理搞乱了，就是要把这种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公然对抗“鞍钢宪法”。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风头上认输，承认《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
    一个错误的东西”。一九七五年他重新上台后马上就翻案，说《工业七十条》“还是好的，还可以用，中央又没有废除它”。这就一语道破了天机，说明他亲自授意炮制的《条例》完全是《工业七十条》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可见，邓小平的这条路线，就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他迫不及待地抛出《条例》，其翻案复辟的实质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正当邓小平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正当邓小平为《条例》的出笼大唱颂歌，得意忘形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了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条例》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条例》，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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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一评所谓“工作总纲”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6年3月18一28日>)。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的第一条“工作总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公然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塞进“总纲”，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目的就在于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
    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179年9月17-18日>2)，当然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如此。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因此，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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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其他工作
    一样，也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厂从解放以来，到社教运动，又到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是坚持对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结果。实践证明：“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什么时候抓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工厂企业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各项工作就搞得生气勃勃。相反，什么时候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松抓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抬头，路线就会偏差，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复辟倒退，拚命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极力否认工业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处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的“工作总纲”中，大讲特讲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从事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的非法活动”，是“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争权夺利”，而唯独不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工作总纲”中对党内走资派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闭口不谈，只字不提呢？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和遗漏吗？决不是。恰恰相反，这正是表现了《条例》炮制者的细心和精心，如果把无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矛盾也写进去，那岂不是要了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命吗？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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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时期内，我们工厂企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走杜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还是掌握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手里的问题。工厂企业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环，我们厂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广大工人处于被管受压的地位，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压抑，结果造成了产量、产值八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如果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不但生产上不去，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方向就会逐步改变，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状况有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工厂企业坚持什么方向，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斗争依然十分激烈。一九
    七○年，林彪一伙曾把黑手伸进了造船工业，妄图扭转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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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厂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所有制的性质。这一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又一次深刻地教育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党内走资派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了他们的复辟和篡权的愿望。在工厂企业这块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上，必须自始至终抓住同党内走资派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不停顿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才能有效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企业不改变颜色。
    当然，在工厂企业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时有发生，这些，无疑也是我们抓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这个斗争。但是，我们更加应该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仅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且都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有些人地位很高，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政治上有种种“保护色”，因而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党内走资派是党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靠山，党外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是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联在一起的。只要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复辟倒退的阴谋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正是这种关系。工厂企业的阶级斗争事实也足以说明这种必然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前，我厂有个党内走资派，利用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积极贯彻执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他还充当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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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和靠山。他用所谓“平反”给这些人“开脱罪责”，有的甚至被恢复党籍，重新拉入党内。工人说得好：“只要走资派在台上叫，阶级敌人就必然要在台下闹。党内走资派不斗倒，党外资产阶级反不掉。”党内党外，台上台下，幕前幕后，他们是两个身子、一个脑子，走的是同一条资本主义的路子。由此不难看出，党内走资派比起党外新老资产阶级有着更大的危险。邓小平在“工作总纲”中只字不提走资派，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掩盖自己，保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邓小平不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危险，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这就是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险恶的反动理论，集中反映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被彻底埋葬的历史命运，就想方设法调和、熄灭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成了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所惯用的破烂武器。
    邓小平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狂热吹鼓手。特别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就声称“阶级已基本上消灭了”，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当时“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对他多次批判和斗争，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不改，“永不翻案”靠不住，一上台就大搞翻案活动，用尽各种伎俩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在“工作总纲”的条文中，他把“派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等说成是工业战线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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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而对于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主要危险，党内走资派这个革命的主要对象却避而不谈，表面上讲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抹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对象，偷偷地阉割掉阶级斗争的实质所在。这种货色，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个变种而已。
    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吗？不是，他决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要无产阶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停止和熄灭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对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和斗争，他是决不肯停止和熄灭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事实正是这样，刘少奇没有熄灭过，林彪也没有熄灭过。邓小平也是一样，嘴里高喊着“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拚命干”，手里提着从修正主义武库中拣来的破刀烂枪，祭起“三项指示为纲”这个翻案复辟杏黄旗，恶狠狠地向无产阶级杀奔而来，完全显现出一副翻案派、复辟狂的丑恶嘴脸。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刮得比较厉害的少数几个地方和部门，“三项指示为纲”叫得最响，反攻倒算搞得最凶，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车开得最快。工人群众说得好：“黑纲领，
    一出笼，走资派到处动，点鬼火，放怪论，刮起了翻案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更是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欺骗群众，制造事端，在伟大的首都，在毛主席检阅革命人民的天安门广场，砸车、烧房、打人、行凶，反革命的用心是多么阴险恶毒，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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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气焰又是何等器张！这场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彻底暴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它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进攻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相反是多么尖锐、复杂和激烈。无数的阶级斗争事实一再证明，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遮人耳目的烟幕弹，他们叫喊“熄灭”最凶之际，也是他们进攻最猖狂的时刻。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没有止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停顿。特别是我们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深刻认识党内走资派的最大危险性，揭穿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鬼把戏，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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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到哪里去？
    一评所谓“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是一个“爱冷不爱热”的算帐派。在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总是象哭丧妇那样，抱怨车子开得“太快了”，“太快了”。一九五八年，正当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大跃进的高潮，迈开巨人般的步伐高歌猛进的时候，邓小平跳出来，奏起了一曲“毛驴的赞歌”。他阴阳怪气地说：“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却稳当。”恶毒攻击大跃进是“冒进”，要“翻车”。可是奇怪，事过十几年，仍是这个邓小平，却一反常态，“热”度骤升，拉开他的破嗓门，唱起了“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的高调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揭开这个谜，就要仔细看一看《条例》。这份洋洋万余言的杰作，是邓小平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精心授意炮制出来的。据说，这是一只“金光灿灿”的“百宝箱”，“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灵丹妙药，全数装在里头。这是帖什么药，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分明：歪歪斜斜五个黑字
    一唯生产力论。
    唯生产力论，确实是新老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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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法宝”。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鼓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宫殿”就会“自然而然地崩溃”，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借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叫嚷，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东西是“经济”，主要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借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凡是修正主义者，都信奉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当然不会例外。你看，在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现在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注意！全党的“大局”，不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砍掉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七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现在要搞上去”。“特别是”一好一个加强语！一下把“经济工作要搞上去”“突”出来了，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成了“国内”的头等大事。在《条例》中，他又说，“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很不对的”。“很不对”，怎样才对呢？就应该把生产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放在“总纲”的地位。本意既然如此，何必羞羞答答！够了，在邓小平的眼里，就是一切为了“搞上去”，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应该抛到九霄云外。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谬论，不是唯生产力论是什么！列宁说得好：“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揿骗人民>出版序言)很清楚，邓小平就是要在“搞上去”的喧嚣声中，把水搅浑，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好让他浑水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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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悄悄地把中国“搞”到资本主义去，“化”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肚子里去。邓小平要开倒车了，怪不得他那样心急火僚地大声疾呼“加快”、“加快”。原来，加快的不是“工业发展的速度”，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步子。真是“狮子似的凶心”，“狐狸似的狡猾”！
    邓小平既然要搞修正主义，就必定要乞灵于唯生产力论，要死死保护住唯生产力论。一听到谁批唯生产力论，他就火冒三丈，大放厥词：什么“对于唯生产力论，不要再批了吧！再批，生产就上不去了”，什么“批了唯生产力论，有些人就不敢抓生产了”。多么危言耸听！当然，这是些台下的黑话，到了冠冕堂皇的“文件”一一《条例》里，是不能这样赤裸裸写的。为了掩人耳目，邓小平耍了一个花招，上面写道：“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实在可笑，乌鸦想用孔雀的羽毛来装扮自己，邓小平这个一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人，居然也谈论起“革命统帅”来了。听其言，观其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又能骗得了谁呢？
    批了唯生产力论，生产真的就“上不去”了吗？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唯生产力论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维护陈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破坏生产力，不批不得了。我们正是坚持批判了唯生产力论，才批出了继续革命的方向，批出了新型的干群关系，批出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雄心壮志，批出了造船战线上百花盛开的春天。生产要上去，唯生产力论必须狠狠批，反复批，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经验。
    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否定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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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的巨大反作用，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这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一点也离不开革命，只有坚持革命，不断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拿我们沪东下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到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在企业管理上实行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等一套，严重地压制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十七年中只能建造三千吨以下的船舶，五年只造了一台万匹机。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论联合政府)要解放生产力，必须坚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改革了上层建筑中某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改善和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口诛笔伐，狠批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黑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象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厂出现了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大好局面。从一九七○年到现在的短短六年中，我厂就建造了十二条万吨轮，二十一台万匹机，而且造船质量一艘比一·艘好，万匹柴油机一台比一台强。'从总产值来看，今天的一个厂已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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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九六五年的三个半厂。工人群众深有体会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汗水没有少流，可是万吨轮没有造出一艘；文化大革命以后，路线对了头，鼓足干劲争上游，万吨轮一艘接一艘。”这一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才能跨骏马，日行千里。
    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还有一个“新”的论点：“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按照这种理论，科学技术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理所当然地成了企业的主人；按照这种理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被否定了，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决定作用被抹杀了。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是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什么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发展生产应该依靠谁？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列宁也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这就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智慧和创造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就是同“科学至上”、“技术第一”对着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组织会战，大搞群众运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奏出了一曲又一曲凯歌。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厂第一艘二万五千吨货轮“郑州”号下水以后，厂党委为了改变以往“年初松，年底攻”的被动局面，根据群众的意见，提出了第二艘二万五千吨货轮“锦州”号，在一九七三年春节前推下水的大胆设想。当时，有些干部“两眼向上翻，两手向外摊”，摆了一大堆困难。他们认为，建造“郑州”号，船台周期用了七十六天，这种进度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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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爬到树梢上一到顶了”，再要缩短，只用四十五天的时间，是“放空炮”。党委立即深入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工人们豪迈地说，“只要领导有决心，我们工人就有干劲！”“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群众的决心坚定了领导的信心，于是，“锦州”大会战在隆冬腊月打响了。在战斗中，困难确实很多，但一个个都被工人群众征服了。劳力紧张，工人们就想全局，为全局，一方有困难，各方齐支援，涌现了大批战“锦州”的战斗队、突击队；时间紧迫，工人们就吃在船台，睡在船台，昼夜奋战，做到船不下水，人不回家；气候恶劣，工人们学习马列，鼓舞斗志，顶风冒雨，坚持大干。真是“寒冬腊月不算冬，‘沪东’处处春意浓”。在全厂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锦州”号终于如期胜利推下水，实现了一九七三年度开门红。
    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下，我厂工人进一步发扬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反复批判“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谬论，批判发展生产主要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洋奴哲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造船工人英雄汉，独立自主造大船，誓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响亮口号，胜利实现了万匹柴油机整机吊装的重大新工艺。四百六十吨重的万匹机进行整机吊装，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敢不敢为革命担风险，闯大关？工人群众坚定地说：“为了加快造船事业的步伐，早日铺设海上铁路，我们就是要探新路，迈大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没有技术资料怎么办？“三结合”小组的同志就深入实际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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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先后走访了各有关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诸葛亮会，终于摸清了整机吊装的全部数据，取得了第一手的技术资料。没有大行车、大平板车怎么办？工人群众就动脑筋，想办法，采用万吨轮下水的办法，用滑道牵引移位，把万匹机从柴油机车间移到码头边。道路不平、路基不牢怎么办？工人们就在移位的通道上铺上石子，上面再盖钢板，增大接触面，使受力分散…。就这样，工人群众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闯过了难关，夺取了整机吊装的胜利。整机吊装的成功，使二万五千吨远洋货轮“福州”号的主机安装时间大大缩短，从原定的
    四十五天缩短到六天，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品质量，为缩短万吨轮整个建造周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的巨大作用、群众的无比威力，要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步伐，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执行“鞍钢宪法”，高举“工业学大庆”的旗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斗争的实践，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性。唯生产力论决不是什么“灵丹”，而是臭气熏天的破烂；决不是什么“妙药”，而是毒透毒透的砒霜。它既骗不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也挽救不了翻案派、复辟狂彻底灭亡的命运。邓小平满以为借助唯生产力论这个“宝”，可以“加快”登上“仙山琼阁”，去享用“土豆烧牛肉的一盆菜”，想不到事与愿违，恰恰“加快”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加快”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嘲弄那些昏头昏脑、倒行逆施的蠢人的。
    “老谱将不断袭用，斗争正未有穷期”。唯生产力论，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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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它出笼的第一天起，就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批判，一批就批了近八十年，现已声名狼藉、臭不可闻了。但是，阶级还存在，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存在，所以在一定的气候下，它一定还会被人“袭用”一或乔装打扮，或原封不动，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斗争不息，冲锋不止，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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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换班夺权的大阴谋
    —评所谓“整顿领导班子”
    “把不准船舵，走不准航线，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很懂得领导班子的重要性，他重新工作不久，为了继续推行那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叫嚷要“整顿”领导班子，在领导班子问题上大做文章。所谓“首先抓班子”，就是他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原来没有单独一条谈班子问题的。后来他想出了个鬼点子，堂堂皇皇地加上了“党的领导”这一条。这样既给他的修正主义黑货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掩盖其反对党的领导的真面目；又在这种伪装下，大肆攻击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为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所谓“党的领导”一条中，根本不提加强党的领导首先是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的这
    一根本性问题，却装着一副分析企业领导班子状况的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工矿企业说成是什么“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邓小平在其他许多场合，也是这样完全抛弃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方向问题，大讲特讲什么“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为他“整顿”领导班子大造舆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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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进行肆意污蔑和恶毒攻击。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去的那一部分权力，根据毛主席关于各级领导班子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导，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已经载入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由于领导班子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因此有力地促进了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蓬勃发展。就拿我们沪东造船厂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厂里的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生产技术大权基本上被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他们在厂里积极执行了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我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夺了厂内走资派的权，建立了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现在全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两委干部中，新干部占百分之六十二厂级两委干部中，新干部占百分之五十
    三。在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中，革命的老干部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青年干部朝气蓬勃，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觉，他们敢想、敢说、敢做，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战斗。在这样的班子带动下，沪东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厂的领导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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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自身的世界观改造，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一九
    七一年以来，厂级两委班子系统地学习了《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十几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坚持党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在班子内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新老干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为一个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战斗力、有革命干劲、紧密团结的坚强指挥部。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厂党委率领全厂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外阶级敌人斗、向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把他们斗得落花流水。当社会上刮起崇洋迷外的逆风时，他们和全厂革命群众一起敢于开顶风船，坚决同它斗，不断赢得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的胜利。他们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坚持参加劳动。有的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在劳动中汗水冲掉了“娇”气，西北风吹掉了“官”气。他们每年平均约有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劳动在第一线，他们边劳动边指挥，和工人群众一起，把万吨轮一艘又一艘地推下水，为我国的造船工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是与有了这么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分不开的。“要找书记最方便，日夜三班都能见。哪里战斗最激烈，何处焊花最鲜艳，书记就在最前面。”这是造船工人写的
    一首诗。这首诗热情洋溢地歌颂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领导干部。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工人群众从心底里认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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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很。而邓小平对于这样的领导班子，却说是“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我们不禁要问：“软”在哪里？“懒”在何处？“散”在何方？邓小平毒汁四溅的恶毒攻击，完全是-派胡言。
    同样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各级领导班子，为什么工人群众认为“好得很”，而邓小平却咬牙切齿地说“糟得很”呢？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衡量领导班子的标准根本不同，当然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深刻教训，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但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有事同群众商量；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达到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条例》的黑文中却提出“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三条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对抗。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中，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列入首位。而在邓小平的三条标准中，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准不见了，却空谈什么“党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有无产阶级的党性，也有资产阶级的党性。有马列主义政党的党性，也有修正主义政党的党性。邓小平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所要的党性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党性、修正主义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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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邓小平所要的“党性”呢？说穿了就是他平时口口声声叨念的一个“敢”字。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敢”与“不敢”，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包含着具体的阶级内容，同一定的路线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敢，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敢。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统帅下，舍得一身刷，敢把刘少奇拉下马，充分发扬了无产阶级的敢字。今天，我们同样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敢于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把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敢。而邓小平所说的“敢”是什么呢？是刘少奇、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林彪一伙的“江田岛精神”。邓小平所赞扬的“敢”字当头的人，就是那些敢于写诬告信，敢于造反动政治谣言，敢于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敢于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进攻的人。邓小平不是煽动一些人说，“你要大胆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吗。这是个绝妙的自供状，淋漓尽致地活现出他一副复辟狂的面目，道破了他“敢字当头”的反动实质。伟大导师列宁说得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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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就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敢”。可见，邓小平所鼓吹的“党性”，正说明了他所包藏的反革命祸心。
    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条标准是什么“作风好”。我们无产阶级认为，任何作风都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就如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必须从属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样，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的作风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文化大革命前，我厂有个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为了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虽然也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但是却使我们工人群众吃足苦头。这种作风和无产阶级的作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再看一看邓小平本人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作风。邓小平从来不找人谈心，不听群众意见。他一不向毛主席报告，二不和政治局研究，三不在国务院商量，就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以来，他大造政治谣言，到处煽风点火，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这就是邓小平所要的“作风”。说到底，邓小平认为“作风好”的人就是象他那样为复辟资本主义不择手段的人。
    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条标准是“能团结人”。大家知道，我们讲团结向来是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而邓小平侈谈“团结”却不谈团结的原则，团结的基础，这正好证明了他的那种“团结”决不是无产阶级所要的团结。他一边大讲“团结”，一边叫嚷要“大撤职”、“大调动”、“大换班”，这就充分说明了，他反对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要的是反革命的“勾结”。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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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的所谓“能团结人”，实际上只能是网罗一小撮对社会主义革命抱有敌意的人，为其拼凑“还乡团”，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
    《条例》中说：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把“权力夺回来”，这句话把《条例》中“党的领导”这一条的实质表明得再清楚也没有了。邓小平所要搞的“整顿领导班子”，就是要换班夺权，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整顿”下去，把革命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搞掉，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扶上台，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无产阶级夺过来的权力重新夺过去。不难设想，如果让邓小平换班夺权的阴谋得逞，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对于邓小平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求，把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富有战斗力，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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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还是镇压？
    一评所谓“依靠工人阶级”
    “欲盖弥彰”一这是形容某些做坏事而想掩盖事实真相，结果反而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蠢人的一句成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一种蠢人。他在《条例》的炮制过程中，从原来只字不提工人阶级的作用，到后来加进“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原意是想骗人，岂知，这一添却漏了底，反而更加暴露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耿耿于怀的丑恶嘴脸。
    名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可是，通篇不讲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也不讲如何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管理，却在新加的“依靠工人阶级”的美丽面纱下，对工人阶级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条例》中说：“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是依靠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不作阶级分析，盲目地跟着‘造反派’和‘反潮流分子’跑”。还说：“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
    好一个“阶级分析”！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本来就是对整个社会各阶级作了阶级分析后的正确结论，也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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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对此还要作“阶级分析”，怎样进行分析呢？从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贯表现和《条例》的自我招供，就不难看出邓小平的险恶用心。这个对工人阶级再作“阶级分析，实际是要否定整个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要把革命造反派和敢于反潮流的人分裂出工人阶级队伍，从而达到否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彻底革命性的罪恶目的，让工人阶级默默地忍受这帮“天然尊长”的安排，听任他们宰割。他的葫芦里卖的就是这味毒药。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依靠工人阶级。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谆谆告诚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以后，又多次提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
    一切。”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被革命导师称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就是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巴黎公社的红旗，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发扬了彻底革命的精神，奋起造封、资、修的反，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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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的造船工人很早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敢于造资产阶级的反，敢于反错误潮流。广大造船工人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感到无比的自豪。解放前，我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不畏强暴，同国民党反动派斗，同洋老板斗。解放初期，军代表带领我们接管这个船厂，英国老板表面服从，装模作样，背地里却咬牙切齿，百般刁难，工人们坚持斗争，把船厂接管了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走资派刮起一股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妖风，妄图诱使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广大工人坚决顶住了这股风，不仅坚持在生产岗位上，而且组织了突击队开赴码头，大战海港，迎头痛击了走资派。以后，我们同崇洋迷外的错误路线斗，同洋教条、洋框框斗，同党内走资派斗，夺得了“造机权”、“造船权”、“远航权”…，就靠着七斗八斗才斗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今天。邓小平代表了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工人阶级这种造反精神面前，嗦嗦发抖，视为洪水猛兽。于是就来一个“阶级分析”，妄图把工人阶级这种造反精神悄悄地“分析”掉，好让他们顺当地搞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先进性，从来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敢于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这恰恰是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造旧世界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给工人阶级的权利。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党内走资派邓小平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敢不敢造反，当
    一种错误思潮象潮水一般涌来时，敢不敢开顶风船，和它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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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这才是衡量是不是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标准。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偏偏把“造反”和“反潮流”精神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对立起来，这正好暴露了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在邓小平眼里，服服帖帖，温雅谦恭，“上面咳嗽一声，下面鸦雀无声”，就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先进性”。简直是活见鬼！
    邓小平恶狠狠地叫嚷什么“反潮流分子”，这正是刻骨的仇恨、绝望的悲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造了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所以，邓小平对“造反”、“反潮流”之类的词总是耿耿于怀。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掌握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大刮右倾翻案风。
    一时间，在造船工业战线上，已经批判过的刘少奇、林彪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又冒了出来。在建造我厂自行设计的某产品过程中，两条路线又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交锋。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破了修正主义的旧框框，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某产品。但船造出来以后，一股冷风从上面刮了下来，接船单位千方百计进行刁难，工人们气愤地说：过去不能造船，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现在又有人这样干，这不是在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吗？“翻案不得人心。”工人们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以革命加拚命、加快造船的实际行动回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显而易见，邓小平对具有反潮流精神的广大工人，当然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就本能地从牙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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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挤出了这种敌视的语言一“反潮流分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难对我们工人阶级亲，谁对我们工人阶级恨，我们心里明白。毛主席最了解我们工人阶级，总是在革命的键时刻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力量。每当我们回忆起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来到造船工人中间，亲切地问造船工人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幸福情景，都不由得热泪盈眶。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向，绘制了铺设“海上铁路”的宏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还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登上天安门，检阅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队伍。难忘的“八·一八”，使千百万人亲沐了红太阳的光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唱出了亿万军民的心里话。而党内的资产阶级则处处与我们工人格格不入，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都一样，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不依靠工人阶级。刘少奇说什么“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了”，攻击工人阶级是“破椅子”，靠不住；林彪污蔑工人只知“油盐酱醋柴”；邓小平也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等。这些都是由他们走资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当然，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工人阶级和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队伍中产生左中右的情况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落后的人们，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耐心地教育他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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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但是，这与邓小平的“阶级分析”、“划分界线”有着本质的区别。
    邓小平干的是分裂工人阶级的勾当，可是却打出了维护工人团结的旗号。《条例》里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还在工人群众中划分什么保守派、造反派是错误的”，其结果“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因此要“不断加强革命团结”。这样一来，邓小平不就成了天下最关心工人团结的人了？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揭露这类人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并提醒大家不要被这种叫喊声“弄糊涂了”(《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
    工人阶级的性质就已决定了它是团结的，就是有些地方分成两派，也是走资派一手挑起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伙同刘少奇妄图把刚刚兴起的这场大革命打下去，就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企图蒙混过关。他就是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魁祸首。现在他却想倒打一耙，安图把“分裂”的罪责嫁祸于人，然后达到他打击造反派，镇压革命派的险恶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名为“依靠工人阶级”的条文中，根本不谈依靠，却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抱有满腔仇恨，大谈处理方法、解决手段，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为名，叫嚷要“严肃处理”，“开除党籍”，实际上就是要实行镇压广大工人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人们不禁要间：邓小平不依靠工人阶级，到底要依靠什么人？他重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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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不久，就“请隐士”、“举逸民”，把那些“高举骨头”、“不怕第
    二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网罗起来，拼凑“还乡团”，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为邓小平摇旗呐喊，放火行凶，妄图捧出邓小平做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彻底暴露了邓小平就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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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叫“整顿”意在复辟
    —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
    《条例》是邓小平安图在工业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旗。在这篇黑文中，大叫大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战线的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邓小平露出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恶狠狠地说：“企业管理要整顿”，要“扭回去”。我们不禁要问，邓小平究竟想把企业“整”向何方？
    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的这一批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也为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指明了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工业战线广泛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推动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片“莺歌燕舞”的大好局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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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工人群众和干部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执行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了老、中、肯结合的领导班子，工人参加了企业管理，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和茁壮成长。就拿我们厂来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朝气蓬勃地战斗，“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兴旺，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工人参加管理斗志昂扬，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在革命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搞得越来越好。而邓小平却挥舞起“整顿”这根大棒，公然要把这些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棍子打下去，他如此凶狠，就是要把企业管理完全按照他的资产阶级标准州以“整顿”，“扭回”到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修正主义路线的企业管理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我们工人阶级来说，并不陌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厂实行的是所谓“一长挂帅，四总当家”，工厂的行政、生产、技术、财务等各方面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手中，形成“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围着转”的状况。修正主义的“一长制”，使厂长凌驾于党委之上，所谓“厂长点头，书记照做；厂长摇头，大家发愁”。厂里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那种沉闷空气下，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成了“油水”关系，甚至工人“见了头头，赶快调头，简直成了冤家对头”。领导和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下，生产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工人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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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地说：“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管的是工人群众，卡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压的是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的管理，管了工人，是哪一家的理？！”
    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依靠谁？是不是确立工人阶级在工厂企业中的主人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厂企业管理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打破了那种“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列宁：《怎样组织竞赛？~)的资产阶级陈腐偏见，一大批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生产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他们有发言权、管理权、监督权。这就使工厂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起一种革命的新秩序。就拿我们厂来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斗批改的深入，企业管理不断完善，创造了许多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参加管理的好形式，好经验。目前全厂已涌现出几百个工人群众管理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群众管理网。铸工车间只有五百多人，也成立了三个群管组：质量群管组、安全群管组、设备群管组。广大工人不仅参加班组的各项管理工作，而且选派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直接参与工厂企业的领导，从生产、计划、技术、财务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工人阶级在工厂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广大工人群众不仅参加生产计划的制订，技术问题的研究，财务支出的监督，而且在全国范围的各种船舶生产、质量、定型等专业会议上，都有工人代表参加，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改革和健全，生动地体现了工人参加管理的强大威力。广大工人深有体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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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参加管理好，阶级斗争抓得牢，当家作主管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金光道。”
    可是，邓小平极端仇视广大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他恶毒攻击工人管理企业把“企业搞乱”了，拚命强调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系统”，要“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系统”，很显然，邓小平要建立的是“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资本主义勾当的“管理系统”。从而否定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否定党对生产、管理的领导，搞“独立王国”，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变社会主义企业为资本主义企业。邓小平所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一旦工人群众奋起砸烂了这一套修正主义“王法”，打破了他们这伙走资派老爷们的复辟梦想，响亮地提出工人不仅要守法，更要参加立法，认真执法，“鞍钢宪法”是我们办企业的根本大法时，他们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惧和仇恨，跳出来疯狂反对。然而，阶级敌人的攻击和反对，恰好证明我们做对了，做得好。邓小平想把我们工人阶级重新打下去，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任何复辟企图，都是注定不能得逞的。
    工人参加管理，管什么？工人群众响亮地回答：管方向，管路线。我们厂的广大工人群众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仅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工人调查组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意见，更重要的是经常运用“四大”武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企业领导在执行路线、政策等方面，实行有效的革命监督，把好路线关。一九七○年，俦工车间二十二班的同志，贴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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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字报，就是工人管路线、管方向的生动体现。当时，我厂广大工人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推行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崇洋迷外、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学习了上海船厂工人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万吨轮的先进事迹，提出了要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增产一艘七千五百吨客货轮的建议，可是，个别领导同志却见物不见人，看不见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味强调我厂场地困难，没有大吊车，认为造远洋客货轮是“飞机上吹喇叭一响（想）得高”，办不到。面对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矛盾和斗争，俦工车间二十二班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斗争的教导，提出“为革命不护短”，对修正主义路线开展坚决斗争。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揭露了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在厂里的表现。经过揭矛盾，找差距，全厂上下，干群一条心，船台码头，处处摆战场，广大工人和干部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热潮。工人们豪迈地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那怕困难九十九，揭露矛盾不护短，抢挑重担朝前走。”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我厂的人好形势，胜利地将我国第一艘远洋客货轮推下了水。
    工人群众管路线、管方向，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生动事例，在我厂不断涌现。正当造船工业翻身仗深入发展的时候，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到处散布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谬论，
    一时复辟倒退的逆流浊浪翻滚。那些“假洋鬼子”对我厂造的
    七千五百吨客货轮、二万五千吨货轮、一万二千匹马力柴油机百般挑剔，根本不把我们工人群众的创造放在眼里，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硬是想把它打下去，而对那些洋船、洋机说得简直神乎其神，妙不可言。面对这股复辟倒退逆流，我们造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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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从来不喜欢穿上救生衣，躲进避风港，就是要敢开顶风船，勇做革命人。明知惊涛骇浪险，也要迎着风浪冲向前。我们广大工人和干部纷纷贴出革命大字报，坚决同崇洋迷外，复辟倒退的逆流进行斗争。铸工车间二十二班的同志贴出了《造船为什么这么难》的大字报，柴油机工人在斗争中指出靠洋拐棍永远走不到共产主义…。由于广大工人群众顶住了这股逆流，使我厂的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对造船工业的大好形势肆意歪曲，大泼冷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批邓斗争中，我厂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狠批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工人们愤怒地说，“我们要为革命争气，而邓小平却与阶级敌人一鼻孔出气”，纷纷表示“造船工人英雄汉，敢与邓小平对着干”，痛击了右倾翻案风，保卫了造船工业在大打翻身仗中取得的巨大成果。
    几年来，每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厂广大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斗。当个别领导产生“生产定局”思想时，工人们就贴出大字报，批判“定局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当工作有了成绩，个别领导沾沾自喜，安于现状时，工人们就指出那种“上游太吃力，下游有压力，中游少费力”的想法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当在抓生产、排计划中，个别领导扳扳指头，算算人头，最后还是摇头时，工人们就写出小评论，批评那种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关门算死帐是不相信广大工人群众的表现。广大工人响亮地说：前进中的困难，要靠革命干劲来克服；生产中的潜力，要靠革命干劲来挖掘，建设中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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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革命千劲来创造。“2-1=3”，减人要增产，这是革命统帅下的生产帐，辩证法指导下的加减法。正是靠了工人群众管方向、管路线，并运用大字报、小评论、调查组、盛谈会等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参加工厂的企业管理，才不断推动着我们厂革命和生产的向前发展。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于工人参加管理，管路线、管方问，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抽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内容谈企业管理，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变成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在《条例》中，他就公开提出，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就是“八大经济指标”和“七项规章制度”。难道这些就是衡量企业管理的唯一标准吗？这完全是混淆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区别的胡说。
    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单纯搞生产，还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企业建设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堡垒。我们工人群众在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层组织，更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哨阵地，因而衡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标准，绝不只是所谓“八大指标”和“七项制度”，首先必须是保证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群众，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这样的企业才能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邓小平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谈“八大指标”、“七项制度”是工厂企业管理的内容和标准，实质上是把企业管理的阶级内容抹煞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同样有几大指标，而这些又是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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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本家就必然用各项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强迫工人来实现几大指标。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我们要努力完成各项经济指标，也要建立有利于群众的制度，但这些是建立在工人群众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的，因而只有依靠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和贯彻。就拿质量、安全、设备这
    三项指标来说，过去这方面的大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手中，他们靠管、卡、压，奖金制来刺激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维修设备，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压抑。这样，指标常常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企业却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工人所绝不能容忍的。
    针对邓小平的谬论，我厂的广大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有一段时间，柴油机上的关键部件连续报废，群管组的工人知道以后，不是单纯从业务上抓质量，而是追根寻源，从分析质量事故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通过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才使质量指标稳步上升。这有力地说明，我们与党内走资派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决不是要不要“八大指标”之争，而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抓好“八大指标”之争，归根到底，是搞好企业管理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不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之争。邓小平大吹大擂地叫嚷企业管理要抓好“八大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关心工厂企业的生产，其实完全是假的。在邓小平看来，工厂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任务就是把生产搞上去；工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好生产，其他一概不许过问。难怪邓小平要在那个经过反复润色和修改的《条例》中，特意加上那么一段，说什么要“改善劳动组织”，在“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产人员”的幌子下，恶毒污蔑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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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中工厂企业涌现出大量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并咬牙切齿地下令“一律撤销”。这很清楚，邓小平是要抡起“整顿”的板斧，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统统砍去，不许工人群众占领上层建筑，参加企业管理，让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重新上台，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进
    一步暴露了邓小平借“整顿企业管理”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的狰狞面貌。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邓小平要用所谓“整顿企业管理”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复辟倒退，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重要指示，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越搞越好，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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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无形的锁链
    一评所谓“严格规章制度”
    一提起“锁链”两个字，人们一定会想起那铮铮作响的铁链吧！在万恶的奴隶社会，奴隶主用它把千百万奴隶锁在自己领地上任意宰割；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用沉重的租税和劳役作为锁链，把农民捆死在庄院里进行压榨、盘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饥饿，多如牛毛的规章制度，就成为资本家禁锢工人、吮吸工人血汗的锁链了。到今日，党内资产阶级又是用什么方法锁住广大工人群众手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挥舞的锁链吧！
    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中，“整顿企业管理”一条的开头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邓小平认为，这些企业“搞乱了”，已经“积重难返”，必须“克乱求治”，用“矫枉过正”的有力手腕来“整顿企业管理”，用“严格规章制度”的措施“扭”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砸碎了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都是管、卡、压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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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链，改变了“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修正主义“一长制”局面，建立了有利于群众，体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有利于调整企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符合生产需要的崭新的规章制度。而《条例》的炮制者，对社会主义企业通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总是“看看不顺心，想想不开心，横下一条心，整光才称心”。“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就是他们妄图“扭”转“混乱”局面，重新捆住广大工人群众手脚而精心锻打的一副锁链。
    规章制度总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规章制度，反映了不同的生产关系。规章制度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有一整套维持其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规章制度。在那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就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资本家把规章制度作为奴役工人的手段，要工人从属于制度，做它的奴隶。倘若工人违反了它，就要遭到扣罚、毒打、开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制度要有利于群众”。我们说要有规章制度，指的是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规章制度。但是，就是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杜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就拿正在执行的“定额”制度来说吧，在生产实际中，它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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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定额制度没有新老工人和体力强弱之分，同单位同工种的工人，做着同一个产品，不管能力大小、技术熟练程度，用的是同一个定额标准，这样就造成了“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如果一味强调“制度万能”，而不讲各尽所能，不讲主人翁态度，不讲工人觉悟，那么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规章制度的主人，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条例》中却把工人当作规章制度的奴隶。他说什么，“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如果责任制是规章制度的“核心”，那么我们厂里造机的工人只管造机，造船的工人只管造船，“黄牛角，水牛角，各管各”，什么“龙江风格”，什么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不就烟消云散了？这样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生产，变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把工人的目光缩小到个人利益的圈子里，而忘记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更严重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生产“岗位”，那么阶级斗争由谁去抓，革命由谁去搞，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又由谁去实现呢？这岂不是刘少奇“驯服工具论”、林彪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的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吗？工人群众说得好：“邓小平的岗位责任制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目的就是听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说，有社会分工，就有各种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岗位，自然就有不同的责任。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责任制”决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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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肚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要说责任，我们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肩负重任，最讲贵任。要说分工，造船厂是个综合性的工厂，各种工种都有。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我们厂每年在生产万吨轮和万匹机中，制造船体和柴油机的工作量单靠船体车间和柴油机车间的工人来完成，是比较紧张的。然而，广大职工把为祖国造大船、造大机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大家把本职工作与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大目标联系起来，立足本职、胸怀全局。每当船体、柴油机车间生产最忙时，从干部到工人，从前方到后方，都组成各种突击队，前去支援，参加大会战。他们打破了工种的界限，做车床的烧电焊，蒸馒头的挥鄉头，医生、干部齐上阵…。在党委领导下，大家发扬“龙江风格”，本职工作努力干，份外工作抢着干，住在船台，吃在船台，战斗在船台。正是依靠了这种精神，才出现了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生动景象，也正是依靠了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的责任感，一台台万匹机引吭高歌，一艘艘万吨轮下水远航，造船工业翻身仗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条例》中所鼓吹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所挥舞过的那些早已腐烂生锈的锁链拣来磨一磨，擦一擦，使它发点光亮而已。邓小平正是妄想借助这条锁链把社会前进的车轮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去。
    《条例》十分强调“严格”，而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严”呢？在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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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作了最好的说明：“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一个“严”字，各个阶级通用，各个社会也通用，这不是对自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一个最辛辣的讽刺吗？！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都知道，资本家的厂规矿法多如牛毛，这个“严”字是套在工人头上的锁链，架在脖子上的刀；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设下道道关，摆下层层卡，这个“严”字，是管住了工人的手脚，卡掉了工人的智慧，压制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邓小平鼓吹“严”字，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个“严"字，我们工人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影响下所订立的各种规章制度，可谓“严”啊！例如当时刚进厂的电焊工学徒，规定六个月内只能做拉拉电焊皮带，递递焊条，敲敲焊渣等工作，六个月后才可以焊一些简单的部件。而烧船上的大接缝，一要四级以上电焊工；二要经过理论考试，通过二、三道关，才发给合格证。但是，那时四级以上的电焊工大都是老工人，他们虽富有实际操作经验，但由于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缺乏“专家”所要求的那种“理论”知识，因而就拿不到合格证，这些技术熟练的老师傅，只能烧烧简单的部件。一些青年工人因为级别不够，也不能烧大接缝，他们就在晚上悄悄地去烧，如果被“专家”知道了，不管焊缝质量如何，一律以违反规章制度论处，轻侧口头训斥，重则如罚粒查。工人老师傅气愤地说：“解放了，我们工人名义上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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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的主人，实际上还不是工厂的主人，而是规章制度的姒隶：”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制订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实际上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所级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则要腐蚀、破坏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长期的阶级较量中，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地变换手法，在他们掌握领导权后，总要想方设法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安图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来逐步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按照《条例》所说的“严格规章制度”搞下去，那必然要重走刘少奇、林彪想走而没有走成的路，使我们厂回到解放前的马勒船厂去。假如全国的企业都是这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象今天的苏联那样。然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农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对于有形的锁链，人们是很容易看清的，但是对于无形的锁链却不容易识别。有形的锁链只能锁住人们的躯体，而无形的锁链却要禁锢人们的精神，宋缚人；彬手脚，更危险的是它把你缚住而你还无所认识。《条例》中所谓的“严格规章制度”，就是一条无形的锁链。我们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才能识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锁链。无产阶级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让邓小平抱着他的锁链哭泣去吧！革命的铁锤将把邓小平的复骍迷梦和他挥舞的锁链砸得粉碎，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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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容许重搞“条条专政”
    —评所谓“两个积极性”
    春雷一声震天地。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和干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遵照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条条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促进了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工业战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生气勃勃，形势大好。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可是，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策划、授意炮制的《条例》中，用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段，以讲“两个积极性”为名，竭力歪曲、诋毁工业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气象，为修正主义的“条条专政”翻案。它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借口，给下放企业扣上了一系列的罪名，什么“各行其事”、“任意制定政策”、“违反国家计划”，什么“乱拉乱用”、“擅自”、“随意”等等。《条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现的新气象，污蔑为“盲目的积极性”，拚命叫嚷“集中统一”，“不能分散”，“不能再往下放”。这左一声“管”，右一声“收”，就是要把地方的积极性管死，卡死。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来看一看《条例》中的所谓“两个积极性”，原来邓小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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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积极性”是假情，反对党的领导，重搞“条条专政”才是真意。
    “条条专政”是什么货色？我们是一清二楚的。它否定党的领导，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中央部一级的垂直行政领导，不要地方党委的领导，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它以反对“多头领导”为名，要求各个企业只能由一个行政主管机关负责管理。只许中央企业的直接行政主管机关下达任务，任何其他部门，其他地方，其他人员都不得直接向企业分配任务，抽调人员，抽调物资和资金。一句话，按照“条条专政”办事，就是要把一些大型工矿企业，把整个工业部门，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厂属中央部管，当时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按照规定，厂的生产任务是由部直接下达的，地方无权过问。一九五八年我们厂发生的“退钢”事件就是
    一个很好的说明。当时，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大小小的高炉群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各地。我们厂也接受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布置的建造一批转炉、轧钢机和吊车的任务，支援大炼钢铁运动。可是，在刘少奇的授意下，他的死党薄一波下达黑指示，胡说什么“造船厂以船为纲，只造船，其他任务一律不接”。在薄一波的亲自策划下，一口回绝了市委布置给我厂的支援钢铁生产的任务，公然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对抗。后来，这种错误作法受到了柯庆施同志的严厉批判、抵制，刘少奇一伙的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狠批了这一“退钢”事件，工人群众气愤地说：“‘退钢’，退钢’，退掉了党的领导，退掉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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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退掉了我们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我们批判“条条专政”，不是不要部的领导，而是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事实证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优越性很多。发挥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有利于挖掘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利于反修、防修，建立各地方的战备工业体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沪东厂下放到地方进行管理，在市委的领导下，使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企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革命步步深入，生产节节上升。这几年来除了完成中央统一计划的造船、造机任务外，还承担并完成了地方的许多会战项目：如支援钢铁工业的高炉建造任务，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港口设备、小化肥设备等等，达一千多件。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显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优越性。
    邓小平在《条例》中却胡说什么：“许多地方的工业管理机构不健全”，“不适应企业下放后的形势”。还说：“现在有些地区和单位不顾全局的利益和中央的统一规定·。”这完全是造谣和污蔑，是别有用心地挑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难道我们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为了完成国家急需项目，打破行业界限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组织大会战，是什么“不顾全局的利益”吗？难道我们急党所急，想党所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敢于填补我国工业项目上的空白是什么违反“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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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就拿我们厂建造的石油钻探船一一“勘探一号”来说，一
    九七二年，中央有关部门把建造钻探船的任务交给我们厂，广大工人群众知道这是为了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海上霸权，为了填补我国海上石油勘探的空白，感到非常光荣。他们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激昂，响亮地提出了：“快快造出钻探船，狠狠打击帝、修、反”的革命口号。从多快好省地完成这项任务的需要出发，三结合设计小组打破洋框框，提出了用两条三千吨货轮拼装为双体船、在双体船上竖井架的设计方案。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个体现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方案，怀疑能不能造出“勘探一号”，提出要从国外进口钻探船。广大工人和崇洋迷外对着干，不睬那一套，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国兄弟单位的支援下，全市三百多个协作单位组织大会战，大家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全部配套设备及时送到沪东厂，确保了总装进度的要求。我们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土法上马，在黄浦江上把双体船拼装成功，并用土办法把五十三米高的井架竖立在双体船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石油钻探船“勘探一号”的建造任务，填补了我国造船工业的空白。特别是浮船钻井水下装备，那是一项先进的技术，目前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能够生产。为了替中国工人阶级争气，替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坚决自己造。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组织了全市三十一个工厂协作攻关，在缺乏技术资料等的困难情况下，广大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大家抱着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雄心壮志，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终于在“勘探一号”上安装试验成功了浮船钻井水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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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生动事例说明，“勘探一号”的建成，正是在市委的领导下，各单位从全局利益出发，进行大会战的成果，是在中央统
    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结果。
    在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上，是坚持发挥两个积极性，还是搞“条条专政”，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经济的管理总是阶级的管理，工业管理也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是经济领域中实行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解放以来，在我党经历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极力主张搞“条条专政”，反对发挥两个积极性。刘少奇鼓吹工业托拉斯，企图通过对地方企业实行垂直领导，把全民所有制变为部门所有制，从而篡夺领导权，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林彪为了搞反革命政变，控制大型企业，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他设立名目繁多的工业“办公室”、“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部署，是刘少奇工业托拉斯的翻版。一九六九年，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向我们厂布置了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林彪一伙知道后，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秘密派人到沪东厂“调查”，收集黑材料，并制造谣言，进行恶毒攻击，下令不许我厂接受市委布置的任务。他们为了给市委施加压力，还以影响我厂原定生产任务为借口，要我厂退掉计划增产任务。林彪一伙制造的这个“退船”事件，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林彪一伙的上述图谋，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因而都没有能够得逞。原来林彪就是要通过“条条专政”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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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林家父子的独霸天下。现在，邓小平又拣起这个“条条专改”的破烂货，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同样也是要在工业战线上篡夺领导权，为全面、系统地推行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创造条件。邓小平不是声嘶力竭地叫喊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吗？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邓小平所说的“中央”，指的是由他把持领导权的所谓“中央”，邓小平要搞的“集中统一”，就是要他的“集中统一”。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决不是为了什么“加强”“体制改革工作”，而是要借搞体制改革为名，篡夺工业战线的领导权。
    无独有偶。苏修叛徒集团，也正是把推行“条条专政”作为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在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的决定中，就明文规定各工业部“享有领导各部门生产的一切权利，和负有发展这些部门的完全责任”。现在邓小平妄图走苏修叛徒集团的老路，要重搞“条条专政”，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和勃列日涅夫之流一样，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逐步地深入发展，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每前进一步，无不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们一定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决不让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风雷动，旌旗奋。我们造船工人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搞好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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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还是“陷阱”？
    —评所谓“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
    要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依靠什么？是寄希望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还是自力更生干？这是一个把立足点放在哪里、贯彻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重要问题。一九七五年夏季，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四处游说，拚命叫嚷“发展先进技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吹得神乎其神。紧接着，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开出了一帖美其名日加快工业发展步伐的“良方妙药”：“要多引进
    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一锚扎到海底心，一眼看穿蛇蝎心。”邓小平这种“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的崇洋迷外腔调，激起我们造船工人的无比愤怒。工人群众说：“邓小平要打开的是哪条‘出路’，我们心中最有数。引进，引进，这是扼杀我们中国工业发展的陷阱！”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又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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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是我们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是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取得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巨大胜利。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大庆是怎么上去的？农业学大赛，大寨是怎么上去的？是靠引进外国技术、外国设备吗？根本不是。他们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靠的是广大职工和贫下中农的集体智慧。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按照邓小平所鼓吹的靠“引进”来发展我国工业的“大政策”，只能走进死胡同。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一九五九年，苏修打着“援助”旗号，曾向我厂提供试制某新产品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一九六○年，正当这个新产品上船台的关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设备停止供应了，协定撕毁了，“专家”撤走了，妄图扼杀我国的造船工业，用经济封锁来卡我们脖子，逼我们跟着他们的修正主义指挥棒转。在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被屈服，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缺少图纸、资料、设备的情况下，变坏事为好事，自力更生造出了新产品。通过这件事，使我们懂得了，一个国家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必须自主。靠“引进”，是靠不住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力更生才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坚定不移地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自力更生铺设“海上铁路”，这是广人造工人的迫切心愿。早在一九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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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大跃进的热潮中，上海造船工人就开始着手制造我国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当时，我厂有一位刚进厂不久的柴油机工人，看到黄浦江上的船，一个烟囱高，一个烟囱低，就奇怪地问老工人为什么会这样。老师傅回答他说：“外国船烟肉低，装的是柴油机；我们的船烟囱高，装的是烧煤的蒸汽机。”从此，这个工人多么希望能有一天，我国制造的万吨轮也装上自己造的柴油机啊！后来，他和我们厂许多工人一起，参加了制造我国第一台八千八百匹马力柴油机、为“东风”轮装上主机的战斗，大家憋着一口气，怀着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的革命志气，坚持土法上马，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台万匹机。可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刘少奇宣扬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阻挠和破坏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一些人借口我国柴油机工业基础差，图纸资料少，企图向外国资本家买专利，并且吹嘘什么：“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合算，技术上合理。”但是，事实上并不象“专利迷”们所吹的那样天花乱坠。那个外国专利商看了我们厂的设备后，说什么：“靠这样的设备是造不出万匹机的，还是买我们的机吧！”旁边一个苏修“专家”帮腔道：“中国造万匹机是十年以后的事。”就这样，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万匹机被修正主义路线判处“死刑”，打入“冷宫”。“东风”号泡在黄浦江里达四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在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全上海只造出一条万吨轮，一台万匹机。我们厂只能造三千吨以下的船舶，没有造过一条万吨轮。文化大革命以来，批了崇洋迷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造船工业才以从未有的高速度大步向前发展。从一九七○年造船工业翻身仗打响以来，短短六年，我们厂就造出了十二条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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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二十一台万匹机，迎来了造船工业“百舸争流”的大好形势。
    斗风斗浪，斗资斗修，斗出了我们造船工业的今天。建国
    二十多年来，我国造船工业和我们沪东厂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批判崇洋迷外的过程。
    二十多年的斗争实践说明，凡是贯彻了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造船生产就冲破恶浪，扬眉吐气大步前进；反之，崇洋迷外占上风时，造船工人就要受气，生产就徘徊不前。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一头栽进外国资本家的怀抱，胡说什么“要多引进”、“多进口”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条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暴露了邓小平洋奴派的丑恶嘴脸。
    我们讲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要贯彻的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方针，“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引以为戒”。毛主席在谈到自力更生和外援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时，曾经很明确地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就是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立足点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外援不仅是“为辅”，而且还是“争取”。就是说，能不能实现，还是两种可能。就拿我们造万匹机的斗争历史来说，有人要我们向外国资本家买专利，可是外国资本家的条件很苛刻，协议上规定：我们造的柴油机要贴上外国公司的商标，每年要向外国资本家汇报生产情况，发生“纠纷”由第三国“仲裁”等等。这样的协议不但是跟在洋人后面爬，更气愤的是丧权辱国，把我国造柴油机的命运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工人老师傅愤慨地说：“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豺狼，也没有真肯帮助我们加快建设步伐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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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丢掉自力更生的精神，乞求外国老板，靠买专利过日子，等于花钱买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经济上被人家卡住脖子，政治上就会被人牵住鼻子，乖乖地跟着爬资本主义的路子。”可是，洋奴哲学的信奉者邓小平却无视这些铁的事实，反而在《条例》里恶狠狠地诬蔑和咒骂我们工人阶级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真是千古奇文！难道中国人过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做奴隶还做得不够吗？难道在某些人的脑袋里，独立自主的自信心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吗？他们所攻击的“夜郎自大”，正是我们所提倡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种攻击说明，有些人奴隶做惯了，一站立膝盖就发软，真恨不得跪在外国老板脚下才舒服。他们攻击我们，左一个“过火”，右一个“闭关自守”，其实质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熄灭工人阶级批判崇洋迷外的烈火，打开修正主义的大门，以便让他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快车。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哪里有翻案，那里就有反翻案；哪里有走资派的复辟活动，那里就有革命人民的反复辟斗争。邓小平要重新掀起“崇洋迷外”的黑风恶浪，我们造船工人就要敢开顶风船，勇踏千层浪，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造船工人对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批了又批，可是，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自吹自擂的所谓“大政策”下，崇洋迷外又沉渣泛起，造船工业中的“买船风”又刮起来了。我们造船工人已早有觉察，有所警惕，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工人群众说得好：“不管祟洋迷外风从哪里刮起来，不管是刮八级还是十二级，我们都要敢开顶风船，冲过‘好望角'！”前些时候，有人主张出五条万吨轮的造价，向国外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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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条铺设海底电缆的工程船。全市造船工人表示：，中国造船工人是有志气的，为什么要白白花费那么多钱财，去买国外的旧船？我们定要憋一口气，造出争气船。在图纸、资料、设备缺少的情况下，依靠大协作和集体的智慧，用不到一条万吨轮的造价，造出了具有较好性能的铺设海底电缆的工程船。
    一九七六年二月初，海底电缆铺设试验已胜利成功。从这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翻案不得人心”，我们造船工人决不容忍邓小平的翻案复辟活动。
    我们造船工人在与崇洋迷外长期斗争中，特别是这一次与邓小平的“大政策”斗争中，我们引起了一系列的深思：为什么造船工业崇洋迷外的思潮根深蒂固，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回潮？为什么这一次邓小平崇洋迷外风刮得那么厉害？我们认识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推行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国际根源的。中国解放前近百年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帝国主义强盗从海上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卖国贼李鸿章、曾国藩叫嚷乞求洋人是“第一要务"，大搞“洋务运动”，帮帝国主义修理军舰、商船。中国的造船工业受帝国主义侵略很深，因此奴化思想特别厉害。解放后，苏修也插手我国造船工业，在造船工业搞了一套洋教条、洋框框。刘少奇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谬论，林彪贩卖“多试少产”的黑货，他们积极推行了一条投降卖国的路线，妄图扼杀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这说明造船工业中的崇洋迷外有根子，有市场，所以特别容易回潮。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批判崇洋迷外，造船工业才能发展、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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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最大的木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国外找靠山，与国际上的帝、修、反相勾结。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要进行侵略扩张，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别国找他们的代理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崇洋迷外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邓小平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假，要“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才是真意。广大工人说得好：“什么‘大政策’？这是大倒退、大投降！”邓小平是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派，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他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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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法权的忠实卫道士
    —评所谓“按劳分配”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杜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然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条例》中却公然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在所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里，只字不提限制按劳分配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拚命强调按劳分配“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执行”。一个“加以限制”，一个“必须坚决执行”。这就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观点、两个立场、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工人清楚地知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这个分配原则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国家与革命）。在实行这个分配原则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特别是党内的走资派，总是企图利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来搞资本主义，进而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他们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利用货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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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昨天的剥削的残余”（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培植出一批又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这种历史的悲剧决不能让它在中国重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我们厂的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思想觉悟，大破私有观念，等级观念，雇佣观念，自觉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响亮地提出“不做夏洛克，要学王铁人”，“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不在按劳分配上兜圈子”的革命口号。许多“不计报酬，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动人事迹在全厂到处可见。这充分表达了工人阶级宽广的共产主义胸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坚强决心。这种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革命精神，邓小平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也是他赖以存在的“命根子”。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行动，不能不引起他的极端仇视和竭力反对，于是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特地写上一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条件还不具备。他在其他场合还更加赤裸裸地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呢？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但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军队内部进行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大大提高了红军官兵的思想觉悟，一没有那么多等级，二没有薪金制，官兵一致，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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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有效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条件比井冈山时期不知要好多少倍，怎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条件却反而不具备了呢？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要铲除这个痕迹并逐步为消灭它而创造条件，是单单靠发展物质生产吗？不，最根本的是要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我们厂广大职工为了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用万吨干劲学理论，万吨干劲造巨轮”，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劳动不分工种，不讲时间，不计报酬，组织了一百多个突击队，有二千多人参加，在生产关键时刻，出现了“吃饭要人喊，休息要人劝，下班要动员”的战斗场面。船体车间“猛虎”班的青年工人，提出了“不做社会主义享福人，要做共产主义创业人”，“活着一分钟，战斗六十秒”的战斗口号，他们日夜战斗在船台，眼睛被电弧光刺伤了照样坚持战斗，有的同志身体有病也坚持不下火线。这些动人的事例无可辩驳地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靠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精神，是完全能够做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如果按照邓小平的逻辑，要具备物质条件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苏修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算具备“物质条件”了吧？为什么他们不但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而通过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肆意奴役、剥削广大劳苦大众？邓小平口口声声要具备“物质条件”，是不是也要中国走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路？！如果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只有等到共产主义。而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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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法权实行限制，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共产主义就根本不能实现。很清楚，所谓“物质条件”，不过是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借口，是他为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依据。他不是气势汹汹地对人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他不是拚命标榜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吗？可见他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是假，贪恋、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好按照他的“多劳”来“多得”，维护他修正主义的“大官”利益才是真。
    在所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中，邓小平还采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把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所实行的限制，污蔑为“平均主义”，而要加以“坚决反对”，企图舞起“反对平均主义”的大棒，把无产阶级一棍子打死。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居心叵测地说：“在工资问题上，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既反对高低悬殊，也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他打出“党的一贯政策”的旗号，企图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大棒上涂上一层红的色彩。但是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面前，尽管这层颜色涂得再红，我们也能看得出大棒上的根根毒刺。工人群众尖锐地指出：“邓小平举的是反对平均主义的棍子，打的是党的政策的幌子，反的是社会主义的路子，唱的是资本主义的调子。”
    当前，我国工资制度方面所要防止和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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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我国工资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再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当前主要倾向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资产阶级要扩大等级差别。邓小平在工资问题上掩盖主要倾向，玩弄折中主义诡辩手法，决掩饰不了他借反“平均主义”为名，行扩大等级差别之实，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我们从来就认为，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反对的是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而邓小平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幌子下，究竟干的是什么呢？《条例》中说：“要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按照职工的劳动态度、技术业务能力、劳动和工作中的贡献”，“每年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待遇”。话说得多么娓娓动听，但要注意，能提高工资待遇的只是“一部分职工”，说穿了，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工人贵族，破坏工人团结，分裂工人队伍。谁老老实实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充当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就能升级，就能提高工资，谁要批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千，谁就降级吃苦头。正象铸钢车间工人气愤地说的那样：“要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就是要把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分成对立两头，一头拿大头（指高薪），一头拿零头（指低薪），社会主义就要回头。”
    打着“反对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大差别，制造两极分化，是修正主义者喜欢玩弄的一手。翻开苏修的复辟史，所谓“反对平均主义”的话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塞进了党的决议。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修决议中就曾写道：“平均主义的分配会把积累下来的资金都耗费掉，并为共产主义带来损害。”后来又进一一步提出：“党始终不渝地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坚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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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在所谓反对平均主义的旗号下，苏修叛徒集团拚命扩大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官僚空断资产阶级按其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吮吸广大劳动人民血汗。通过物质利益的引诱，培养了一批工人贵族，使他们成为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统治的社会基础。邓小平的所谓“反对平均主义”，同苏修叛徒集团的所谓“反对平均主义”如出一辙，都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背叛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以及党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多次指出必须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解放以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多次降低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采取了各种措施逐步缩小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在个人收入上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所有这些，都是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批判，使他们的阴谋难以得逞。
    为了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条例》的炮制者不惜重弹刘少奇、林彪物质刺激的老调，说什么：“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骗子毕竟是骗子，谎言终究是谎言。我们工人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究竟是靠什么调动的？是靠“分配”上的“多”和“少”调动的吗？我们心里最清楚，且不说大庆工人和大寨贫下中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激发出无比的冲天干劲，改变了山河旧貌，为祖国作出了贡献，就拿我们厂的事实来说吧。为什么我们厂在文化大革命前仅能建造三千吨以下的船舶，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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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设计、制造二万五千吨的货轮，七千五百吨的客货轮和一万二千匹马力的柴油机？为什么我们厂一九七五年的总产值，等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三倍半？工人们这种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为早日建成“海上铁路”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靠分配上的“多”和“少”调动的吗？不是，绝对不是。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广大职工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政治觉悟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正是靠了这种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全厂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如果按邓小平只有靠分配方面实行不平等，也就是靠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其结果必然是，压制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就象工人尖锐地所说的那样：“评级评奖，越评越僵，坏了思想，偏了方向。”
    由此可见，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中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条，贩卖的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货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是决不会被一小撮资产阶级的鬼蜮伎俩所迷惑的。我们造船工人一定要和邓小平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进一步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用老愚公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一锹一锹地挖掉资产阶级赖以滋生的土壤，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
    “造船工人不为个人谋私利，一个心眼为了世界三十亿”，让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忠实卫道士所谓的“按劳分配”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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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糖包的砒霜
    一评所谓“关心职工生活”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原来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他曾经伙同刘少奇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而在他重新工作后精心授意炮制的《条例》中，竟一反常态，忽然大讲起什么“关心职工生活”来了。你说奇怪不奇怪？1
    其实，说怪也不怪。砒霜外面裹蜜糖，老虎颈上挂佛珠，都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种现象在复杂而又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邓小平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假惺惺地说什么“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啦，什么“生产、生活同时抓”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听其言必须观其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最关心工人生活？邓小平的所谓“关心”究竟是什么货色？要达到什么目的？
    列宁说：“改善生活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原则问题，必须辩论清楚。现在，让我们剥开邓小平“关心”的画皮，看一看在“关心”的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
    谁最关心工人群众呢？我们工人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哪个工人不是食不果腹，衣不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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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哪个工人不是黄连苦胆都尝遍？！哪个工人没有-一本血泪帐？！拿我们沪东厂来说吧，我们厂的前身是英商马勒船厂。接管以前，全厂没有一个食堂，没有一间浴室，没有一所宿舍。工人拼死拼活地干得满身汗，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甚至带来的冷饭，想放在烧红的铁块上热一热，资本家也不肯，一旦发现，就一脚把饭踢翻，工人们不得不用黄浦江水淘饭吃。在资本家的眼里，工人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哪里会关心我们呢？而如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工厂的主人，革命有奔头，干活有劲头，幸福的生活好比出土的甘蔗节节甜。毛主席、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关怀，象三月的阳光，照暖了我们的心坎。通过文化大革命，全厂革命、生产展现出崭新的面貌，生活福利设施也越来越好。一位老工人说得好：“解放前：造船工人人称‘讨饭’冷作工，干活要出牛马力，住的滚地龙，困的无脚床，穿的破衣裳，一日三餐薄粥汤；上班见星星，下班顶月亮，初一忙到年三十，一家老小饿断肠。解放后：造船工人当家作主人，阶级斗争永不忘，鼓足干劲大打翻身仗，扬眉吐气去远航；洗澡有浴室，吃饭进食堂，住上高楼房，生活有保障；甘为革命出大力，再苦再累心欢畅。要问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些生动的事实，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说明了毛主席、共产党才是最关心我们工人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次批判会上，写这首歌谣的老工人愤怒地说：“邓小平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我们造船工人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同邓小平坚决斗争，斗争到底！”尝过黄连苦，才知蜜糖甜。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只有牢记在旧社会我们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才能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对毛主席无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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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邓小平又是怎样“关心”工人生活的呢？他要关心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只要看看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如何“关心”的情形就完全一目了然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那时，我们厂里某些干部也搞起所谓的“四小”(千部小食堂、小花园、小疗养所、小汽车)。有人以改善职工生活为借口，用渔轮和国家统配物资同外地摘非法“协作”，抢购农副产品，违反了国家政策，影响了当地市场供应。还有人拼凑股金，办什么“职工消费合作社”，拉职工入股、分红，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同国营企业唱对台戏。结果是肥了少数人的私囊，为做官当老爷的人提供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大开了资本主义泛滥之闸门。
    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在阶级社会里“关心生活”问题，从来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谁不关心无产阶级，就必然关心资产阶级。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也是绝对不会违背其阶级本性的。人们不会忘记，当毛主席提出高级干部要主动减工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邓小平却对此大为不满，这个当时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大官”，公然通过他人之口，大造舆论，说什么“邓总书记家庭经济已经很困难了，工资不能再减少了”。与此同时，他却为了打牌，不惜动用飞机把打牌的搭档，从远地空运来陪他玩乐。今天，也仍然是这个邓小平，口头上高唱什么“关心”工人生活，暗地里百倍关心的还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为什么呢？原来，他自己作了“大官”了，要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原来，资产阶级法权是邓小平的“通灵宝玉”，是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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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是万万不准触动的。这正好证明了，只要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通过回忆对比，我们感到深受教育，认识到：旧社会资本家把工人当牛马，新社会工人当家作了主人。而党内的走资派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因为他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们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打着“关心”工人生活的幌子，想叫我们工人重进旧社会的苦难地狱。
    邓小平张口“关心”，闭口“关心”，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好象只有他才最关心人。他根本无视党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大量事实，倒打一耙，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对群众的生活是什么“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妄图以此来煽动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恬不知耻地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毛主席、共产党关心群众的伟大功绩硬拉到自己身上。其罪恶目的，一是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翻案算帐；二是想利用糖弹向无产阶级进攻，从生活上打开缺口。这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分化瓦解、拉拢腐蚀革命队伍，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邓小平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对有关职工生活问题，许了好多愿，或者把已经开始解决的事情，煞有介事地重提出来；或者把一时不能实现的事情，瞎开“空头支票”；或者把需要以后逐步解决的事情，提前向职工宣扬鼓动。他用这些作为一瓶瓶的腐蚀剂和迷魂汤，来麻痹我们工人的革命意志，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成为鼠目寸光的人。孔老二不是狂吠过“小人喻于利”吗？1林彪不是污蔑我们只懂得“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吗？！现在邓小平也这么胡诌，并且是这么干的。对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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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话，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国内有，国外也有。我们早就听够了。当年赫鲁晓夫曾指天发誓，要让每个苏联人民过着“上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勃列日涅夫也曾拍着胸脯保证，要给每户锅里添上一只鸡。多少年过去了，事实又是怎样呢？事实是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路上，冻死骨越来越多。从黑海之滨到莫斯科的郊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权贵们的别墅里，酒池肉林，腐烂发臭。这些老爷们曾经为“关心”工人而起劲地描绘过的“仙山琼阁”到底在哪里呢？！正如在莫斯科人民群众中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那样：这些东西一打开收音机全有了，一关上收音机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工人认为：政治上的关心，才是根本的关心，真正的关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通过革命取得政权，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也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获得可靠的保证与提高。因此，在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切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离开社会主义制度，侈谈什么“关心”，那只能是骗人的鬼话。而邓小平在《条例》中也就是这样地避开问题的实质，笼统地说什么“各级领导要生产、生活同时抓”。其所以要避开，是因为说不得。鲁迅说：“话，还是直说的好，吞吞吐吐，倒使人家一眼就看出在偏祖谁了”。在这里，问题倒不在于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抓生活，而在于为谁生产，改善哪个阶级的生活。邓小平在《条例》中，之所以吞吞吐吐，就是为资产阶级说话、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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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正是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让邓小平修正主义阴谋得逞，匈牙利反革命政变就要在中国重演，人民群众就将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工人老师傅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上了邓小平的圈套，就象鱼儿上了钩，今天叫你尝点甜头，明天叫你吃足苦头，最后叫你落人头。”请同志们想一想吧，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阿！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为我们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道路，但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我们还要进行更艰苦的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同眼前利益的关系，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使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的希望落空。所有这些，都是党和国家从根本上保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的生动体现。
    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到目前为止，我们厂已有二千多名职工子女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纷纷打起背包，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大干社会主义。就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却大谈所谓“工人退休、死亡后”，“子女参加工作”的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试问：如果职工子女“符合招工条件”，还要特地写上这一笔干什么？！这样一来岂不是恰恰证实了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破坏上山下乡，扩大城乡差别吗？1
    邓小平还胡说什么夫妻分居两地“不是一般问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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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般问题”！这完全是蓄意攻击和破坏内地建设的罪恶行径。大家知道，在战争年代里，有多少革命前辈闯南走北，在枪林弹雨中冲杀，把家庭和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有多少人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为把内地建设抓紧，用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这些革命的活动，深刻地体现了“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的广阔革命胸怀。客观的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撕下了邓小平的伪装，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的胡言乱语和无耻诽谤。
    值得深思的是，每当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用经济主义来转移政治斗争大方向的。在过去民主革命年代，正当工人大搞罢工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就用“多增加一些工资”、“多增加一些福利待遇”等作为目标，企图诱使罢工运动脱离政治轨道，陷入经济主义的圈套。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充当了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如此。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刘少奇一伙就大刮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妖风，妄图以此来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果仍然未能阻挡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九七五年，正当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很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么个“关心职工生活”，阴谋“扭”转毛主席为我们指引的大方向。这同样是骗不了任何人的，而只能暴露出他自己的狰狞面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一样：“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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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代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利益的邓小平，不也同样地既可悲又可笑吗！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头面人物邓小平出于阶级本性，是决不会关心职工生活的，他们的“关心”，也无非是腐蚀和欺骗人们，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于这种蜜糖包着的砒霜，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并加以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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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专”是修正主义的死胡同
    —评所谓“又红又专”
    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这是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沿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条例》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在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初看起来，《条例》也在谈论又红又专，但是，这里的红是被当作装潢门面的花架子，没有一点具体的内容。而对于专，却津津乐道，大谈干部要带头学技术，工人要熟悉技术，技术人员要精通技术，要造成
    一个学技术的空气。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不是说：“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吗？《条例》的炮制与出笼，就是为刮起这股台风提出了具体要求。
    《条例》对红专关系作了一番模糊的论述之后，提出“特别要注意使两者（红与专）互相结合而不是互相对立”。这里所说的结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只要看一看邓小平的奇谈怪论就明白了。邓小平不仅赤棵裸地鼓吹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而且竭力为白专道路辩护和提供方便，说什么“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他唯恐人们不肯上当受骗，还精心炮制了“白专无害”的谬论，赞扬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给白专抹上了一层香脂花粉。
    马克思主义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在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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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知识和技术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技术和业务，就是坚持技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条例》别有用心地抹煞了技术的阶级性，抽去了政治这个灵魂，热衷于使技术人员成为脱离政治的书呆子。但是，要真想脱离政治，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的，白专的结果，必然使技术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导致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沿着白专道路走下去，势必钻进修正主义的死胡同。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有个柴油机专业的工程师，解放初期，他从旧大学毕业后，认为知识到手，可以靠技术捞一把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人确实被当作技术“尖子”重用，尾巴翘得更高了。他只要“爱克司”，不要马克思，觉得技术上有一手，科研和生产离不了他。他完全把知识和技术当作商品，向党和人民索取与西方国家工程师相称的物质待遇，不能满足时，就对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和攻击。有一次，组织上要他参加定期的劳动，向工人群众学习，他大为恼火，把技术书籍一烧而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白天上班不去钻研柴油机，却专心研究老母鸡，收集国内外的名种鸡，研究如何养鸡取蛋，而对厂里正在试制的低速大马力船用柴油机却不感兴趣，消极怠工。他甚至公然说：“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举双手赞成，还要第一个上街。”由于他沿着白专道路愈走愈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最后反党反人民，堕落为可耻的反革命。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看穿了这条害人的白专道路，一针见血地说：“白专白专，专得愈多，中毒愈深；白专是个害人不浅的死胡同。”
    《条例》打着“要实现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旗号，大肆为白专有用制造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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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邓小平公然说什么白专“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赞扬白专能出成果，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这种论调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邓小平一贯鼓吹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条例》奉行的路线，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过去，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毒害下，使有些人把知识和技术当作商品，作为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造成有的技术人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技术书。有的对工作挑精拣肥，重设计、轻工艺，重大船、轻小船，不愿搞技术性较差的工作。有的把科研成果和技术资料占为己有，对同志搞技术封锁。更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人员长期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人群众，在技术、设计上不是照抄照搬，就是想入非非，贪大求洋。有的读了好几个大学，连划一张船用辅机设备的底座这样简单的图纸，都要出很多差错，造成返工报废。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的结果，还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比如我们厂很多船舶产品采用了坑锚，要使锚平稳地紧贴在锚穴内，船体上的锚穴线型较复杂。过去就有人把锚穴的放样工艺和数据视如珍宝，秘密收藏，互相封锁。那些技术“尖子”总是避着人关起门来进行操作，保密得很。许多工人气愤地说：“在旧社会，掌握知识、技术的人，是受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有了技术才能找到‘饭碗’。为了保‘饭碗'和争‘饭碗’，不得不对技术保密。现在解放了，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毒害我们，这样干下去，不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吗！”白专是资本主义社会孳生出来的东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会起消极的破坏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知识、技术在指导生产实践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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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无产阶级一贯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发挥知识、技术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有着原则的分歧。毛主席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照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要求知识分子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首先帮助他们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把立足点移过来。有了这样的前提，知识分子才能够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们厂的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技术、设计工作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广大技术人员急国家所急，想工农兵所想，群策群力搞设计，自力更生闯新路，通过工人、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从一九六
    九年以来的短短几年内，就先后完成了七千五百吨客货轮、二万五千吨远洋货轮、海上双体石油钻探船、三千吨级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船等十多种船舶的成套设计。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技术、设计人员没有增加，实际完成的设计任务却增加了
    七、八倍。这对于以往只顾保全个人的名利地位，不顾国家和广大工农兵需要，连设计一条小小的浦江渡轮都没有把握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说，是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广大技术人员狠狠批判了知识分子不能与工人划等号的资产阶级旧观念，坚决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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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工人一起烧电焊、做分段、装管子，施工联系日夜配合到现场。工人身上有多少汗，他们也流多少汗。许多技术人员通过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与工人一起大搞技术革新，广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使知识、技术发挥了充分的作用，仅据一九七五年一年的不完全统计，就实现各种革新
    四百二十九项。广大技术人员还敢于为革命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他们与工人一起不断突破技术关键，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我厂设计、制造的船用万匹柴油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进一步提高设计质量，使产品精益求精。以
    一艘经过设计革命的二万五千吨货轮为例，就可为国家节约钢材七百多吨，电缆四千多公尺，以及好几万工时。广大科技人员自豪地说：“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既是技术、设计大军，又是批判大军，还是劳动大军，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过去不能比拟的作用。”许多技术人员在斗争中入了党，不少知识分子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如造船技术组有个老技术员，过去受了白专的影响，只顾埋头绘图编书，不问政治路线。在某些人的授意下，他精心编制了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扯皮四十条”（工艺守则）。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对他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诚恳的帮助，后来，这个老技术员与革命群众一起狠批了白专道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他担承二万五千吨货轮总体设计期间，正好胃部动了大手术，但为了早日设计出争气船，顾不上休息，白天黑夜地投入了战斗。后来领导上要他去搞工艺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搞工艺，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我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大胆工作。我国的造船工艺还较落后，我要在工艺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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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图，”
    许多青年工人也积极为革命钻研技术，在大打造船工翻身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船体车间的“猛虎”班，大多是刚进厂不久的青年工人，他们不仅有冲天的革命干劲，而且有为革命努力掌握先进技术的刻苦钻劲，象船体分段大接等许多过去认为要四级以上电焊工才能干的活，现在甚至刚进厂几个月的艺徒都能承担下来，完成得很出色。这充分说明了，正是通过了对修正主义路线和白专道路的批判，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才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技术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和正确路线的引导下，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分地发挥作用。
    这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白专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此路不通，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把这套陈腐的修正主义货色重新端出来？为什么《条例》要如此起劲地为白专道路大唱赞歌呢？这是因为技术领域过去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一统天下。当我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深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为尖锐和复杂了。资产阶级预感到最终将被消灭的命运，他们妄图利用在技术领域等上层建筑的世袭领地，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和根据地，进行垂死的挣扎。科技界的一个走资派大叫“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种反革命心理状态的自我表白。文化大革命前，我厂的技术设计大权曾为少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所把持，如主管船舶技术、设计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就是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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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原英商马勒船厂留下来的“假祥鬼子”，这些人代表了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如果容忍这种局面继续存在下去，由于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必然要对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使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成果有完全丧失的可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工人阶级进驻了上层建筑，我厂的技术队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工人中选拔的技术人员占到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工人技术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上了砂子，使新、老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寻找一切机会，疯狂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扑。他们粉墨登场，大动干戈，重祭白专的破旗，为臭不可闻的修正主义路线摇幡招魂，目的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妄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回他们所丧失的世袭领地。他们把白专的精神枷锁套在知识分子头上，无非要把知识分子培养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我们广大科技人员决不会上当受骗。
    为了给重祭白专破旗制造反革命的舆论，《条例》按照“现在的主要矛盾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的奇谈怪论，大肆宣扬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搞理论、钻技术上，并鼓吹积极为此创造条件。当前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阶级斗争的严峻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虽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精神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关于正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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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技术人员的世界观问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对待知识、技术的态度上。在开展技术工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很容易在技术人员中以各种方式反复表现出来，形成这种或那种片面性的认识和错误的倾向。许多从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和奴化，他们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对修正主义有共鸣，白专道路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技术领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社会分工中的等级观念、商品交换、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长期地，每日每时地侵蚀技术人员的灵魂。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彻底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而努力奋斗。要不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还是反对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技术领域内斗争的焦点。邓小平和科技界的走资派，对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极端害怕。他们一方面疯狂反对掺砂子、开门办科研等一系列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蛮横地不许人们批判知识私有；另一方面大肆叫嚷要“正名”、“正位”，鼓吹研究所要以研究员为中心，热衷于把业务上第一流的“专家”提上所长的宝座，为专家治所大喊大叫。他们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知识分子的队伍，同无产阶级作激烈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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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故意回避技术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只字不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批判，完全是为了否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邓小平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资产阶级愈接近死亡，就愈要以十倍的疯狂从事破坏和捣乱。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还需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要进一步开展对技术第一、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的批判，将技术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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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中主义的手法修正主义的嘴脸
    评所谓“思想方法”
    俨然摆出一副“实干家”架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又是赌咒，又是发誓，扬言拚了老命也要大干一场。他
    一直声称，“不能光讲虚的”，制订的“条例要解决问题”。然而，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的结尾部分，却是一反常态，写上了“思想方法”一条，装模作样地大谈起哲学来了。这倒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不禁要问：他在所谓的“思想方法”里究竟是耍弄的什么花招？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种“装扮”的本领，邓小平也不外行。你看，“思想方法”的一开头，不就分明地写着“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以及“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吗？讲得多么冠冕堂皇呵！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他堆积的几句革命词藻，务必“要从各方面”去看一看。
    邓小平在这里口口声声要“提倡唯物辩证法”，然而我们纵观《条例》的各个部分，研究其中的若干提法，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这样一段话来：叭儿狗，“它却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不是鲁迅先生给折中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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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划的肖像吗？是的。在《条例》中，邓小平正是大耍折中主义的把戏，兜售其修正主义黑货的。他把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同其他两项诣示平列在
    一起，强调“是一个整体”，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他故意混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便达到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目的。他
    一方面说“不注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的继续革命，是很不对的”，另一方面又说什么“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很不对的”。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又是一个平列。革命和生产之间，究竟谁统帅谁，他避而不谈，却把所谓“生产可有可无论”强加于人。真正的意思不政直说，其苦衷在于唯生产力论的黑货不便直接端出来，于是将革命和生产来一个折中。他一方面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说什么“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这里说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没有！相反，用了“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三顶大帽子来吓人、压人、骗人。殊不知，邓小平的头上倒确有一顶恰如其分的帽子，上边写着
    四个大字：“假洋鬼子”！他一方面说“又红又专”，另一方面又说“特别要注意使两者互相结合而不是互相对立”。“红”统帅“专”的关系就这样被“结合”取代进而一笔勾销了。干脆写上“白专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或者“不管白猫黑猫”之类的话吧，这样做大约又嫌太露骨。货色太臭会影响销路的，还不如折中的好。够了！在《条例》中，诸如此类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的骗术，真可谓比比皆是。这才是邓小平授意炮制《条例》所采用的真实“思想方法”。可见，他的所谓“提倡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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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云云，不过是一块空招牌而已。
    “叭儿狗”虽有一副中庸之道的面孔，然而，它“遇见穷人则狂吠”，“而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鲁迅如此形象地揭露了折中主义并不折中，说明它是有阶级性的。在当今，折中主义就是为修正主义政治服务，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
    在“思想方法”一条中，不少地方“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在那些堂堂皇皇哲学语言的字里行间，都寓有邓小平所特定的含义。只要稍加剖析，便不难看出邓小平也是并不折中的。他说，对任何事物都要加以分析，“不可以不问青红皂白，
    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这句话的真意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搞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不能“一概否定”，而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则不能“一概肯定”。那么他要“肯定”或者“否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一看《条例》，也就更清楚了。同党的领导相对抗的“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管、卡、压的“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规章制度”；崇洋迷外，“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等等。这些就是他所要“肯定”的具体内容。相反，有革命造反派和青年新干部参加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是要“调整”的，工人阶级的反潮流精神，是要“警惕"和“批判”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是要“一律撤销”的，等等。这些都是他所要“否定”的具体内容。革命人民若要反其道而行之，便被斥之为“不问青红皂白”！
    邓小平还说，要重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将“成功和失败”进行比较。何谓“失败”？邓小平曾做过明确的注释。他不是讲文化大革命运动“伤害”了干部吗？！不是讲今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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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是“积重难返”而必须“全面整顿”吗？！不是要“矫枉必须过正”地“扭”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吗？！这就是“失败”。何谓“成功”？邓小平也有一条根本标准，即“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原来，“复辟”即是“成功”！如此明白，毫不折中。可见，折中主义的假象是经不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的。正当邓小平在《条例》中堆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之日，也就是他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工人们在批判邓小平的折中主义手法时说得好：“折中主义不折中，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什么‘一面另一面”，贯穿一条‘修’字线！”还有的同志在揭露“思想方法”一条的虚伪性时写道：“马列主义作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写‘虚'并不虚，实质是要搞复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破坏革命运动，大都采用折中主义的伎俩。什么蒲鲁东的“合题社会”，杜林的“杂拌”体系，考茨基的“中派”面目，布哈林的“缓冲集团”，都可称得上折中主义的杰作。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阴谋一个一个地遭到了破产。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从他的前辈那儿吸取什么教训，因而故伎重演，重蹈覆辙。这是由他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追根溯源，折中主义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及其信徒就搬出了“中庸之道”。以后，一切反动派，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鼓吹“中庸之道”，视折中主义为法宝了。折中主义与中庸之道，邓小平与孔老二，相隔二千多年，为什么会紧紧连在一起呢？这里，倒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公开地打出反动旗号行不通的时候，常常会有折中主义出来充当一个虚伪的角色。当年在奴隶社会“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孔老二既要“克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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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又要装得不偏不倚，于是搬出了中庸之道，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已取得伟大胜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深入人心，邓小平既要复辟资本主义，又不敢公开兜售黑货，因而玩弄折中主义手法。孔老二代表了没落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中庸之道是一切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邓小平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只能从没落反动的意识形态垃圾堆里寻找破烂。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没有能挽救奴隶制度的必然灭亡；同样，邓小平的折中主义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图谋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邓小平的下场决不会比他的老祖宗孔老二好一些。
    政治路线的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经常结合在
    一起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他们政治上反对革命、背叛革命，都要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机会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也是这样。既然在政治上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用唯心论反对唯物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并以这种反动哲学为武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所授意炮制的《条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一份反面教材。邓小平妄图把《条例》这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插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工业阵地上，不过是枉费心机。在我们把《条例》送进历史博物馆之前，还要充分利用它，充分发挥它反面教材的作用，以便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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